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太极学术 | 王金黄，丁萌：人文地理学的跨学科互动: “文化景观”与“文学景观”

人文地理学的跨学科互动: “文化景观”与“文学景观”

王金黄，丁萌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0)

2019年3月19日发表于《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摘要］“文化景观”是人文地理学的关键词，发轫于“景观”，经历了“景观”向“文化景观”的嬗变，其总体涵义指彰显文化属性的实体景观。“文化景观”的指涉范围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成为跨学科联系的高频词汇，如与文学地理学所建立起的跨学科互动。这种互动总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为人文地理学关键词“文化景观”，与文学地理学关键词“文学景观”之间相联又相离的关系;其二为“文化景观”自身包含的人文地理学科方法论，与文学地理学学科研究方法论之间，形成了互视、借鉴的有机模式。跨学科互动的双向审视，既修补了文化景观研究中偏离本体研究的不足，也成为检验文学地理学的学术话语权及现实功用的一次尝试。

［关键词］文化景观;文学景观;文学地理学;学科互动;学科互视

［中图分类号］I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9)01－0027－07

“文化景观”(Landscape)发轫于20世纪初期美国人文地理学科，随着学科的完善，分支逐步细化，也成为人文地理学科的下级学科———文化地理学中的关键术语，其关键性有3点:一是学科构成。“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的五大研究主题之一。”［1］二是生态保护。在人地关系不甚和谐的当下，“文化景观”的保护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命运共同体。文化景观指称宽广、兼容性强，是自然要素、人文风貌的综合，成为人类生存的本体要义。文化景观是作为人文地理学的一支，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也经历了丰富与变化的过程。当下的文化景观研究，似乎已跳出单纯的地理学科模式。以中国当下的“文化景观”研究而言，与旅游、建筑、考古、环境保护等领域多有交叉，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的主体内容之一。在这种“跨越”中，文化景观与文学地理学所建立的跨学科联系，便是重要一环，亦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何为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本土学者自主创立的理论话语体系，文学地理学是以地理环境为传达载体、地理意识为先验自觉的文学本体研究，聚焦文本与地理要素间的关系，并联系作家的地理书写，突出文学与地理的双重要素，有望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二者跨学科比较的依据是什么呢?文化景观以自然景观为前提，受人类实践活动影响，成为彰显文化价值的“文化景观”。从这一生成过程来看，文化景观自身包含双重属性: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这一特质恰与文学地理学的相符合。为何符合?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但又不同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最重要一点就在于“地理”意识的有无。在传统的文学研究中，文本中所存在的地理元素虽然也有被提及，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即使成为关注对象，也并没有将地理要素上升到作家、哲学层面上去。如此强调地理要素，是因为作家创作、文本布局乃至人类生存，都要以特定的地理空间为依托，尤其是文本中的地理要素，往往是不可或缺的。故文学地理学是将“地理”文本化、意识化的文学研究，它不仅关注文学，更关注地理;不仅关注人文社会，更关注自然环境。文学地理学研究中的双重关注，与“文化景观”中的双重属性不谋而合，这是二者开展跨学科探讨的比较依据。

1

关键词———“文化景观”

从词源学角度来看，文化景观(CulturalLandscape)是从景观(Landscape)中分化出来的，是“景观”的下层、偏正结构。景观(Landscape)“作为科学概念的‘Landscape’……古今中外有着难以统一的解说及内涵表现”［2］。“Landscape”的词形源于德语“Landschaft”，而德语又源自荷兰语。在荷兰语中，原意是围绕着住房的田地和草场，以及作为背景的原野森林组成的集合。“Landscape”在印欧语系中出现时，受荷兰画派影响，如“Indeed，theartistictraditionoflandscapepaintingdidnotfullydevelopinEuropeuntilthe1500sandearly1600s．”［3］62即“景观”最初的含义与风景画相关。自16世纪起，欧洲艺术领域转向更突出人本元素的风景画。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人物被缩小至更广阔、更具地域特色的风景中，作为描摹背景的风景特色，已逐渐与“景观”所聚焦的地理属性相吻合。之后，随着地理学科兴起，“景观”成为研究的基础对象。随着人们对于地表要素以及人类活动认知的提升，“景观”固有的自然地理属性开始转向与人类实践活动相关的文化要素，文化价值愈成为新的价值寻求。19世纪中叶，文化人类学建立，在探讨文化对人类的影响上，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元素的敏感度。19世纪末，“文化景观”已逐渐从地理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并逐渐成为一个独特的、有重要价值的研究领域。

“文化景观”的提出与嬗变，表现为生成性与建构性的变化过程。首先，德国地理学家F．Ｒatzel最先阐明文化景观的概念，当时称为“历史景观”。20世纪初，“文化景观”作为一个广义的地理概念开始应用，“主要是指自然风光、田野、建筑、村落、厂矿、城市、交通工具和道路，以及人物和服饰等所构成的文化现象的复合体”［4］281。而作为地理学专业术语，由20世纪初期德国地理学家O．施吕特尔(O．Schluter)提出，O．Schluter将“景观”分为两类:一类是原始景观，未过度沾染人类活动而存在的景观;一类是文化景观，即原始景观经由人类活动改变后的景观。O．Schluter于1906年提出“文化景观形态”的概念，指出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区别，要求把文化景观当作从自然景观演化而来的现象进行研究。继O．Schluter之后，对文化景观理论贡献最大的当指美国地理学家C．O．索尔(C．O．Sauer)。C．O．索尔认为文化是塑造文化景观及地球表面可见特征的重要力量。1923年，索尔进一步提出文化景观是人类按照其文化标准，对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1925年，索尔在《景观的形态》中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文化作用于自然景观的结果。1927年，索尔在《文化地理的新近发展》中首次明确了“文化景观”的完整概念:文化景观由文化群体的自然景观构成。文化是代理，自然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5］。这一定义，成为后世对“文化景观”的经典释义。索尔并没有停留在对文化景观的发现上，而是将目光投向自然景观向文化景观转变的动态过程中，研究文化景观的生成与变化，开创了文化地理学学派———“伯克莱学派”。索尔的最大贡献除了对文化景观的定义外，就是引导人们用发生学方法来研究文化景观的生成与演进，将以往对文化景观的静态认知转向动态模构上。

就地理学科而言，继伯克莱学派主张应用发生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互动关系后，地理学家运用此方法，将文化景观的研究集中于土地的利用、开发与演变的历时梳理上。D．S．惠特尔西(D．S．Whit-tlesey)在1929年提出“相继占用”的概念，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活动相继叠加的结果，因此研究文化景观就是研究一个地区之内人类社会所占用的景观的历史演变过程。他以在美国的新英格兰地区的演变为例:原始印第安居民主要开发原始森林;后欧洲移民把低地开垦为农田，并饲养牲畜;发展到现代开始以次生林进行森林再造，并发展畜牧业。依此规律，他预言下一阶段将会以林业开发为主。20世纪40年代，研究更注重因人类活动所施加的影响过程。德国地理学家把重视研究社会文化的新地理学叫做“社会地理学”，强调社会人文因素对地理的影响作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活动而对地表景观产生的恶劣影响，环境问题逐渐成为文化景观中的重点关注领域。1962年12月，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十二届会议于巴黎通过《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指出“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6］。自此，文化景观开始与环境保护、遗产保护紧密结合，对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也成为文化景观的研究对象之一，并不断得到重视，“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4］287。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文化景观”研究，除了对遗产保护的重视外，总体上还表现在3大关注:一是关注对文化景观的感知与阐释;二是关注文化景观的构成与分类;三是关注文化景观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对文化景观的感知与阐释。J．K．Wright和W．Kirk是这类主题的“较早评论者”［1］，关注重点在于不同主体对于文化景观的认识是存在差异的，努力探索差异性背后的文化含义。其次，是对文化景观构成与分类的关注。文化景观的分类，向来没有统一标准。最后是关注文化景观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如对文化景观研究中过于泛化而忽略本体研究的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7］2006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汇集世界各地多位专家，应用“文化景观”进行综合学术审查，并得出结论:“Althoughtheconceptoflandscapehasbeenunhookedforsometimefromitsoriginalartassociations．．．thereisstilladominantviewoflandscapesasaninscribedsurface，akintoamaporatext，fromwhichculturalmeaningandsocialformscansimplyberead．”［3］63强调文化景观被广泛应用的同时，也可能产生泛化的严重后果，以致模糊原有的地理属性。地理属性是文化景观作为地理学研究的本质属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忽略。

21世纪的“文化景观”研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态势，主要集中于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两个方面。“基础理论研究包括:聚落和建筑文化景观研究、文化景观变迁及其解释研究和文化景观感知及其解释研究。实际应用研究包括:文化景观规划研究和文化景观生态研究。”［8］国外的“文化景观”研究成果很丰硕，但关于国外文化景观研究的综述、论著在国内为数不多，原因有三:一在于以“culturallandscape”为检索关键词，研究篇目浩如烟海，足以证明研究之盛，综述开展不易;二在研究篇目虽多，但基本上没有超出上文所提及的专题性研究模式;三是中国近现代人文地理学科的发展，呈现出与中国生态环境、遗产保护、文化生态相结合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研究范式，没有过多沿袭西方地理学科的成果。“文化景观”在中国，与西方人文地理学科的兴起一致，逐步走向扩展、纵深，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如与文学地理学学科间的跨学科联系。那具体表现为哪些方面呢?主要体现为“关键词”与“方法论”两个方面。

2

相联与相离———“文化景观”与“文学景观”的关系探讨

作为理论术语，人文地理学中的“文化景观”与文学地理学中的“文学景观”相呼应。何为“文学景观”?“文学景观是地理环境与文学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是文学的另一种呈现，既不是传统的纸质呈现，也不是新兴的电子呈现，而是一种地理呈现。它是刻写在大地上的文学。以往的文学研究并不涉及文学景观，文学景观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独特内容之一。”［9］229为何相呼应?“文学地理学所讲的文学景观，其全称是文学地理景观。所谓文学景观，在笔者看来，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一个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景观，在于除了它的自然属性外，还有人文属性。同理，一个文化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景观，在于除了它的人文属性外，还有文学属性。简而言之，所谓文学景观，就是具有文学属性和文学功能的自然或人文景观。”［9］233二者都表现为对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综合认同。但二者间的关系却异常复杂，表现为相联与相离的微妙关系。

(一)相离

“相离”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为概念区别;二为层级关系悖离。

首先是二者在概念上的本质区别，即“可视性”。文化景观一定是可视的，但文学景观不一定是可视的。文化景观上文已作梳理，在此不加赘述，西方人文地理学科曾出现过将不可视之物也纳入文化景观，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景观是实体存在，文化景观是一定文化规模、气息、风俗、产品投诸景观的产物。但“文学景观”是通过文学现象提炼、归纳出来的，在可视性上要区别对待。“文学景观就其存在形态来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虚拟性文学景观，一种是实体性文学景观。所谓虚拟性文学景观，是指文学家在作品中所描写的景观，大到一山一水，小到一亭一阁，甚至一草一木。《西游记》中孙悟空住过的花果山、水帘洞是文学景观，《水浒传》中宋江题反诗的浔阳楼是文学景观，《红楼梦》中林黛玉吟咏过的桃花也是文学景观。虚拟性文学景观有植物类、动物类、地理类，也有人文类。总之，大凡能够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可视性和形象性的土地上的景、物和建筑以及土地本身，都可以称为虚拟性文学景观，简称虚拟景观，也可以称为文学内部景观。”［9］233-234实体性的文学景观，在古代诗歌中屡见不鲜，如李白《独坐敬亭山》中的敬亭山、王维《过香积寺》中的香积寺、柳永《望海潮》中的杭州等。而虚拟性的文学景观，主要是通过作家想象完成，是具有一定地理规模的模型构建，如《岳阳楼记》中对岳阳楼的描写，完全是地理想象的产物，范仲淹创作之前并未真正到过岳阳楼。又如《悲惨世界》中对下水道的描写，是雨果于流亡期间偶遇一本关于施肥的书，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并没有实地考察过巴黎的地下阴渠。可见，可视性是二者最大的区别。

其次是二者在语义关系上的悖离。广义上“文化”包含“文学”，文学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化”的下级，故舍掉类同项“景观”，认为“文化景观”包含“文学景观”，这种推断是存在问题的。文学的定义与类型不一而同，称得上文学的，并不能全部称之为文化。文学作品与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往往是作家所浸染的文化根基的间接反映，但是并非文学作品所创造出来的东西，都能称之为文化现象。比如虚拟性的娱乐读物———日本轻小说，以特定故事为包装，通常使用动漫画风格作为插画，娱乐消遣为首要功能，这类读物似乎并没有所谓的文化根基。相应的，文学景观也并不总是成为文化景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先来看反例:《呼啸山庄》中出现的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是典型意义上的文学景观，并且相互对立。呼啸山庄位于山顶，四周都是荒原与沼泽，十分破败、荒凉。而画眉山庄位于山谷中，四周鸟语花香，郁郁葱葱，又有河流穿梭，内部装饰富丽堂皇，颇具上流社会情调。但二者都是地理想象的产物，没有现实形态，不能称为文化景观;又如自然山水在谢灵运笔下是抒发怀抱、寄托志向的表达载体，《入彭蠡湖口》展示了谢灵运对自然之景、自然之物的感受与体验。这些自然景观在谢灵运笔下，成为了典型的文学景观，但不能称之为文化景观。原因有二，其一在于自然山水诗，突出的是与人类活动相分离的自然景观。其二在于既然是文化景观，就有其可以彰显的文化内涵。谢灵运笔下的山水之物作为情感表达的象征，更多指向诗人自身的体验感悟，不涉及到所描写之地的文化因素。以上是文学景观不属于文化景观的例子，当然，也有文学景观属于文化景观的例子。商州是贾平凹的故乡，通过对陕南山区自然景观以及人文遗址的描写，来展现农村的社会变迁。商州的历史变迁，显示了人类活动对农村自然景观的改造痕迹，渲染了当地特有的民俗风情，沾染了具有秦楚文化气息的人文内涵，故符合文化景观的价值要素。而商州在进入贾平凹艺术创作之前，或成为文学作品中的文学景观之后，都是实体性的。综上，虚拟性的文学景观基本不可能成为文化景观(也有特例，如桃花源)，而实体性文学景观在特定情况下可成为文化景观，需要考量是否凸显相应的文化要素，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辩证看待这种“相离”态势。

(二)相联

文化景观与文学景观之间的“相联”关系，指向二者的双向互动，主要分为两种情况，即文学景观可能会推动文化景观的形成。同时，文化景观的存在为文学景观提供了素材、形象支撑。

首先是文学景观推动文化景观的形成。自陶渊明《桃花源记》问世后，“桃花源”成为受人关注的“乌托邦”世界，是否存在争论不一。桃花源为文学作品创造出的虚拟文学景观，然而后世却不断用实证的方法，求证桃花源的真实存在。以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为例，他认为桃花源的真实位置于北方的弘农或者上洛，而不在武陵。真实的桃花源中的人，躲避的不是秦国的战乱，而是跟东晋同时的北方十六国中的前秦(荷氏的国家)。且不说考据是否合史，这里对桃花源的考证过程，已将“桃花源”由虚拟性的文学景观转变为实体性的文学景观。现在被认为是桃花源所在之地达20多处［10］，如湖南桃源县、江西九江桃花源、江西武宁县武陵岩、福建永安北的桃源洞、龙窖山之桃花源遗址等等，而且延伸到了旅游文化产业。有的地方还开辟了具有“桃源文化”的度假场所，如湖南桃源县的桃花源景区。所以，文学景观的塑造焕发了人们的美好幻想，引起了历代人们的关注与向往，催生了桃花源由虚拟的文学景观向实体性的文学景观的转变，进一步经过人类活动改造成了典型的文化景观。

其次是文化景观为文学景观的创造提供了素材、形象支撑。武汉许多文化景观极具地方风韵，如汉口码头、吉庆街、户部巷等，池莉笔下对吉庆街的描写，就是典型的文化景观为文学景观的创造提供了素材来源与形象支撑。吉庆街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大智路与江汉路之间，池莉小说《生活秀》就是以吉庆街为背景。吉庆街作为武汉极具荆楚文化的地理坐标，民俗、排挡、汉剧、美食，对池莉影响极深，她曾说过:“吉庆街的的确确是老武汉标志性文化。一个大城市，不仅仅有更高的楼、更大的厦，最为重要的标志是要有悠久的文化积淀。”［11］《生活秀》中把吉庆街不仅描写为一处市井，更是一幅人间百态的画卷，其中对来双扬的成功描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对吉庆街的文化展示也以文学景观的形式声名远扬。这就是典型的文化景观为文学景观提供素材、形象来源的实例，也证明了文化景观对于文学景观产生的催动作用。

综上，文化景观与文学景观之间呈现出既相联又相离的有机互动，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启示我们要遵从文学事实，而不可妄加论断。这是将二者理论术语并列而进行的探讨，那么以“文化景观”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学科方法论，对于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论，又有何启发?

3

人文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的双向互视

人文地理学与文学地理学紧密共生，以“文化景观”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为文学地理学提供了方法论上的革新。而文学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也为“文化景观”的研究、人文地理学的革新，提供了新内容。以学科视野进行比较与关系探讨，是以跨学科的比较视野为主导，其结果是关注二者之于彼此的价值，而非仅关注一方，实现了“双向互视”。

首先，以“文化景观”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讲究发生学的研究方法，发生学展现了景观的嬗变历程，对于文学地理学而言，有利于打破文学地理内部研究的静态模式，向内部研究之外的、与作家以及文化活动密切相关的动态模式转变。文学地理学批评的研究成果，文本分析占了大多数。据笔者统计，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词为“地理意象”“地理景观”“地理空间”，这些研究当然也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从本质讲，专注于文本内部的分析是静态的。文本作为艺术产品被创造出来后，不管其内在涵义是否固定，也不管接受美学如何强调接受对文本意义的决定作用，文本背后更是与作家、与大千世界息息相关的动态因素。以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地理空间”这一关键词来说，仅仅分析作品中所存有的现实空间、想象空间、心理空间是浅层的，要从文本内部向作家、以及作家背后的文化根基跳跃，但却被很多研究者忽视。与作家创作最重要的“地理根基”“地理感知”“地理叙事”等方面的论文，占总体研究成果的比例更小。

“发生学”的研究方法有利于改善这一问题，因为发生学作为一种动态方法论，关注的是事物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以这个动态过程来看文学地理学，能为文学地理学提供新思路。这种新思路，主要表现为对发生机制、演变脉络的关注上。首先是发生机制的问题。之前文学地理学关注的是文本呈现的地理形态，是一种“是什么”的研究策略，现在就要转变为对“为什么”的关注上来。以石黑一雄在《上海孤儿》中对上海租界的空间形象构建为例，租界外是崩塌沦陷的汪洋苦海，租界内却似歌舞升平的欢乐场，两极空间形态并立而行。这样的地理空间塑造背后，是如何发生的?实则与石黑一雄本人特殊的文化身份相关。石黑一雄虽出生于日本，六岁却移民英国，这样的双重身份给予了石黑一雄一种国际化的视角，故成就了他无国界的客观书写，对待历史亦是如此。在《上海孤儿》中清晰地展示了英日为代表的列强对中国的非人道侵略，使得他能够正视历史。其次是演变脉络的问题。文学地理学研究很少关注地理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而发生学除了关注如何产生之外，重点关注的就是变化轨迹。如黄鹤楼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无论是作品中还是现实形态上，必然与不同时期的审美倾向、政治策略的变动相关。从变化的轨迹中能启发、推动人们探讨背后的原因，比较不同时期对同一景观的差异性书写，进而推动文学地理学由静态的文本研究，向动静结合、文本与实践结合、比较与求异相结合的动态模式转化。

其次，以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来审视以“文化景观”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可行性与价值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为集中于具有文化价值的本体研究。文化景观的应用严重泛化，旅游、考古、建筑、遗产、生态等领域均能发现“文化景观”的存在。有的文化景观已成为旅游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如桃源文化;有的以文化遗址而存在，与考古学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有的则作为城乡、建筑布局的建设、改造的参考标准。但流于泛化的研究，必定模糊其“地理”研究的本质属性，而且忽略自身的价值要素。从文学地理学角度切入不失为可行的理论模式，因为文学地理学研究是文学研究，那么就应重点关注具有典型文学内涵的地理景观。为什么要强调具有文学内涵的文化景观?因为文学活动是人类精神生产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环节，是对特定文化环境的表现，以此为重点，回归文化景观中与人地关系密切相关的文化价值上去，而且这更是文化景观中颇具价值的研究类型。

二是以文学景观为载体，提升人们对文化景观中文化内涵的认知。对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景观，人们或许对其文化内涵并不了解。文学景观为我们了解特定文化景观中的文化内涵提供了参考。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代，当时只是瞭望守戍的“军事楼”，晋灭东吴以后，三国归于一统，黄鹤楼失去其军事价值。但随着江夏城地发展，逐步演变成为官商行旅“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的观赏楼。唐代诗人崔颢在此题下《黄鹤楼》，李白写下《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历代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千古绝唱，使得黄鹤楼自古以来闻名遐迩。这种声名远扬的赞誉，不仅仅是视觉上的欣赏，更是文学景观赋予了其深厚的文化内涵。登高远眺联系到的是家国天下，是历史冥思，是文人风骨。

三是以地理基因观照文化景观，赋予了文化景观以“作家史”的意义。何谓“地理基因”?地理基因是文学地理学批评的重要概念，因为“任何作家与作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产生出来，任何文学类型也不可能在真空中发展起来，任何作家与作品及其文学类型绝对不可能离开特定的时间与空间而存在”［12］，即地理基因就是作家出生、成长的地理环境的集合，包括出生、受教育、成长、迁徙的所有地理坐标、行迹。与地理基因相关的地理坐标，一旦成为景观被保存下来，就成为了具有典型人文内涵的文化景观，名人故居就是最好的例证。名人故居保存的重要意义就是对作家、历史的尊重。通过名人故居，推动人们对作家的深入了解，某种程度上也推动了作家在受众群体的接受与传播，更是为我们研究作家出生、成长的文化根基提供了路径，这就是地理基因之于作家的重要性表现，任何一个作家的艺术创作都受某种或几种文化的影响，而出生地的固有文化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往往是决定性的，对作家性格、创作理念会产生重要影响。但由于历史变迁，除了业已保存下的文献记载，最直观的便是通过作家故居看作家出生、成长的地理环境，去感受与此相对应的文化基因。以郭沫若在四川乐山的故居为例，背负绥山，面向沫水，由一座三进中式木结构小四合院和一个小后花园组成。“郭沫若的家乡乐山地处川南，山明水秀，宛在画中，沫河若水蜿蜒流泻，抚慰着郭沫若童稚的心灵和浪漫心性……‘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郭沫若极喜游玩，高标山、凌云山、青衣山，到外都留下他的足迹。崖壁上一代文豪苏东坡那‘载酒时作凌云游’的豪情深深潜入自视甚高的少年郭沫若的心灵。川南故乡山水孕育了他的浪漫气质和倾向自然的诗情。”［13］从地理基因出发，不失为一种研究作家的新途径，把这些特殊的文化景观连起来，就是作家史的重要部分，也赋予了文化景观以“作家史”的重要价值。

4

结语

“文化景观”与“文学景观”及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联动，互有裨益，不仅为文化景观在当下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更为文学地理学自身理论建构、学术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文化景观不仅是地理学科的重要术语，更是文学地理学的重要术语。文学地理学作为中国学者自出开创的批评理论，何尝不是中国文论话语权的尝试?话语权不是一个人人可说却无实质性成果的名词，更不能沦为崇洋媚外、一棒打死中国文论的意识形态杀手。本文以文化景观为坐标，探讨了之于文学景观及文学地理学的有机互动，文化景观的引入与融合恰似证明了文学地理学的包容性与生命力。文学地理学最重要的价值，乃是地理意识的有无，在人与天、人与地、人与自然环境关系不甚和谐的当下，作为生活在地理环境中的人，关注文学中的“地理”、现实世界中的“地理”显然是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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