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黄维樑：普及文化经典的新方式（外一篇）——从《爱读式〈文心雕龙〉精选读本》说起

普及文化经典的新方式（外一篇）——从《爱读式〈文心雕龙〉精选读本》说起

黄维樑

黄维樑.普及文化经典的新方式(外一篇)——从《爱读式〈文心雕龙〉精选读本》说起[J].书屋,2018(12):38-43.

我国的文化经典繁多，如何发扬经典、普及经典，有多种方法。这里以古代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为例，介绍一种新颖的文本排版方式，作为发扬经典、普及经典的助力。本文先说明《文心雕龙》之所以是经典的理由，然后说明这种排版方式的新颖之处，以及它对普及经典的助力为何。

文化经典如《诗经》、《楚辞》、《论语》、《孟子》、《庄子》、《史记》，如唐诗、宋词、元曲的杰作，如历代其他各种非韵文的名著。经典的价值在于其意义久而弥新，虽然相隔百年千年，对我们仍然有启发作用。经典是“古董”，而美味富营养，如时新的水果。《文心雕龙》是本论文学的书，这里我们谈谈文学理论。

《文心雕龙》：我国古代文论的龙头

文学反映文化的方方面面，有如人生社会的万花筒，阅读文学有助于我们对人生社会的认识。文学是文字的艺术，阅读文学有助于我们语言文字能力的提升，文学的功能极大。我们阅读文学、研究文学，因而有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批评论著，因为文明日进而数量日多，佳作杰篇不胜枚举，在其中，刘勰《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著作的龙头。它体大而虑周，见解高明而中庸，具有贯通中外的普遍性、涵盖古今的恒久性，还有析评作品的实用性；一千五百年前刘勰雕出来的这条龙，到今天仍然精美耐看、灵动多姿。

上面说“文学的功能极大”，《文心雕龙》首篇《原道》的首句“文之为德也大矣”，正可做这样的解释。情是文学的原动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文心雕龙》的《明诗》篇早就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人生有悲情苦情，文学中有悲剧，西方有“文学乃苦闷的象征”说，有“升华”说，有“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说，而《才略》篇正有“蚌病成珠”之论。现代学者钱锺书重视辞采，以“行文之美”、“立言之妙”为文学之为文学的极重要条件；《情采》篇早就说：“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采就是文采。刘勰指出，连圣贤以内容、义理为重的书写，也是讲究文采的。

《文心雕龙》理论今天仍然适用

文艺青年常有的苦恼是：“我有很多想法、很多意念，简直上天下地飞舞着，却不知道怎样才能写出来，成为好文章！”《神思》篇早已回答：这是因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啊！文艺青年接着可能问：“有帮助我写得好的办法吗？”《神思》篇好像已知道有此一问，给作者的建议中，包括要他“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而二十世纪艾略特的“二十五岁后继续写诗，不能单靠才华，还要具备历史感”说（即要提高文化水平，包括多读文学经典）、王蒙的“作家学者化”说，简直可当作刘勰理论的回响。这里，艾略特的二十五岁界线使我想到近年的“过了二十五岁就不再是小鲜肉”说：年轻英俊的“小鲜肉”可凭其色相（天赋的“才华”）取悦人——当然主要是各种年龄段的异性；过了“保鲜期”，可能就随时要下架了，除非仪表谈吐典雅有文化（具备“历史感”）。

文章难写得好，评论作品就容易吗？现代西方的文学理论家，极言读者的背景、兴趣不同，对作品的反应往往大有分别，于是有所谓“读者反应论”（reader’s response theory）以剖析相关现象；其实《知音》篇早就观察到，不同口味的读者对作品有不同的爱好：“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知音》篇进一步提出积极的建议：我们只有力求客观了，那就是要博观各种作品，即所谓操千曲、观千剑，因为“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博观才能减少主观。为了避免“各执一端”、“褒贬任声”，刘勰还劝我们不走快捷方式，而用“笨”法；这个“笨”的办法是，从“位体”、“事义”、“置辞”、“宫商”、“奇正”、“通变”六个方面去观察、分析、评价作品。

《文心雕龙》还有其他种种对文学的意见，包括文学的源头是什么、文学有哪些体裁、不同体裁作品的特色风格为何、作者怎样修辞谋篇、文学的功能为何，如此等等。它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大全，而其多种理论到今天仍然可用，甚至让我们觉得焕然一新；譬如我们可以用上面提到的“六观”法，来分析评价古今中外多种多样的文学作品。我有一篇长文章，题为《“情采通变”：以〈文心雕龙〉为基础建构中西合璧的文学理论体系》（此文是拙著《文心雕龙：体系和应用》中的一章），通过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的比较，并建构体系，说明这部古代经典的伟大。

“爱读式”排印：

容易阅读、容易理解、容易记忆

作为具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中华儿女，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者与学生，我们自然要认识这部伟大的经典。然而，《文心雕龙》论述的是一千五百年及其以前的古典作家与作品，涉及相关的历史文化，其行文精雅又简约，如此典雅，现代人阅读起来自然有困难，连大学中文系的师生，都要正襟危坐，通过注释甚至语体翻译来阅读，才能克服理解的难题。《文心雕龙》的研究，近百年来是显学，包括注释、语译在内的论著，充栋且汗牛，以至可排成一条长龙。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出版这样一本注释和语译的《文心雕龙》选本呢？答案是这本《爱读式〈文心雕龙〉精选读本》有大的特色、大的优势。我们精选《文心雕龙》最重要的篇章，精简地注释之，精到地语译之，这些固然不在话下；在这“三精”之外，我们还富有创意地排印之，使得每个篇章能有“三易”：容易阅读、容易理解、容易记忆。

本书这样排版的方式，叫作“爱读式”（简称Ads，即Aidushi；又称为Arf，即A－Reader Format），是我发明的。“爱读式”并不复杂，更不伟大，却毕竟是个创新。“爱读式”的主要特色为：原文文字突出醒目；原文的句、段、篇完整地清晰地呈现，兼显示对偶句、排比句的句式；注释、语译、评点都贴近原文，不劳读者前页后页地翻检；这样读起来主次分明，且一目了然，达到“三易”的效果。“三易”既达，读书成为乐事，我们应该更爱读书了，“爱读式”即因此而命名。只要和一般古代篇章排印的版式——原文句子浑然一体，注释、语译各自先后排出，对应阅读时要左翻右揭、寻寻觅觅——“爱读式”一目了然的优势就显然了。

爱读经典：用“爱读式”排印经典

经典著作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我们都应该对经典有认识，进而都爱读经典。阅读、理解之外，年轻的学子最好还能深深地记忆，以至能背诵。我们要背诵《文心雕龙》？对，为什么不应该尝试背诵？有一所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其中文系的一位博士生导师，教文学理论的，就规定博士生背诵十篇、八篇的《文心雕龙》，作为成绩考核的一部分。我和本书的另一位编撰者万奇教授，认为阅读本书对记忆《文心雕龙》的篇章大有帮助；本书出版时，我们一定向该校的相关博士生推荐本书，并以优惠价格出售。一笑。

经典有其历史性，予人厚重感以至沉重感；我们希望读者手执不大也不厚的这本书，能够较为轻松地、带着欢笑地阅读这部经典。本册应该是初读、熟读、精读《文心雕龙》的最佳读本，如果要进一步研究它，成为龙学专家，当然还要涉猎其他诸多龙学论著。

《文心雕龙》的《宗经》篇这样解释“经”（经典）：“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在本册中，我们这样语译：“经，就是恒久不变的根本道理，不可改变的伟大教导。”我们知道，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很难是绝对的、恒久不变的。然而，作为“龙的传人”，我们认为《文心雕龙》的诸多理论，普遍性、恒久性兼备，有其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书名《文心雕龙》可作这样的解释：刘勰告诉作者怎样把他的思想感情，也就是“文心”，通过各种妥善的修辞手法，自然生动而又精美巧妙地表现出来，像“雕龙”一样；也告诉读者，怎样通过理解和分析，把作品的“文心”和“雕龙”发现出来。希望本册的读者，阅读《文心雕龙》，并爱读它，有所得益。有志成为“龙的传人”者，则爱读它之外，还研究它，把握它体大虑周、高明中庸的内容，发扬它的理论，并活用于文学批评，让这尊“雕龙”在中西文学理论的天宇，成为一条飞龙。

这本《爱读式〈文心雕龙〉精选读本》由本人和万奇教授合作编写，2017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国其他古代的文、史、哲各种经典著作的篇章，都可以用“爱读式”排版。如此这般，有容易阅读、容易理解、容易记忆的效果，对发扬经典、普及经典，必有助力；青年学生要熟读、熟记的篇章，更适宜用这个排版方式来编辑、排印。

知音的挚情 —— 

读《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

黄维樑

“我是幸运之人”

今年夏天的一日，在香港书展的一个演讲厅门口，我一见到讲者金耀基教授，马上礼貌地拦住他，介绍来自北京的朋友李君。李君为出版社编辑，告诉金教授，希望获得其《大学的理念》一书的内地版权；可惜得到的回答是：此书在内地已“名花有主”。怅怅然走进厅里，我们坐下，讲座开始，金教授以“人间有知音”为题开了金口，这个演讲乃因其最新著述《人间有知音：金耀基师友书信集》（以下简称《书信集》）而设。

金耀基这位香港中文大学前任校长，是著作丰硕、名驰遐迩的社会学者、教育家；今天的演讲，却让我和北京来的朋友觉得他是位文学教授。他由古代元好问的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起讲，列述爱情、亲情、友情种种情话；李君得不到“大学的理念”，却收获满满的“人间的感情”。友情往往来自“知音”，友情更因相知而加固。伯牙善弹琴，子期善倾听，感人的故事引出著名的理论：刘勰《文心雕龙·知音》开头的语句从金口琅琅而出：“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我深爱《文心雕龙》这部文论经典，近年致力阐释发扬其理论。想不到我之外，金教授也是《知音》篇的知音。不过，这位重情的知音十分理性，认为“千载其一”说是夸张了，他一生就遇到很多知音，因此才有这本《书信集》。

他跟着娓娓而谈，美美而谈，介绍成书的经过和本书的内容，例如收了哪些师友的书信，与某某师友的交往又如何，其专业成就又怎样。最后是一段金声琅琅的夫子自道：“我是幸运之人，我八十年的人生，做人做事，实不少有相知相重的知己。我五十年的书写，尤不少有同声相应、嘤嘤求友的知音。知己知音，不必多情，而情在焉。问情是何物？答曰：‘情有多种，情之清而贵者，知己知音心中一点灵犀耳。’”这场演讲，讲词起承转合，本身就是生动传情、跌宕入理的一篇好文章。

优雅的散文·半部回忆录

演讲既毕，问答已已，数十位听众一拥而上，却又如香港文明人一向的秩序井然，排队请金教授在刚购买的新书上签名留念。我与李君坐在头排，于是排头兵成为请签名的先锋。讲座之前，“老校长”金公透露机密，说这本《书信集》收了我的信。如讲座中所说，凡是有信件入集的人，金教授对此人有或长或短的记述和点评。我有此机遇，自然开卷快读。现年八十三岁的荣休讲座教授，近月日夜动脑挥笔，不休地工作，每有一日“加班”超过八小时的，终于完成这“半部回忆录”的编撰：有回忆录的书写，兼有述评师友的内容，这真是创意丰盈的一部书册；它既是优雅的散文，也是当代文化人的传记材料。

在归途中，在家里，我肆意阅读，钱穆（新亚书院创办人）、李卓敏（中大创校校长）、饶宗颐、余光中、杨振宁等各界人士，一共逾百位，在金教授的记述中各显丰采。这些记述不是太史公的“列传”，不是鲁迅写阿Q的“正传”，或许可称为“别传”。这使我想起余光中的著名散文《沙田七友记》，所记的方式也可说是“别传”。非常难得，两种“别传”中都有我。余翁和金公对我的述说，我读来莞尔，但这里不便征引，以避自我宣传之嫌。我最感兴趣的是金公怎样述评我熟悉的沙田校园旧同事。

蔡思果与刘述先

金公与蔡思果互为知音，彼此称赞对方的散文：蔡说金篇“文字精妙，思想高超，信为传世之作”；金谓蔡的散文“一看入迷，不能释手，对他从容不迫、充满机趣的笔调甚为心折”。蔡思果也是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书信集》引他的翻译论述；下面的语句是我初读的，颇使人心惊：“译老英文最难，像攀登景阳冈，老虎多，风险大，要有武松的体魄，才不会送命。”

刘述先和金耀基都是台湾大学的校友，在中大新亚书院共事，二人“合作无间”。金公表扬刘氏“在西方英语世界推扬儒学”，也谈到刘氏“与唐君毅先生之间的不惬”，但金公对此“始终不甚了了，述先在我面［前］也未多说，述先始终肯定唐先生的学术地位”。我想，这大概就是一种“不和而同”了，“同”指认同其学术地位，难得有此器量。和众多新亚人一样，刘述先可说的严肃事和有趣事甚多，全书人数逾百，金公只得“惜墨如金”，不能人人详写。

关于哲学系的刘述先教授，我最难忘的是在云起轩边吃牛肉面边摆龙门阵，他议论纵横时露出的童稚式笑容——近乎傻笑的，也有严肃之时。有一次，他读了我送他的《古诗今读》后，带着兴“诗”问罪的口吻道：“你为什么只讲杜甫，不讲李白？”沙田校园的读书人真是读书人，《书信集》中金公写道：2016年述先病逝，妻子说：“述先最后的岁月，几近失明，深以不能读书为苦……”唉，《圣经·传道书》早就说“读书多，身体疲倦”；金属会疲劳，任你有火眼金睛，金睛也会疲倦以致失明的。我所熟悉的诗翁余光中，仙逝前也患眼疾，视力衰退——但比起古代文人如韩愈未到四十就发苍苍、视茫茫，幸运多了。与刘“不惬”的唐君毅，以及钱穆夫子，晚年都有眼疾。钱夫子为新亚所写的校歌有“东海西海有圣人”的名句；我们可说东海西海都有频近失明的老年读书人，最近读到关于乔艾斯（James Joyce）的文章，他也是“苦不能读”的一例。

陈方正“科学与人文双修”

《书信集》中的陈方正又是一位人物，金教授形容他“科学与人文双修”，我们也可以说他“一个人而具两种文化”（a man of two cultures）。本来是“洋”的物理系教授，后来却成为大学的秘书长，更当了“华”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金公列举陈所长的种种建树，怀念如何在中大改制时“风雨满天的日子里成为知交”，还赞扬陈方正近年为其先父陈克文先生设立“近代史讲座”，又整理出其父亲的《日记》两大册，金公曰：“亦可谓极尽人子的孝思矣。”我对陈教授则有一种“知遇”之情。1976年我从美国取得学位回母校教书，属于新亚书院；陈先生属于联合书院，大概看过我的一些文章，就请我为联合的学生讲述爱尔兰诗人叶慈。此外，对我还有一些厚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香港与内地开始频繁交流的岁月。身为新亚书院院长的金耀基，为交流活动搭建金桥，如北京的朱光潜与台北的钱穆等耄耋学者就曾交汇于此，并“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借用徐志摩诗句）——虽然已是微弱的晚霞之光。陈先生同样促进种种交流，1984年巴金应邀来中大领受荣誉博士学位，就是他建议和策划的。这中间有一段插曲。中大一向为荣誉博士学位获得者写一篇赞词，对巴金也如此。当时余光中先生是中文系教授，教的以现代文学为主，赞词应由他来写；然而“有变卦”，陈教授忆述道：“负责撰写和宣读赞词的诗人余光中教授来看我，说他自己也是文学家，不能违背良知来称颂另一位他并不认可的作家，要求大学另请高明。”距离典礼只有一个月，陈先生只得临危“自”命，自己执笔。说陈方正“科学与人文双修”，这篇情辞并茂的赞词是个好例子。

这里说的故事，还有赞词，都收录于陈氏2016年由中大出版社推出的文集《当时只道是寻常》；此书由金公题签，并撰写推介词。今年春节，我在扬州市图书馆新书架上不经意看到此书的内地版本，书名作《用庐忆旧》；颇惊喜于扬州文化深厚，图书馆收罗广阔，特地为书拍下了照片。

金耀基、余光中互为知音

此书所说余光中“另请高明”一事，我想是有缘由的。以言散文，巴金“实事求是”地写；余光中则讲究文采，壮年时建立“余体”，风格尤其飞扬甚至跋扈。以言小说，巴金显得激情洋溢（夏志清和白先勇即有此评论）；余光中的文学胃纳很大，作品也繁富多姿，令他喜欢赞叹的现代小说则是钱锺书《围城》式的机智、幽默和讽刺。文道不同，余光中自觉不能由衷赞誉巴金，与其“为文造情”（《文心雕龙》语），不如不为文，是以婉拒，这正是他坦率的表现。2017年6月，我和家人到高雄探望余先生，谈到婉拒之事，并出示陈著，余先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

说到幽默，上面提及的余先生《沙田七友记》所扫描的诸友，多为其轻松幽默的“侧面”。例如七友中的蔡思果，他翻译又创作，写絮语式散文，讲话则絮絮绵绵，余光中用“迷人的唠叨”形容之。又说这位中国书生“迂得可笑，又古得可爱”，其最具《世说新语》意趣者，无过于“拥吻人家的太太”事件。话说某年某日，翻译家高克毅完成在香港中文大学的业务，将飞返美国；余氏写道：宋淇夫人、思果和某女士在机场送别；“临上机前，高克毅行西礼向两女士虚拥亲颊。不久思果在我家闲谈，述及此事，犹有不释，再三叹道：‘怎么可以这样？当众拥吻人家的太太！’我说：‘怎么样？当众不行，难道要私下做吗？’大家都笑起来”。这真实的故事还有下文，就此打住。我引述《沙田七友记》的内容，也到此为止。

概而言之，金耀基的《书信集》的师友述评，虽非正传，却是相当“正襟危坐”用金笔写的；余光中的《七友记》也非正传，而他“旁敲侧击”，其钢笔力求点中读者的笑穴。余、金两位，都能广为欣赏济济多士的才华，且乐道其美其善。余、金两位就有互相欣赏的佳话。金公在《书信集》中对余光中的褒扬十分慷慨，他写道：“余光中没有获诺贝尔奖，很难说是余光中还是诺贝尔的遗恨，几乎可以肯定的，余光中将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中华诗坛骄子共在，中国文学殿堂中不能不为光中设一把座椅。”金耀基不但阅读余光中的作品，还阅读对其作品的评论，流沙河、喻大翔和我的话都引录了。关于余光中的这则“别传”特别长，金请余在新亚演讲，余请金在高雄演讲，述其盛况就用了不少篇幅。

惹出知音怀旧的挚情

以上我只道及《书信集》内容的吉光片羽，一边说还一边加上我对旧同事的一些回忆。名为《书信集》，众位大师、大家、名家的毛笔、钢笔、水笔、圆珠笔墨色，花式繁富。光是钱穆的四封信，从用毛笔到用水笔，从笔画雄健到笔画散漫，就可赏又可析：笔画散漫的信是钱夫子视力渐渐衰退时写的。初读《书信集》，惹出我的诸般怀旧之情，此情越读必然越深越广。问世间情为何物？是“人间有知音”的挚情。

图片源于网络

总编：凌逾

责编：谭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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