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陈蕾：透视“生存”数码时代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逻辑.

透视“生存”：数码时代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逻辑

陈蕾.透视“生存”数码时代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逻辑.东南学术,2019(1)186-193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历史与现实境况复杂纷呈，本文以生存哲学意义上的生存性需要为轴心理解文创产业发生发展的原动力，并在生存迷失与反思生存的历史语境下剖析文创产业的问题生成脉络与未来发展走向，认为唯有将“迈向生存”作为引领文创产业发展的核心逻辑，才能营造出文化场域内多元主体的互惠格局，才能在文创产业的良性发展道路上不断提升其价值品质，进而回应数码时代科技冲击下的人类生存危机疑题。

关键词：生存；数码时代；文化创意；逻辑

随着参与主体渐趋多元，媒介技术日新月异，传播影响精微难测，文化创意产业的危机与契机同在。文化创意一方面通过裂变与增殖构筑着产业内部的无限多样性，另一方面渗人到一切经济产业形态中消解着传统产业划分的根基。如何理解文创产业的革命蕴含，以及如何在一种可趋共识化的信念图景中协调不同参与主体的文化实践意向，最终实现彼此间的利益互惠与文创产业的良性发展，并在渐趋健全的社会中广泛激活个人的创造潜能，已成为一项亟待解决的重大时代课题。本文从生存哲学的视角试图澄明，文创产业经济与政治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生存实践的基础上，只有充分领会生存实践的精神蕴含，并促使文化实践主体在反思与化除异化中赢得生存之机，才能彰显文创产业的人性解放潜能与先锋引领力，才能在人本主义道路上与时俱进地发展最崇高的人类事业。

一、理解生存:文化创意产业的原动力

“生存哲学”是由卡尔•雅斯贝尔斯率先提出，并被其赋以“阐明生命源泉、为人寻找安身立命之本”的重要使命。①作为哲学发展史中一股具有革命性冲击的力量，生存哲学力图克服近代主流哲学重形式逻辑而轻生命观照的弊病，主张回返哲学“爱智慧”的本义，将其作为一种生存方式，以亲自体验存在的意志和直面存在的勇气，有意识地承担起一切生存决断与生存抗争的责任与后果，从而赢得人类的最高自由一生存自由。与由外部控制或占有而获得的自由感不同，生存自由是一种超验性的绝对自由，它不受外在条件所限制束缚，但它只有在持续的自我超越运动中，从经验世界的“实存”回返精神世界的“生存”，才能在自我提升的实践中被体验到。雅斯贝尔斯认为，人只有在生命的本源中赢得真实的自我，才作为“生存”而存在。作为“生存”的价值主体，有以下特征.一是任何时候都把自己作为目的而非客体存在;二是以开放的胸怀在批判现实、超越现状中不断扩大视野而不固步自封;三是敢于直面人生，在悲剧命运中做出抉择，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不是被强大的偶然性压垮；四是通过对自己真实存在所做的有意识抉择，从可能性的生存不断上升到现实化的生存;五是拒绝成为空洞的存在形式和行尸走肉，把生存作为自身“存在”的归宿和意义，作为成就自我的条件。"②

超验自由是不可被对象化地把握和证明的，它只有在“生存”那里显露自身，但对于超验存在的信仰将现实地转化为自我超越实践的意向。人在探索自由的实践中，越真实地把握了超验存在，就越真实地获得一种绝对性的自由，这种自由将把我们带回生命的源头与精神的故乡，使我们获得转化自我命运的力量。相反，一旦人们抛弃对超验存在的信仰，就不得不在经验的实存中寻求自由，进而在无止息的相对运动中陷人绝望的堕落和空虚，难以安身立命。因此，追求生存自由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生存哲学的信仰下自我成长与自我实现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看，生存哲学可以被理解为是根植于自我、面向自我、反思自我、重塑自我，并最终旨向解放自我个性与发展自我潜能的“自我实践学”。在此，“自我”并不是狭小恒定的孤立个体，而是不断延展其认同广度与深度的精神空间，是通往世界一切门道与永恒精神的元方法。当它在自身发展中达及天人合一之境时，生存自由也将达到极致。正因如此，自我的终极认同问题成为了长青哲学的核心议题，人类对它的探讨与认识具有超越时代与文化差异的统一性。

如果说生存哲学向我们揭示了一条通往生存自由的道路，那么很显然，缘于人类动机与需求的复杂性，迈向生存并不是一条普遍和必然的道路。马斯洛在辨析人类需求性质的基础上，将人类动机大体归于两类:一类是基于生理、情感本能需要的匮乏性动机，它以对外在条件的依赖、对欲望难以获得满足的匮乏感，以及忧患得失的心态为主要特征;另一类是基于超越性需要的存在性动机，它以无待于外的相对独立性、对爱与丰富的强烈感知，以及乐于分享与奉献的行动意向为主要特征。③

弗洛伊德曾将人类一切思想和创作的基本动力归于性力“力比多”，亦即将匮乏性动机视作人类活动的原动力。这种观点虽曾获得广泛的影响，但对具有典型自我实现特征的人格类型却缺乏充分的解释力。对此，超个人心理学以更高的整合力给出了另类的解答，即把超越性视作生命的动力之源。该判断建基于“人的本质是灵性的”这一基本假设上，它把灵性视作支持和维护自我心理结构的深层来源，并由此推论对灵性的追寻是人类实现全然健康所不可或缺的。④虽然人类固有的超越性与缺陷性双重动机的张力造就了人类意识的多重光谱与精神生态的多样性，但人类的多维意识最终还是被统摄于人性最深处的灵性需要中并受其牵引，这才使人类得以在向往生存自由与逃避生存自由的双重可能及其矛盾中形成对生存自由的领悟和把握。当进人生存时，将感受到生命如其所是的美好与丰盈、自在与无缚、完整与贯通，那是一种不受外境所易的至高自由。当悖逆生存时，将不得不承受生命无明无常的痛苦与焦虑、不安与恐惧、分离与割裂，那是任何一种外界条件都无法根除的内在束缚。在生存与非生存之间，构成了人类无所不在的生存探索与生存抗争，而面向或悖逆生存的生命实践亦造就了无限多样的精神流露与精神渴求。文化创意产业作为人类精神的物化呈现与流通体系，所承载与呈现的无非是人类生存探索、生存抗争与生存交往的百态图。人类渴求生存自由的本真需要而进一步投射出来的挣脱束缚与成长的需要、精神受激与启蒙的需要、精神交往与分享的需要，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生生不息注人了最本原而持久的动力。

弗洛伊德

二、迷失生存:文化工业中“人的异化”与“文化的同化

黑格尔曾从人本质的丧失这个意义上阐释异化，认为人本质的丧失是人与其所创造的客体的分离。人的异化就是本来由人所生产和创造的应当属于人的东西不再属于人，反而成为异己的、与人对立的和反对人的东西。⑤以生存哲学观照，人的异化也可被理解为人迷失和偏离生存，失去内心完整感、和谐感与自由体验的一种社会机制与心理机制。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异化概念从纯粹思辨范畴引申到社会现实语境的具体演绎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揭示，开启了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批判之门。作为“人的异化”的核心表现，异化劳动把自主与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即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他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劳动成为一种自我牺牲、自我折磨，成为一种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的活动。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进一步结果是人同人的交往相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也同他人相对立，他将以作为自身所具有的尺度和关系观察与对待他人。⑥与异化劳动相适应与支持的是工业文明下的私有财产制以及对货币普遍而无节制的追求。正如马克思所见，私有财产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是这一外化的实现。而偿付劳动本身的工资是异化的必然后果，因为在工资中，劳动并不表现为目的本身，而表现为工资的奴仆。⑦作为工资与私有财产的抽象形式，也作为需要和对象之间、人的生活和生活资料之间的牵线人，货币因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及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而成为万能力量的表征，成为能弥补一切现实不完善性的幻象，进而成为被普遍追求的目标，且无度和无节制成了其真正的尺度。

劳资双方对货币的双向需要促成了高消费主义社会的诞生。无限丰富且快速迭代的商品一方面满足了资方组织与扩大再生产的逐利性需要，另一方面满足了异化劳动者在形色消费中探寻异化劳动代偿之道的需要。“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人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⑧人作为人更加贫穷，他更加需要货币去夺取敌对的存在物，而他的货币力量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另一方面，“由于私有制不懂得要把粗陋的需要变为人的真正需要，工业的宦官往往基于最大利润原则，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激起他人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人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⑨实际上，穷人粗陋的需要比富人讲究的需要是大得多的盈利来源。对于粗陋来说，自我麻醉一这种对需要的表面满足，被认为是一种真正的享受。⑩于是，粗糙而低级的需要构成了工业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主要驱动力，高消费主义社会运作的结果是资方对劳方相对剥削的加重及劳动异化程度的加深。当工业文明下追求利润与高度消费的精神土壤与大众媒介的技术种子相遇，就产生了具有时代历史意义的新工业形式一文化工业。

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将文化工业视作“欺骗群众的启蒙”。他们认为，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体现为人们越来越不自由却不自知。改变这种状态需要文化的异化。“文化的异化”是指文化中应包含与社会现实的不合理现象相互排斥而非相互调和的成分。“文化的异化”通过对异化了的存在有意识、有步骤的超越，帮助人们摆脱“人的异化”。⑪然而，文化工业的现实却是按照工业运作的资本逻辑生产与贩卖沦落为商品的文化，以“快感”麻痹人们思考的神经，以沉沦无度的娱乐满足最大多数人最粗糙最低俗的精神需要，以获得最大额度的利润。如此引发的后果实际上是“文化的同化”，进而“抑制观众的主观创造能力”，“文化消费者的想象力和自发性渐渐萎缩”。⑫“人的异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合谋相应中被加重了。

在更广泛的视域中，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往往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文化的同化”肇因于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的教育普及化运动。阿诺德•汤因比曾犀利地洞见到，虽然教育的普及化在帮助民众“脱盲”上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它在追求“广度”的时候失去了“深度”，与传统文化背景的脱离不可避免地导致教育的乏力。我们大量生产的智力产品既没味道，也没营养。“无论是在只有社会特权阶层才能继承教育特权的社会体制下，还是在教育只是那些勤奋和天才人物的额外礼物的社会体制下，教育不是蠢猪面前的珍珠，就是一个人倾其所有才能购买到的昂贵的奢侈品。在那种情况下，教育都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既不是实现其野心的工具，也不是无所事事的娱乐手段。教育有可能变成大众的娱乐工具一或提供娱乐的企业家获得利润的手段一只是在基础教育普及之后才出现的。这块教育普及的面包，刚一放人水里，立刻从深水处冒出一大群鲨鱼，在教育家的眼皮底下，吞噬了孩子们的面包。”⑬也就是说，普及教育恰好培养了文化工业所需的庞大消费人群及其低劣的文化品位，教育的初期成果就这样被文化资本窃取，成为文化工业中利润的来源，众多文化资本家通过给半受教育人群提供无聊的消遣而发家致富。虽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眼光中，他们是获利的剥削者，但是在生存哲学的棱镜中，他们同样是生存的迷失者，正是生存自由的迷失驱使他们从外部排他性的财富占有中寻找自我价值和力量的来源。他们所营造的思想匮乏、娱乐泛滥的时代精神空间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他们自身精神栖息的场所，而他们看似精致的文化需要，不过是通过显赫自身的方式麻痹自我，以遮蔽自我的生存迷失罢了。

三、反思生存:数码科技的时代冲击

反思作为精神辩证发展运动中的关键一环，是对既有存在的自我否定、自我返回和自我筹划，进而完成从相对不自由状态向相对自由状态的超越性探索，它往往以对生存危机的感知为契机，而生存危机又往往是由新技术的冲击或时代境遇的转型所激发的。现代工业文明肇始于物质匮乏时期人类受缚于生存条件的不自由性感知，在通往物质解放的自由探索道路上，现代工业文明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为我们营造出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世界。然而，工业文明所建基于其上的私有制与高消费主义以无度无节制的货币追求为动力，且高度依赖于异化劳动，使人在无限丰富与绝对过剩的物质世界中依然摆脱不了对物质的相对匮乏感，加之异化劳动带来的身心分裂感与过度消费弥散的虚无主义感共同酝酿出一种新的内在不自由，正日益成为时代普遍的精神危机。虽然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伴随着现代化发展的整个历程，但唯有新的垄断性技术以绝对扩张的趋态登上社会历史舞台，并以摧枯拉朽之势打破传统存在的平衡时，新境遇下的生存反思才会被视作迫切而重大的时代课题在公共议程中日益凸显。

当下，数码与智能科技正以垄断性的姿态翻开人类历史新的篇章，其革命性冲击力不仅波及人类生活与工作的一切领域，还深深嵌人人的观念模式与行为模式中。与代表传统工业文明典型特征的“利润至上”“高消费主义”“异化劳动”“黑箱效应”“私人占有”等相对的另类观念与现实一“人性本位”“环保主义”“创意劳动”“智能匹配”“共享文化”等已悄然启动社会变奏并有望进一步成为未来生活的主旋律。而所有这一切都始于信息数码化的抽象革命。根据信息语言逻辑，数码指涉所有由1和〇的数字二元发展而来，或可约化为数字二元的事物。数码人类学基于数码与人之间本质关系的洞察，将数码视作一种人以二进制基准将世界约化为数字二元的抽象能力。⑭人的抽象能力作为核心变量对人类社会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通过货币的运作机制及其影响得以透见。现代世界的货币系统实质上是人们将事物约化为以十进制为基准的信息系统。与数码一样，货币代表着人类抽象能力的新阶段。货币将不同东西抽象为相同要素并予以量化，进而跨越时空地建构了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匹配关联。虽然每一次匹配性交易的完成都是货币传播力无远弗届的彰显与货币权力无所不在的见证，但由于货币抽象的缩减效应具有不可还原的损耗性，人类在受益于货币所带来的权力扩张的同时，也必然承受着货币抽象而造成的分离异化。货币交换促使人专注于狭窄的专业与市场分工，专注于等价、计算、数量与结果，却日益远离生存交往的源头和过程，远离全面平衡的生活。货币抽象一方面通过排除生存个性与本真交往阉割了生命的内在体验空间，另一方面通过增殖自身的内驱动力激发了工业化的商品浪潮，进而使人淹没于五光十色的商品生产与消费之中无法自拔。这些商品数目之多，早已超出人类能够将其作为文化吸收的能力。人类在层出不穷而不可把握的物的包围中只能愈显渺小无力，生存自由的迷失遏制了生命内在潜能的彰显。在货币资本的逐利性逻辑下，人与人之间原本丰富的交往关系被降格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与自然界之间原本复杂多元的精神关系被单一化为掠夺式开发与从中谋利的关系，人与自身之间原本以身、心、灵和谐统一为价值旨归的意义对话关系，退化为单一地以货币满足身体需求及娱乐需求的关系，与这些关系转换相伴随的则是人对货币日益增长的需要。当货币本身的媒介功能被遗忘而被奉为终极追求目标时，供需双方只能在疏离彼此真正需要的“黑箱效应”下盲目生产与消费，这必然导致生产工具的滥用与无限制的竞争，其结果是:连续不断和日益扩大的破产;失算，突如其来的破落和出乎意料的致富;商业危机、停业、周期性商品滞销或脱销;工资和利润的不稳定和下降;财富、时间和精力在激烈竞争的舞台上的损失或惊人的浪费。⑮在相对主义的不确定氛围中，货币又进一步成为饮鸩止渴的安全感来源。

如果说上述货币异化的发生机制皆根源于货币抽象的分离效应，那么数码抽象作为人类更强的抽象能力，正在以“物极必反”的逻辑向抽象的对立面回归。事实上，数码的抽象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比1和〇的组合更简单的了，且数码化的过程能够以惊人的速度与极低的成本实现完全拷贝，这就使数码抽象获得了比货币抽象更自由灵活的性能:货币抽象作为一种损耗性的抽离技术，将不能纳人十进制计量体系的信息降格或排除在外，这种抽离往往是不可逆转与不可复原的，最终往往以人格的分裂为代价。而数码抽象则是一种保存式压缩技术，它几乎可将一切信息纳人其中，通过结构化折叠的收纳技术对信息加以压缩，被抽离的部分并非被永久性删除，而是被有序地隐藏起来，它们随时可在召唤中被重新激活，还原至趋近于本貌。因此，它既可随时简化信息使其轻装上阵，又可随时增容信息使其完整呈现，表现出典型的超链接效应。正是数码科技这种具有无限弹性伸缩空间的抽象技术为化解货币异化下的生存危机带来了新的机会。在普遍数码化的数字信息互联环境中，原先被隔绝于货币体系之外的信息、能量、情感获得了新的保存路径和联接通道。这为利润目标之外的价值探索留下了广阔的空间，也为多元价值回馈机制创建了新的可能。传统生活理念中“金钱虽非万能，没有金钱却万万不能”的逻辑被超越性改写。免费模式作为一种新潮的经济样态正迅速崛起。它克服了传统货币中介功能的有限和僵化，使大量闲散物品、时间、精力、技能借助数码技术与网络平台以虚拟货币、积分等级等多元价值回馈机制得以盘活流通与自由匹配。精准计量不再成为唯一的匹配规则，体验与兴趣的情感性匹配开辟出更广泛的生存交往空间。于是，货币原先被无限夸大的能指价值重新落回到其所指的源头，即人本身的创造力及符合人本真需要的创造物。货币异化下的生存危机终于在技术推动下导向生存意识的觉醒。

对人全面潜能及深层需要的重新觉知如同多米诺骨牌中至关重要的促发力，紧接着将逐层摧毁传统社会的动力平衡:在重返人性的文化氛围中，身心分裂的异化劳动将愈加难以被接受，而工作与休闲混为一体的创意劳动则成为普遍的理想愿景;货币作为核心价值筹码的垄断性正在被打破，以数码形态嵌人互联网的生存轨迹越来越成为直观有效的价值评估筹码;数码信息的瞬时联通互馈正促使基于真实需要的精准定制、循环利用与长效服务成为新的消费风尚，从而冲击原有在货币运动的“信息黑箱”中基于虚假需要而形成的高消费浪潮；以人为本位的“使用”逻辑正取代以物为本位的“占有”逻辑渗人当下的社会文化心理，继而催生出种种共享经济模式。随着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物联网、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挖掘等数码信息采集与计算应用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回返人性本真的多米多骨牌效应将愈加显著。

马克思曾言，当一个社会的现实状况不能积极展示人的本质，不是用来创造丰富和全面的人，用来实现人的生命的完满表现的时候，它就必然会走向堕落和腐朽。⑯如果说现代化浪潮下由货币异化肇始的人性分裂与生存迷失是这种堕落和腐朽的表征，那么当下的数码时代则意味着转折性历史的开端。与此相应，我们关注的焦点也应从堕落和腐朽境遇下“如何利用人性的片面性”转向数码时代“如何还原人性的完整性”，这构成了当下反思生存的中心议题。

四、迈向生存:营造文化创意产业的互惠格局

文化创意产业作为全球经济社会转型背景下新经济的典范性形态，不仅承托着开辟未来绿色经济与拯救生态资源的理想，还包含着解放人性的革命想象空间，它的革命性蕴涵集中体现在生产转型和劳动转型这两个方面。其中，生产转型主要是指由原先以物质对象为主的社会生产转向以非物质对象为主的社会生产。这种转向具有生命政治生产与创制共同性的深远意味。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在诠释生命政治生产概念时指出，在非物质生产日益占据霸权地位的社会条件下，经济的中心已从物质商品的生产转移到社会关系的生产，新型生产者需要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自由参与到交往网络、信息银行及文化圈等共同性之中，在此间他们不断增强的相互协作能力将使其逐步获得自主生产的能力，他们的主体性在资本增殖的同时也在经历价值自行增殖，而不受限于稀缺性逻辑的文化成果在传播共享中亦将累积可以抵制资本统治的共同性，因此这种生产同时具有政治性反抗的意义与生命形式再造的意义。⑰而文化创意产业的劳动转型主要是指从非创造性劳动向创意劳动的转型。与外在于自身而沦丧生命多维潜能的异化劳动不同，文化创意产业所依赖的创意劳动是生命潜能被高度开发的结果。由于生命潜能唯有在劳动者超越机械与资本逻辑等外在束缚并深刻领会生存自由的前提下才可能得以充分彰显，因此创意劳动内在地要求劳动者自身必须是面向生存的，它同时召唤现代人力管理从压抑生存到尊重生存的范式转型。

上述包含于文化创意产业之中的革命性蕴涵让当代乐观的马克思主义者窥见到共产主义的曙光，却也让敏锐而忧思的文化政治批判论者看见革命空间被资本逻辑再度同化的另一番景象。英国学者安吉拉•默克罗比在基于对英国创意工作者大量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揭示了创意工作光环背后的种种焦虑与悖反，如:创意劳动虽意味着更加自由灵活的工作或创业选择，但其代价是就业保障的弱化与不安全感的增加，进一步的结果是政治性社团的衰落与创意劳动雇佣成本的下降;创意劳动者虽然具有激情工作的普遍特征，以至无怨且自觉投身于超时间超负荷的工作，并以高度的自反性勇于承担起一切与己相关的责任，但“自我剥削”与“惯于自责”的实际后果是更好地服务于新资本主义的利益并使其免于社会批评等。⑱默克罗比的揭示犀利地指向了创意文化流行话语背后所可能隐藏的意识形态欺骗性，“个性化”的标榜和创意设施的巧立名目不过是蒙蔽思想的伎俩，以便于让资本找到新奇的方式卸掉自己对劳动大军的责任，同时亦便于缓解日益膨胀的中产阶级劳动人口对主流就业市场带来的持续压力。此外，文化创意的虚假光环也为那些劳碌于文化产业底层的数字劳工提供了短暂性精神满足的想象资源与看似尊贵的身份认同。

文化创意产业革命蕴涵的乐观想象与对文化创意产业实然景观的现实批判，以富有张力的对比呈现出这一场域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源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包容整合性，多元主体基于多重动机的多维实践共同构筑了这一场域的边界与原则。在不同参与方动态的意向交杂作用下，文化创意产业的实然呈现亦处于多重可能性中，它既可能成为真正促进生存的现实经济载体，也可能成为新一轮生存迷失的延展区域。为了理解这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背后的创造性空间，有必要在此区分两种审视视角，一'种是对主体内生存性状态的审视;另一'种是对主体间社会性关系的审视。在第一'种生存性的审视视角下，生存自由是内在超验的绝对自由，创意工作作为自我浪漫主义的实践是探索生存自由的必然道路，所有外部困境或不利条件仅仅构成考验生存选择的契机，而非遏制生存自由的必然阻力，当主体在生存选择中获得生存自由的明证性时，一切外部阻力将转而成为生存性动力。同样地，外部有利条件也并不构成促进主体生存自由的绝对必然性，只有当主体将生存性需要作为生命的本真需要，并将对生存自由的信念现实地转化为自我超越的实践意向时，外部条件才能转化为推促生存的契机。因此，外部条件对个体不具有绝对效用，其意义主要在于是否能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激发人们追求生存自由的普遍意向，进而在渐趋共识化的生存信念图景中开创出主体间广义的生存互惠格局。在第二种社会性的审视视角下，社会正义是需要获得持续监测和维护的公共价值。由于任何社会装置或社会设施都可能成为促发或维系不均衡利益分配格局的隐秘机制，因此社会批判工作者需要时刻保持一颗警醒之心对一切隐含不正义的社会构成要素进行揭露和批判。尤其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交替期，人们需要与对新事物的乐观情绪保持一定距离，以更冷静的姿态为人们剖解旧世界强大惯性的潜人机制，以及可能新滋生的种种非正义要素。这种针对外部关系的审视和批判固然有利于促成良好公正的社会生存条件，但不可取代关切生存本身的内视视角，亦不可作为生存自由与否的判断依据，因为在不平等的剥削关系中依然可能实现主体的生存自由，而在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中也依然可能面临生存自由的挫败。

上述两种审视视角的区分为深人理解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新经济体的机遇与威胁开辟了新的路径，也为协调与整合关于文化创意产业的不同见解创造了新的可能。由于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境遇下对生存自由的信念和领悟程度必然也是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在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受制于旧经济体思维模式的强大惯性而显现出参与主体非生存主导或低生存度的现实面向，资本的逐利性在很长时间内依然可能是推动文创产业前进的核心逻辑，但生存性需要作为人类精神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绝对性需要，在数码科技逐渐消解货币异化并还原人性本真的时代语境下，必将越来越显著地发展成迫切而普遍的现实需要。文化创意产业的历史机遇正蕴藏在领悟生存逻辑的长远眼光中：当生存逻辑越来越显在地成为不同参与主体共识化的实践原则时，由此而形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互惠格局将带动文化创意产业迈向更高的发展层次。这个进化升级的过程也许是漫长而曲折的，其间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可能对持生存逻辑的参与主体的生存条件造成外部挤压。因此，外在的批判性审视对捍卫人类共同的价值而言是合理而必要的，但所有关于危险和不公正的揭示不应成为主体退缩或放弃生存意志与生存探索的理由，因为生存性追求是从属于超验领域的绝对性需要。

对于捍卫公共价值的公共性力量而言，在文创产业中可为的积极贡献不仅在于“纠偏”性的批判，还在于“扶正”性的支持。在政策制定方面，应充分发挥政策杠杆的引导与协调作用，优先鼓励与扶持在生存论意义上富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逐步扭转“先产业、再文化”的短视取向；在教育方面，应着力通过对文化传播专业教育的生存论转向赋予新时代文化生产主体更坚定有力的生存意志，培养大批具有独立人格的新生劳动力，以增量革命的方式推促存量劳动力从非独立的市场人格向生存性独立人格的转型。

五、结语

在文化创意产业的良性发展越来越成为全球经济的焦点议题之际，澄明文创产业的深层逻辑至关重要。实际上，人类的生存性需要是超语言、超国界、超历史的。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臻成熟，人在未来科技语境中必然面临的生存危机不得不被提上思考议程:如果人在日常生活和劳动中的一般思考和行为路径都能被人工智能预测、模仿，乃至取代，那么什么才是人之为人的特质？如果数据主义征服世界，人如何面对自身作为生物意义上的物种降格，如何获得有尊严的生存？在科技革命引发生存危机并倒逼心智革命的时代，理解生存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重大议题。唯有理解生存，才能获得安身立命之本，才能进一步以生存逻辑为文化立心、为新科技立心、为世界立心，才能避免在迷失生存中走向人类自我毁灭的道路。迈向生存，不仅是文化创意产业良性发展的经济需要，更是当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与根本使命。

注释：

①维尔纳•叔斯勒:《雅斯贝尔斯》，鲁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②方朝晖:《重建价值主体》，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③亚伯拉罕•马斯洛:《马斯洛论自我起越》，石磊编译，中国商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36-37、41-42、51、58页

④布兰特•寇特莱特:《起个人心理学》，易之新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⑤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

⑥⑦⑧《马克思1(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54-55、58-59,61-62，120页。

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1、126页。

⑩石义彬:《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第29页。

⑪Adorno&Horlcheimer，TheEnli>tenmentofDialectic.httputa.edu/huma/illuminations.

⑫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292

⑬丹尼尔•米勒'希瑟•霍斯特主编.《数码人类学》，王心远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⑭《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1-32页。

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45页。

⑯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大同世界》，王行坤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页。

⑰安吉拉•默克罗比:《创意生活:新文化产业》，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14、24、8、39-40页。

图片来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何春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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