跨界太极学术 | 赵稀方：从《香港文学》看香港文学（六）

从《香港文学》看香港文学（六）

赵稀方

赵稀方：博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后殖民理论》、《翻译现代性》、《理论与历史》等著作。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访问学人，波兰罗兹大学，台湾成功大学、东华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作家的退出，《香港文学》上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这些作家没有历史包袱，不讲地域出身，不属于任何派别，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有文学实力，姿态先锋。

罗贵祥（1963-）生于香港，1985年毕业于香港大学英文系，后去美史坦福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后在香港浸会大学外文系任职。罗贵祥年龄不大，写作的经历却不短。大学一毕业，他就在《香港文学》发表作品，1985年，罗贵祥在《香港文学》上发表了《假如房子可以流动》（4）和《女性印象》（7）。这两篇作品一上来就让人望而生畏，《假如房子可以流动》完全没有分段，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文字，意识流动之密集让人喘不过气来。《女性印象》则是法国新小说的方法，加上印象派的插图。果然是英文系的学生。

罗贵祥

罗贵祥并非不会写实，《爱吃宵夜的二哥和夜光表》（133）就写得很棒，不过，他始终不能抑制自己实验的冲动。他的较为出色的作品，往往在实验与写实之间。《两夫妇和房子》（16）就是现实与幻觉的一次精心调配，获得当年市政局中文文学创作奖小说组亚军。其后，罗贵祥去美国念书，在《香港文学》很少露面了。十年以后，罗贵祥重新回来，先锋依旧。他这次带来一篇《有时没有口哨》（189），小说采用了“对倒”的形式，写一对男女旅行的经历。这篇小说与刘以鬯《对倒》有点像，然而不同，《对倒》虽然是两个男女主人公的意识对比，但两个主人公却并不认识，《有时没有口哨》的男女主人公却是熟悉的，两个人的意识互相指涉的缠绕。小说最后并没有制造一个“相遇”的高潮，而是让他们擦肩而过，巧妙地显示出了“主体间性”的效果。

董启章（1967-）是目前为止最具有实验性的香港作家。他的处女作，是1992年6月发表于《素叶文学》的写人偶之恋的《西西利亚》。1994年，他以小说《在碑石和名字之间》（119）登上《香港文学》。小说以“我”与亡灵对话的形式，说了十个碑石上的人物的故事，然而到最第十一块碑石，他已经开始怀疑这些故事，然而人却只能依赖这些随意的故事而存在。小说留给我们的，是话语与人的不确定性。《体育时期（下学期）》（197）则直接解构自己的写作。小说开头就写说：这部小说写得很快，已经十万字了，事实上小说才刚刚开始。小说接着为书出版担心，因为他的书已经被出版社退回，书中批评了香港的文化风气，批评了文学与道德、政治的关系，甚至于评论了高行健。小说甚至还提到，万一这本书能够出版，评论家千万不要说出“后设小说或后现代”之类的话。

《溜冰场上的北野武》（205），是一场新小说实验。在这部小说中，叙事者坐在观众席上某一特定位置对于整个溜冰场的不动声色的无中心的描写，不过它与“客观呈现”的叙事效果并不完全相同。这部小说从一开始起使有叙事者“我”的意识活动存在，“我一个人冰封在这里，无声地，寂然地，纵使在思绪里不断找圈滑行，但空白程度却只等同于其他隐形人的内心。”这是与《嫉妒》略略不同的地方，由于“我”的意识活动的参予，小说造成了女学生、小女孩母亲与情人等多声并置的效果，这可能说是香港“新小说”的意外效果。到了《天工开物的之电报电话》（210）、《天工开物之收音机》（215）等小说，董启章则开始从人走向物，致力于营造物的世界，以物体指涉历史。

董启章之后，最有成就的新生代实验小说家是韩丽珠（1978-）。韩丽珠初登上《香港文学》，是1996年的《输水管森林》（138）。小说将视觉上像肠子一样弯弯曲曲的输水管与外婆的死并置在一起，在生活的阴暗和压抑主导了“我”的意识之后，搬了新家看不到输水管后，反而不能适应了。《输水管森林》面世后，引起文坛关注，许子东主编的“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一辑香港卷，即以《输水管森林》为标题，并且以输水管为图像装饰这本书的封面。2000年，韩丽珠在《香港文学》发表了《壁屋》（191）。如果说《输水管森林》描绘是人面对都市的异化感，那么《壁屋》则力图呈现了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梦魇。“壁屋”指“一栋面面都是墙壁的房子，无论走到哪里，面前都是一堵墙壁，不只有四面，而是更多。”但这样一种壁垒，却可能成为向导：“墙壁领我们到该到的地方去。”据母亲告知，父亲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就进入“壁屋”了。但某一天“我们”却荒谬地见到了他，他的出现让“我们”忍不住大笑。此后，“我们”对于“壁屋”的理解有所修正，走出“壁屋”后，“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新的了。”另一个“我”终于离家出走，去了“壁屋”。在这里，“壁屋”事实成了人类困境的一个象征，这种困境在人的成长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形式，“我们当然知道壁屋是一座所谓的监狱，但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则不得而知。”

韩丽珠一直就生活在一个荒谬的世界里。这种荒谬，既来自香港，更来自人类社会的普遍处境。读她的小说，让人想到卡夫卡和加缪。韩丽珠接下来在《香港文学》上又发表了《宁静的兽》（248）、《波子》（234）、林木椅子》（260）、《悲伤旅馆》（275）等小说，这些小说均从不同的方面呈现人与城市的异化，不动声色。韩丽珠也因此屡屡获得文学奖，让人期待。

谢晓虹（1977-）开始登上《香港文学》的时候还很年轻，两篇小说《维纳斯》（172）、《咒》（178）显得稚嫩。2001年9月发表的《理发》（201）的时候，她开始才华初露。小说写女儿在家庭中的隐性心理。“我”的母亲靠理发店为生，幼年的“我”不太明白母亲其实不怎么会理发，但店里却有很多顾客。母亲痛恨男人，我也不喜欢母亲在理发的时候碰男人。终于有一天，她发现男顾客用异样的眼神盯着她，她却始终恐惧母亲的愤怒。而我在被男人抚摸的时候，“我抬头时只看见父亲，所以也像是只有他在抚摸我一样。”在这里，性爱意识的萌动、母女间爱恨以至父女间的情结，构成小说间的叙事结构和张力，成长与性爱已经浑然一体。此文得“首届大学文学奖”小说组一等奖，说明了文坛的认可。有点可惜的是，谢晓虹此后开始往后现代的方向走，她甚至写下了《读韩丽珠的小说》（242）分析其空间和心理的关系。她的小说《他们》（241）、《婚礼》（277）等，总觉得在追新，而丢了她自身最好的东西。

葛亮（1978-），南京大学本科毕业，2000年去香港读书，博士毕业后留在香港工作。第一次登上《香港文学》是2005年10月，《黑白套印的城》，写的是南京。接下来葛亮发表的作品都是有关于南京的，一直到十年以后，2010年1月，《香港文学》才出现了第一篇写香港的小说《离岛》，其后，他又发表了《台风》（313）、《逃逸》（325）、《宁夏》（336）等写香港的小说。2013年，葛亮出版了他的唯一一本写香港的小说集《浣熊》，在这部书中，《离岛》改名《龙舟》，《台风》（313）改名《浣熊》，《逃逸》（325）改名《猴子》，《宁夏》（336）变身《街童》等。薄薄的一本，然而很“惊艳”，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风格。

葛亮观察香港的视角，聚集在“新香港人”的身上。《台风》中的女主公所住的狭窄的房子，是15年前政府为安置新移民而建的公屋。《逃逸》中西港的“他”，也是十几年前偷渡来的。这十几年的时间，和葛亮呆在香港的长度差不多。至于《台风》中的影星谢嘉颖，八年前从台湾来香港，开始要先从语言关练起。《街童》中的宁夏一看名字就知道来自大陆，她来香港的时间更短，双程证都要到期了。这些外来者，如何在香港落脚，如何融入这个城市，是作者所关心的。这个过程颇多艰辛，有艰难、有悲凉的，甚至有生死，它们化成故事构成了葛亮的小说。《浣熊》中的女主人公，为了能够离开这间公屋，参与了一个敲诈活动，最后入狱。谢嘉颖傍上了一个富豪的儿子Ann，最后发迹然而也被出卖。《街童》中的宁夏为生存沦落风尘，因为爱上了“我”，她想放弃这职业，然而欲罢不能。对于新移民来说，香港就这样让人惶惶不安。然而，作者不愿意就此作罢，就像侦探小说一样，最后总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让你惊喜。《台风》中的警察卧底，虽然将女主人公送进了监狱，然而他居然爱上了她，并在她出狱后娶了她。葛亮的小说相当精炼，前面的场面一直紧崩，不动声色，结局却出人意外，给人留下巨大的想象空间。在语言上，葛亮刻意学习中国古代笔记小说，这正好应合了小说的格式。

周洁茹（1976-）生于常州，2000年去美，2009年定居香港。周洁茹发表的第一部香港题材小说，是2013年第5期的《到香港去》。这篇小说从内地视角观察香港，以此处理她的香港经验。女主人公张英买到了假奶粉，为了孩子，她被迫无奈参加旅行社的双飞团去香港买奶粉。一路担惊受怕，例行的景点游览显得非常灰暗，太平山到处有人抽烟，行程上的浅水湾也取消了。小说中的香港是负面的，然而这负面其实并非来自香港本身，而是来自于内地移民的感受。到香港以后，周洁如的确有过此种路径的写作，如父母对于香港的不适应，新移民在香港的艰难等。不过，周洁茹的长处其实并不在此，而在于从不同空间的角度书写香港。她与内地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她是从美国去的香港。来港之前，她有过十年的美国经历。在她的小说中，主人公常常想到的是美国，而非内地，这就使她的空间流转不限于内地/香港，而是离散/世界。

周洁茹之于香港，不是“南下”，而是“漂泊”。在美国，她有刻骨铭心的漂泊感受，这种感受同样延续到了香港。在采访的时候，问及在美国和香港生活体验有何不同，周洁茹回答：“空间距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差别，飞十三个小时和飞三个小时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飞来飞去的，不需要一个地方。”[1]“到香港去”与“到广州去”、“到直岛去”、“到常州去”是一样的。周洁茹的小说尽管在写香港，但并非刻意呈现香港的地方性历史，也非处理香港与内地的关系，而是表现都市疏离，特别从女性角度感知人性。所以，周洁茹说：“当然，我完全没有觉得我是一个香港人，但是我写了香港人的生活状态。就冷漠到残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一点确实也是没有地域界线的。”[2]周洁茹在少女时代就一鸣惊人，成为内地最年轻的专业作家，说明了她的文字才华。她敢于通篇运用第二人称叙事，这是很有难度的。她并不在意结构的完整，也不刻意经营故事，她更注意情绪的传达，为此不惜把故事割成碎片，这正符合她内心的分裂状态。

除罗贵祥是60后，上述年轻作家全是70年代以后出生，登上《香港文学》的时间也较晚。香港本土作家董启章、韩丽珠、谢晓虹等差不多都是后现代小说家，继承光大了香港50年代以来的现代主义传统。年轻的南来作家已经没有什么意识形态色彩，然而与香港作家仍然不同，葛亮仍然一直在写南京，写香港仍不脱南来视角，既写实又很先锋。周洁茹身为《香港文学》新任主编，却并不仅仅局限于地域，而是变成了离散写作。看起来，即使在回归之后，即使姿态同样先锋，本土作家与南来作家行走在两条路上。

“中左右”标示着作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立场，“老中青”则说明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别，在《香港文学》中，这两种差异是混合在一起的，既左又右，既写实又先锋，形成了独特的香港文学多元共同体。这种格局，与内地文坛是完全不同的。

注释：

[1] 《我们都是飞来飞去的》，《吕贝卡与葛蕾丝》，海天出版社2018年7月第1版，第198页。

[2] 同上，第201页。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何春桃

往期精彩：

【跨界太极】  第1097期

关注跨媒介  跨学科  跨艺术

跨地域  跨文化理论及创意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