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王丽霞：人工智能之伤: 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难题——马克思实践哲学批判向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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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之伤: 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难题——马克思实践哲学批判向度解读

《自然辩证法通讯》2020年第9期

摘要：人工智能的诞生证明时代最大的变化是变化本身的真理性。然而，当“共感式参与”缺失的技术负面直击内心深层情感，人在沉浸于技术欣喜之余却无法把握与人工智能的相处模式，并全然陷入“人类越强大，社会越趋非人化”的怪圈。技术在确立人的生存本质的同时又遭遇使人的存在意义缺失难题，主要体现在人工智能彰显物质自由与遮蔽情感原欲的矛盾中。马克思的辩证实践思想为人工智能难题的开解提供启示。实践本身是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生存论意义上的劳动与确立人类本质的实践并不具有同一性，合理把握实践的张力才能弥合人的存在与意义缺失的裂缝，坚持人工智能应用的人本原则是技术合理发展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技术 人的本质 实践

人工智能的出现使人再也无法自视为主体，自身给定存在遭遇背叛，技术问题直接成为人的存在问题。综观学者对人工智能的伦理批判，主要集中于以感性个人的存在价值为旨趣的工具理性批判，然而这却缺失立足人存在意义的支撑点。不同于以特定的伦理原则考量人工智能的得与失，从“劳动实践-技术-人的本质”关系出发亦对探讨“技术与人的存在”提供新视角。马克思的辩证实践观契合人的存在理论的洞见，劳动不仅是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手段，更是确立人类本质重要因素，离开实践来谈人的本质的实现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依然无法触及人的存在的本真意义，人的存在意义的实践标准证成技术规范性批判标准的内在要求。这就确立“以实践确立人的主体性”在人工智能未来展望中的主题。

一、人工智能彰显实践之物质自由

诉诸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在“上帝人本化”的演进中，一直致力于寻求和论证“人的自由何以可能”问题。然而，无论是康德将理性视为人获得尊严的前提，还是黑格尔以绝对理念为人的自由提供依据，都侧重于从永恒的抽象本质去理解人，而“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1]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批判，跳出传统形而上学巢臼，尝试改变现代哲学的模式重心，完成从“反思”到“生产”的转变，将主体的自我认同还原为通过劳动获得承认的现实经验。实践成为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主要体现为劳动是满足现实个人需要的手段，亦即物质的实践，也是人获得解放的前提。

从这个方面说，马克思实现的哲学革命正是关于“现实的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实践唯物主义。当马克思谈到人类历史的起源问题时，说到“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p.531）从人的生存本质出发，马克思将劳动纳入满足需要的社会生产实践的重要范围。正如施密特所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首先关心从这个世界上消除饥饿和痛苦的可能性问题。”[2] 他认同在自由与必然之间，只有脱离必然领域，才能使自由获得普遍性的观点，并指出人的本质力量是追求通过实践最大限度地摆脱物质生活需要进而获得自由的过程。

可见，“实践”对马克思哲学来说，将人类的全部活动的价值指向寻求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进而推动人的自由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说，自由的潜在基础首先是免于日常生存斗争。在物质匮乏的特定历史境遇中，生存斗争必然要求对本能即基础需要作压抑性改变，而劳动则是内在于人类生活为摆脱生存必需性的奴役性实践。“创造和扩大文明的物质基础的工作主要是劳动，是一种异化劳动，是痛苦的和可怕的异化劳动。”[3]正因为如此，技术作为不断推动劳动方式革新的关键与实践天然联系在一起。马克思热情讴歌技术作为实践的重要创新方式促进物质文明的贡献并提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只有利用现实的科技手段才能达到真正解放，自由王国只有在“直接肉体需要统治结束”的地方才开始。所以，就技术变革生产实践而言，马克思“把西方资本主义过去150年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诸多发展，都看做是共产主义性质的，这本来就不会存在什么理论上的困难。”[4]阿克塞洛斯对马克思实践与技术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他指出，马克思赋予技术生存论意义上的重要性，“技术变迁的过程构成向工业机械化的渐进发展，在文明时代的进程中，人类努力满足自身需要的基本工具已经转化为现代技术。” [5]事实确实如此，从马车到自行车、汽车，再到无人驾驶，技术确定人的存在方式的历史性变革。

人工智能的时代发展表明技术神话的诞生，它的影响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工业革命，作为“新时代”的显著标签，它成功代替原始劳动，实现主体颠覆式创新，彰显人站在理性梯度最高点的辉煌。“作业机器人”直接将生活必须品的必要时间降低到最低限度，它们“任劳任怨”地从事繁重、单调、肮脏工作，为人提供减少生存斗争的安逸，使个人从被迫的强度劳动中解放出来，生命攸关的需要得到满足并获得经济自由。人工智能作为“科学技术”的代言人因其在工具主义视界内的发展而确立在价值上确实的自由性，从而取消机械、枯燥且无法实现自我的劳动工作的必要性。总之，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变革实践方式的重要要素，对人的本质的确立意义最重要地体现为架构世界的“减少生存斗争”之价值性质。愈益完善的技术发展作为从量变转化为质变的手段消除了异化状态中的物质要素，其因承载“探索新的生存方式之可能性”而被冠之以“解放工具”的称号，并且通过渗透社会生产、生活，彰显变革实践方式带来的物质文明。

通过论述我们发现，以上对人工智能的肯定主要是其工具价值，在这方面它仅仅限定于“提高物质文明”的特殊实践目的。然而，对技术的工具性规定并没有说明技术的本质。对于确立人本质的劳动实践“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1]，p.520）显然，只是从生存论对人的本质进行的分析还留有许多空白，特别是没有对人本质中的丰富情感作出解释。人工智能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使打开自由的时间向度，但却把人带入异化的更高级阶段，“一种不能在它的劳动过后把自身确定和实现为永恒主体的生活的空虚。” [6]人在确立生存本质的同时失去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经验的存在意义。就技术作为变革实践方式而确立人的存在的问题，阿伦特的洞察敏锐而深刻：他以积极生活为题对实践作出劳动和工作两种形式的区分，并指出劳动是被必然性所奴役而不是真正属人的实践，只有在工作中人才能获得自身力量的提升感。这就揭示了人工智能的局限性，即使可以代替满足物质需要的劳动，终究无法代替感性个人的感觉经验。

二、人工智能遮蔽实践之情感原欲

一般来说，“劳动”一词只有在现代条件下才确立其意义。西方基督教传统中劳动只是人为了原罪而必须承受的惩罚。近代市民社会的兴起，劳动才进入生活进而与财富关联。斯密把劳动视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源泉，黑格尔肯定劳动的积极意义并作出哲学化的思辨表达，认为劳动是自我证实的方式。汗牛充栋的劳动理论研究，在马克思“劳动体系”中达到顶点，劳动不仅是生产力的源泉，更重要的是，它证实人性的真正内涵。马克思认为，人只有借由真正劳动实践才能以全面的方式，亦即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本质。实践在满足原始性需要方面同动物并无差别，不同的是，“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p.163）

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本身对人的本质的确立亦具有多重意义。实践不仅是人满足生存需要的手段，更是在丰富人的全面性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确立人类本质的实践是现实的感性过程，实践是确立人的本质的方式，只有通过实践（劳动）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才能展现出人的本质的丰富性。在丹尼尔·贝尔看来，马克思思想的这一条引导我们达到工作和劳动新的、人道主义概念的道路缺少理论探究，从而遮蔽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实现的维度。不仅如此，这个过程亦加入证成“完整人”的意志与情感要素。在马克思对未来共产主义的设想中，劳动仍然是证明人的本质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带有强烈的主动性与私人性，它不再是生活所迫的必须，不再带有强烈的利己主义，而是丰富人本身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确立人的本质的实现，促进人的潜能的自由发挥，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解放的重要方式。可见，马克思的实践观是凸显感性生命价值的独特理解，他突破西方唯理论的传统，表明“感性”在确立人本质的实践中不再只是从属性，对实践的解读亦保留感性的哲学尊严。阿多诺认为人探索“美的规律”的实践活动的基础是情感原欲，并表明人类认知能力的原欲是情感根基，这种原欲是一种爱与情感本能，构成实践重要的精神源泉。霍耐特与马尔库塞“异化过程”的扭曲实践探析亦为马克思“真正实践必然包含感性因素”这一观点增强理论解释力。

霍耐特以“承认理论”解构“人可以中立掌握世界”的主流观点，并尝试重构“真正人类实践”概念，以期许对既与人类存在方式的解蔽，从而丰富并发展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他指出，所谓的承认，是联系自我与世界的原初形式，“肯认其他人或事物在我们生命开展过程中所具有之意义。”[7] 霍耐特认为，现代哲学因其秉持人在认识外在现实方面的“中立”立场而成为存有遮蔽的形而上学根源。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承认态度同时在发生学意义与概念范畴上具有优先性，它是真正的人类实践的前提。从根本上说，真正人类实践是一种蕴含情感、认知或意志成分的整体经验，这就使得实践并不仅仅局限于主体创生世界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蕴含主动参与和积极投入自身存在性质的特殊互动模式，是关乎人自身存在机构的问题。进而，霍耐特对一种真正实践方式进行勾勒，同时加入“情感涉入”与“肯定态度”两个要素的“共感式参与”是真正实践。情感呼应能力在发生时序上的优先性明确“承认”理论对实践的意义，即真正的人类实践源于情感的诉求。“此种承认无法藉由认知或悟性概念充分说明，因为它包含了自然而然的开放性、全心投入或爱。”（[7]，p.66）显然，情感是真正实践的重要原始诉求。

从马克思实践观点出发思考人工智能的时代效应，是否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实践”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唯一参考？事实并非如此，在技术力量背后的不安因素中亦隐藏着哀愁。毋庸置疑，人机互动、人机协同等人工智能的完善不断拉近机器与人的情感距离，世界史上首位获得公民身份的索非亚能够实现面部识别、语言理解以及互动，更是人试图通过拟人化人工智能表达实现感性实践的诉求。然而，“这种物理描述，由于排除了一切心理学术语，因此绝对不是一种心理学的解释。在这一层次上，人们没有理由象心理学家那样谈论人类动因、心智、意愿、感知、记忆、甚至不能讨论颜色和声音，能量的接受和转化。” [8] 因此，技术自诞生起就活跃于历史舞台，但它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发明。尝试从人之外取得一个阿基米德点从而建立超出生物学意义上与人的对话无疑是幻想，生物自身承载人的本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工智能终究无法在情感方面获得一席之地，反而遮蔽实践在确立人的本质上的情感原欲，进而距离马克思真正的解放渐行渐远。

1. 人工智能驱使实践本欲要素遗忘

“去自我”的社会关系问题根源于“诠释框架”的现象学，其遮蔽人真正存在方式的事实性，使人遗忘实践的目的是在过程中获得提升感。诚如霍耐特所言，人际互动肌理的根本意义，并不是认知活动之素材，而是承认态度之实料。从根本上说，“人机互动”是一种彻底扭曲的实践方式，集中体现为主客体互动的态度上的疏远与情感中立。这样，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已有的文化场域，卷入人与物体的抽象关系之中。“情感真空”成为其在确立人的本质方面必然缺损的特质，它将确立人存在的情感与意志因素彼此区隔。当机器本身的作用被特别凸显，人的感性要素就会从整全经验中淡出，原先经验中的实质内容便在抽象过程中被遗忘。当爱的陪伴成为最长情告白，技术负面影响直击人内心深层情感。技术表面浸透的合理性，事实上却是进步带来的“人的全面异化”效应。纯粹工具理性在历史的境遇中将失去意义，不仅消解人的能动性与超越性，更使生产力无法释放出破坏的力量，实践中“所有事物的无感受之客体”倾向蔓延，消解实践的生命意义本来。

2. 人工智能诱发“人陷入犬儒主义”问题

根据马克思的实践观，劳动是主体进行“自我展示”的社会实践，这种实践在精神层面亦是对人的独特价值的肯定。然而，当人工智能涌入生产第一线而不自觉成为时代“抢饭碗”的主流，当无人机成为城市的一道风景线，现实的人的工作越来越多余与无意义。当我们在认知过程中不再注意到真正实践本身因承认前提而可能，当实践目的脱离原先以“承认”态度构起的脉络，“情感”已然消失。这样，科学与技术的力量消解人本身的情感、意志、态度等诉求。纯然从“技术本身”理解人际交往过程，必然制约主体的诠释习惯，日渐趋向疏远的旁观，实践中人的全然不在场使其深深陷入自我认同危机。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并没有削弱物化意识后果，而是加强了它。作为完整的人必然陷入犬儒主义，即自身存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意义成为一种虚无，被完全压抑本质与爱欲，除了赤裸裸的抽象便再没有其他了。

遵循马克思的思路以心理学切入马尔库塞继续探索“确立人的本质”的实践何以可能？马尔库塞将“美的规律的生产”解读为保存感觉真理的实践过程，是具有吸引力的劳动，也是马克思所说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解放”过程，他特别强调“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成为理论家”的特别意义，认为，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人的发展潜能的激发离不开特体的感觉释放，感觉因素在实践中不但不会弱化理性力量，人以“全部感觉”的方式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更能释放潜能。他肯定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完整的实践过程也是某一基本心理过程的真理，而这一过程包含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和解的生命本能的完整满足，这更加凸显“爱欲”作为本真实践的关键性因素。因此，“朝向解放的实践”就在于使爱欲进入劳动领域，只有这样，人才能实现其存在的意义，也才能获得更充分的满足。

3. 人工智能阻碍感性个人满足生命需要的实现

人体生物本能与生命需要的满足具有联系性，想象是心灵的核心机能，在实践中“发展人的感受性”是不断完善人的重要机制。即使人工智能可以在神经生理学方面实现模拟人的假想，但终究无法在心理学上全然仿真感性个人。智能游戏“意识与意识”的纯粹对抗，“机器以保姆身份入住家庭”，“无性别差异机器与生命个体结婚”等让现实失去“生活气息”的现象抹平感性人的痕迹，祛除自然生命的神秘性，从根本上否定人的在场，甚至取消想象应有权利，也就削弱作为“审美科学”的美学意义。无论是“弱人工智能”“专用人工智能”或者“应用人工智能”，都只是工具价值意义上的存在。基因密码破译、残缺受损器官被人造器官代替等现象表明人工智能前沿研究放弃传统的纯粹技术的符号式再现方法，转而以生物与日常世界打交道的方式作为研究基础，从而开创“人的身体与智能机器共生”的历史。然而，将机器赋予生物机能无异于化圆为方一样不可能，即使再逼真，都无法超越感应范围的局限性，在人学意义方面具有不可跨越的鸿沟。

当然，马尔库塞对技术的批判最具影响力的还是其通过“技术批判与意识形态批判”两条相互交织主轴进行的技术政治的理论构建，尽管显示其深刻的洞察力，但对于“人与技术的相处方式”问题涉及甚微，这就决定了“泛文化主义”立场对人救赎最终使其成为乌托邦，正如安德鲁·芬伯格所言，他的技术合理性的批判是一张未交付的期票，对于“如何在技术性结构中凸显人类价值”问题，他的论述太抽象和粗略，并在具体的变革实践中带有明显缺陷。人工智能难题的开解必然需要把握实践张力，在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同时以“整全经验的人”为旨趣。

三、人工智能回归技术应用之人本旨趣

马克思始终将技术与人的关系置于历史视阈，从而使其得到更科学、更透彻的说明。时代问题意识是马克思理论精髓，深入领悟马克思的技术观，必然要求对技术风险作深刻洞察，并提出救赎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将关注的焦点引向指导和推动时代诊断的经验视野，激发“人的存在意义”问题在新时代的重新定位。以哲学的方式考量人工智能的得与失，需要以技术应用的人本原则重新确立人机关系，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与方式置于人可控范围内。

1. 回溯“自由理性确立人存在”的技术发展主旨

毋庸置疑，理性作为技术变革的隐形力量是推动世界祛魅的重要因素，亦对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性实现了自由，而自由恰恰是主体的存在。”[9]正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充分肯定理性力量的历史成就、未来潜能以及相应的对人的存在的确立。然而，马克思对理性的解读不同于黑格尔的客观理性，而是主要突出自由理性，也就是说，马克思对理性的关注始终与人类自由解放的思想主旨联系在一起，并且成为理解社会发展的重要支点。无论在《莱茵报》《德法年鉴》还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都是自由理性思想的具体展开。“马克思哲学在理性问题上变革的重要意义，就在于通过理性的考察还原出：理性并不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存在，而是依存于社会生活；理性本身的对立，只有借助于实践才能解决。”[10]感性屈从于理性，技术作为变革实践方式的手段在肯定人的存在的合理性方面得到历史承认。然而，马克思更力求论证技术发展的伦理真理价值，它要求技术发展与作为整全经验人的存在意义相契合。现实是，芯片植入人体并代替“人脑”本身作为感性人的生物机能，人获得永存，并以“纯意识”控制社会发展趋势。理性已经超越与自然对话的范围，也失去了其属人性质，导致现实的感性个人趋向简单化与教条化。这样的所谓技术发展取消“人与物”的差异，它的各种探索只是无时间性的永恒范畴。“当理性是实践理性、交往理性、生态理性等合理形态时，当把工具理性置于正确的位置合理地应用时，理性就会是‘属人的’生活方式的‘原动力’。”[11]因此，感性个人主体能动性的实现才符合人的积极自由的本质，理性需要融入现实生活，回归感觉经验的现实。

2. 重视“经验结构人的需要的满足”在构建人的主体性中的作用

劳动作为确立人本质的要素是感性主体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方式，这是机器无法代替人的角色所实现的。“虽然技术仍然作为文明的物质前提而被积累着，但其不断的‘革命式’发展已经使人类处在一个临界时刻。”[12]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再到“基因编辑”，机器替换感性个人成为现实。当人工智能无视“人的存在”本身而自立法则，显然“这种发展一直被人们视为无度本身，即是异化的外力，它使作为自由存在的人丧失‘自由’，在排除未来或变化因素的同时，终止时间。”[13]技术奇点隐含的个体性枯竭，人际交往疏远，遗传操控等风险不断冲击着原始伦理信念。历史表明最狂妄的希望总是与恐惧并存。机器获得意识进而统治人的激进假设，人的干预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甚至不可能，它们内在地改变世界并且不受为之服务的人所制约。“存在本身”已然让位于“存在工具”，现实的感性个人被融合进“智能机器人”环境中，并且服从于它们的要求。人变成社会原子被机器架空，面对人工智能显得软弱无力，作为理性主体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带有历史主观性的科学技术应运而生。相较而言，更可怕的是，这种现象亦存在“人工智能自我中心”的潜在可能，进而滋生人工智能的权力欲望，结果是，人工智能道貌岸然在发展社会关系中不断扩展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人的需要完全异化更不再确证人的本质。在满足人的需要方面，尽管马斯洛五层宝塔理论为实现人的本质提供重要理论参考，但并未充分考虑现实的人的性格与习惯的差异。根据休伯特·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极限即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的分析，人的需要特别是情感诉求因个体差异并非是完全的规定，而是在现实经验探索中发现的。因此，人只有在创造性的发现中才能被确立为真正的主体，在经验中确立具体也才能使生命得到审美的升华。这就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朝向规定了伦理准则，厘清感性人与机器的界限，激发人工智能变革生产力的潜能，在不断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给予足够实践空间，真正释放生命体的内在潜能。

3. 重思现代性发展的人本之维

明确的时代问题导向是马克思批判哲学的最鲜明特色，领悟马克思哲学精髓，必然以问题意识审视技术在现代的发展。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仍然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依靠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贡献仍然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要求。不同于资本主义“以科学技术为中介迎合现存制度，以语言低俗化敷衍现实难题，以经验哲学的推崇消解可能性替代思考”的技术统治逻辑，“技术操控”实际上是一项由理性主导的控制人的发展的历史谋划。人民主体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中始终坚持的价值理念，它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诉求。人工智能的未来展望，要权衡各种各样的结果与关联范围，评估它们对自身和他人构成的意义。“我们需要把可误论从理论和经验的切分中解救出来，调低技术潜能的价值，并从技术发展的‘人性’（即无谬误）视角检验其可能出现的变异。”[14]发展人工智能在推动生产力进步方面的优势，并将物质文明惠及最广大人民，更充分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当然，否定技术的物质文明贡献从而拒绝人工智能的变革，主张浪漫式回归田园明显不妥。承认技术作为“双刃剑”的客观事实是反思技术的基本前提，重要的是，将实践的人本效应作为发展的首要因素，确立人工智能在“肯认物质文明”与“生命作为自在目的”冲突的可控范围，并保持其社会发展张力，让人工智能与人之间保留情感、意志、尊严等“属人”的要素。

作者简介

王丽霞 / WANG Lixia：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一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 525.

[2]尤而根·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自然概念[M]. 欧力同、吴仲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73.

[3]A. 施密特.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M]. 欧力同、吴仲昉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31.

[4]赫伯特·马尔库塞. 爱欲与文明[M]. 黄勇、薛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73.

[5]詹姆斯·劳洛.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共产主义[A], 欧阳康:主编当代英美哲学地图[C], 张建华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644.

[6]Axelos, K. Alienation,Praxis,and Techne in the Thought ofKarl Marx[M]. Trans. Ronald Bruzina,Austin & Londo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6,82.

[7]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009, 96.

[8]阿克塞尔·霍耐特.物化—承认理论探析[M].罗名珍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51.

[9]休伯特·德雷福斯. 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智能的极限[M]. 宁春岩译, 北京: 三联书店出版, 1986, 186.

[10]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M]. 程志民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4.

[11]丰子义. 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74.

[12]陈学明.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 2018, （4）: 24-41.

[13]胡大平. 解放政治学·生命政治学·无为政治学——现代性批判技术视角的旨趣和逻辑转换[J]. 学术月刊,2018, 50（1）: 30-45.

[14]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M]. 裴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109.

[15]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 张文杰、何博闻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224.

总编：凌逾

责编：朱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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