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萧维民：《论语》“四子侍坐”系年考辩

《论语》“四子侍坐”系年考辩

本文原刊于《学术研究》2021年第2期

摘要：《侍坐》章系年，自古至今多有说法。本文从孔子和四位弟子的年龄经历入手，论证其年可系于鲁定公十二年冬与十三年春之交，并详证公西华少孔子三十二岁。

关键词：侍坐　系年

《论语·先进》之第二十六章《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1]，是《论语》中难得的有情境、有细节的一章。《侍坐》发生的时间，“一派认为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另一派认为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前”[2]，也有认为发生在孔子周游至蒲时[3]。此章系年须三个自洽：一是四弟子均须成年，方可答孔子问志；二是四弟子与孔子须同在一处，方可侍坐；三是孔子及四弟子所言，从语境分析，应当符合其时各人的经历、地位及心态。试以此考辩先贤时人诸说。

01

李德斌提出“《侍坐》即是孔子返卫后在蒲地与众弟子的一番谈话。这时已是公元前487年，孔子65岁”[4]。吴祥军认为，“这是关于《侍坐》发生时间最精确的陈述，可惜不知从何而知”[5]。

《孟子·尽心下》：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如琴张、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6]。由此可见，曾晳未随孔子周游列国,从现有关于公西华的记载看，也没有发现其随从周游，故《侍坐》当在鲁。

《侍坐》在蒲之说或起于《长垣县志》：学堂岗，在县北十里，相传孔子尝过此[7]。明代吴宽《重修学堂岗孔庙记》：“考之《史记》，孔子去鲁适卫，又去而适陈，过匡于蒲，今大名，古卫地也，而属县长垣有匡城、蒲乡，与史所载合。若其北十里有土隆然，曰‘学堂岗’，居人相传孔子与门弟子尝讲学于此，故名。其寝殿旧设孔子之像，而以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曰四贤于此言志[8]” 。明代汪濬《重修学堂岗记》：学堂岗者，相传孔子讲道之所，考之县志未说，《一统志》又未有载，然则此地胡而得此名哉？[9]明代之前，唐宋之《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等亦无相关记载。孔子如在蒲地讲学，未必只有子路等四子侍坐。吴宽前文“四贤于此言志”后尚有：“虽无所考，不敢遽废。若子畏于匡，颜渊后；至蒲，子贡执辔，二贤固可考而遗之，可乎？乃增置其像，为六”之语[10]。可见，《侍坐》之地不在蒲，时也不在孔子65岁。

孔子在鲁定公十三年离开鲁国，子路、冉有从游，冉有在鲁哀公三年回国，子路随孔子在鲁哀公十一年归国。曾点、公西华未随孔子周游列国，故《侍坐》章不可系于孔子周游列国时。

02

胡仔《孔子编年》系《侍坐》于鲁哀公十二年[11]。《史记》《孔子家语》未记曾晳年龄，其为孔子首批弟子，年龄应与子路相差不大，明代吕善《圣门志》列颜路、曾晳同生于孔子六岁时[12]。此年孔子69岁，子路60岁，曾晳亦60岁左右，三个白胡子老头谈理想人生，实让人忍俊不禁。

试再验诸冉求。《左传》哀公十一年记冉求两事：

1.哀公十一年春，齐为鄎故，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冉求帅左师。师及齐师战于郊，师入齐军，右师奔，齐人从之。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13]。

2.哀公十一年冬，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14]。《论语·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15]。

孔子归鲁缘于冉求。鲁哀公三年，季康子召冉求。“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16]。哀公十一年，齐伐鲁。“既战，季孙谓冉有曰：‘子之于战，学之乎？性达之乎？’对曰：‘学之。’季孙曰：‘从事孔子，恶乎学？’冉有曰：‘即学之孔子也。夫孔子者大圣，无不该，文武并用兼通。求也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季孙悦[17]。”“季康子问冉求之战，冉求既对之，又曰：‘夫子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用之则有名’。康子言于哀公，以币迎孔子。”[18]

冉求自鲁哀公三年仕于季氏，至哀公十一年，外拒强齐、内用田赋、迎师归国，于鲁国、于季氏、于孔门，都是大事。孔子在哀公三年冉求归国时就说“鲁人召求，非小用也，将大用之”[19]；哀公十一年又说 “人之于冉求，信之矣，将大用之”[20]。《论语》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21]。季氏宰子路就能任用季氏的费邑宰。冉求已任季氏宰多年，在鲁哀公十二年威望甚高，志得意满，如谈理想志向，怎愿屈就小国呢？不会说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的话来。这样的说法显然不符合当时冉求的身份。

《侍坐》既不会在鲁哀公十二年之后，鲁哀公十一年之前孔子师徒五人又分处鲁卫两地，故《侍坐》章不可系于鲁哀公之世。

03

《侍坐》章既然不在孔子周游列国后，则当在其前。《史记》《孔子家语》均载公西华少孔子46岁[22]，李启谦据此认为：孔子开始访问列国时，公西华才十二岁，不可能谈什么志向，所以不可能是在访问列国前说的[23]。如此，公西华年龄需加以考证。

钱穆《孔子弟子通考》引崔述“子路少孔子九岁，冉有少二十九岁，子贡少三十一岁，公西华少四十二岁，年之相隔太远，恐未必尽然”；又引金鹗《求古录礼说九·孔子弟子考》，“《论语》子华使于齐，冉子与其母粟五秉，即夫子之粟。此盖夫子为司寇时，故有粟如此之多。又与原思为宰同时，故类记之也。若少孔子四十二岁，则是时方十二三岁，安能出使乎？四字或为三字之伪”。钱穆又说：孔子使子华，何须冉有季氏之粟[24]？此说失之牵强。子华出使是鲁国之公事，何必取孔子之私粟？如取孔子之粟，师徒讨价还价，成何体统？孔子还讲“周贫不继富”大道理，斯亦置圣人于何地？纵取孔子之粟，原宪时任孔子家宰，何须冉求办？且《论语》记事并非以时为序，实难由原宪、子华两条位置相近类目相同而认定两事同时。

清人杨方晃《至圣先师孔子年谱》卷首之《阙里年谱旧本》记载：“孔子四十二岁，鲁昭公薨，定公立，是年弟子公西赤生”，其下以注：“赤在孔子三十三岁生”[25]。试以《论语》记公西华事证其少孔子32岁。

1．《论语·先进》之第二十二章记子路、冉有皆问“闻斯行诸”。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26]。

此问之时，子路“有父兄在”。《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不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27]。子路又字季路，当有伯、仲两兄，子路言“寡兄弟”，则其两兄皆先姊死，以子路两兄一姊、其父如孔子20岁始生子、享年73计，子路少父30岁左右，43岁时其父卒。《说苑》记载子路言“亲没之后南游于楚”，则其“亲没”当在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周游之前，最迟不过子路45岁时，两种推算吻合。如公西华少孔子42岁，子路45岁时，子华12岁，还未入孔门。孔子归鲁时，子路60岁（其父90岁左右，“父兄在”就成问题），冉有40岁且位高权重，岂会再问“闻斯行诸”？以此观之，公西华当少孔子32岁，此问在子路43岁前，子华不足20岁，冉有20岁出头。

2．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28]。试看《左传》记载。鲁哀公十一年齐鲁两国交战后，《左传》在哀公十一至十四年均无齐鲁交聘之记载，至哀公十五年“冬，及齐平。子服景伯如齐，子贡为介”[29]，公西华长于礼仪，子贡长于辞令，此时两国关系不好，自然用子贡为宜，而次年孔子去世。以此观之，孔子返鲁后去世前，公西华没有出使齐国的机会。如公西华少孔子42岁，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前尚幼，《论语》此则记载就难以坐实。倘公西华少孔子32岁，参与齐鲁交聘，应在夹谷之会前后。《左传》：“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齐人来归郓、欢、龟阴之田”[30]。定公十年，孔子52岁，公西华20岁，作为“小相”没有问题。其使齐，或在其春“及齐平”，为夹谷之会作准备；或在夹谷之会后落实“归田”。冉求时年23岁，出道未久，作为季氏家臣，向主持“及齐平”事的大司寇孔子为公西华之母请粟。倘若公西华少孔子42岁，纵在哀公十一年后使齐，冉求已为季氏宰，又何须就此等事请示国老孔子？

3．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31]。

《孔子家语·弟子行》中子贡称：“齐庄而能肃，志通而好礼，傧相两君之事，笃雅有节，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语人曰：‘当宾客之事，则达矣’。谓门人曰：‘二三子之欲学宾客之礼者，其于赤也’”[32]。《左传》未记载公西华，说明他在外交上并无过人成就，正是由于孔子的极度赞誉，公西华才在门人中和社会上享有威望。

孟武伯在哀公十五年嗣立，孔子次年就去世，则此问应在嗣立未久。此时子路、冉求名望已隆，如公西华只有29岁，孔子回国未久，纵使一再赞许，也怕是声望未著，孟武伯恐怕不会三人并问。

同样，《孔子家语·终记解》记“孔子之丧，公西赤掌殡葬焉”[33]。倘若孔子逝世时公西华才31岁，在一众“先进”弟子面前，他又怎样能“掌殡葬”？故此，钱穆认为，“《檀弓》：‘孔子之丧，公西华为志’，时年四十一”[34]。

考诸《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多有将“四”与“三”混淆的例子。如澹台灭明，《史记》记“少孔子三十九岁”，《家语》记“少孔子四十九岁”；有若，《史记》记“少孔子四十三岁”、《家语》记“少孔子三十三岁”；樊须，《史记》记“少孔子三十六岁”，《家语》记“少孔子四十六岁”[35]。其原因应是“三”与“亖”或“卅”与“卌”，形近而致误。清人徐鼒指出：“王肃伪《家语》云‘颜渊少孔子三十岁，二十九岁而发白，三十一岁早死’，盖据《史记》而妄增之。阎百诗、毛西河、江慎修诸儒，据颜子从夫子事迹考之，谓颜渊卒当孔子七十一岁，非六十一岁。古二、三、亖易混，‘二十九岁而发白’，当是‘三十九岁而发白’，‘三十一岁早死’，当是‘亖十一岁早死’。此语可谓破千古之惑，不独二、三、亖字易混，且汉石经三十字作‘卅’，四十字作‘卌’，唐以前经典多用之，安知非‘廿、卅、卌’之讹邪？[36]”

如公西赤少孔子32岁，则孔子“去鲁”时公西华22岁，为何不从游列国？冉求因其使齐而为其母请粟，可见其父已谢世，且无兄弟奉养其母，或以此故未从游列国。

04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侍坐》章应在子路为季氏宰之先，今姑以鲁定公十一年，当堕三都之前一年。”[37]其《孔子传》：“此章问答应孔子五十出仕之前。孔门讲学本在用世，故有如或知尔之问”[38] 。试分析孔子为何“喟然而叹”以证其非。

《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39]”胡仔将此系于定公五年，时阳货囚季桓子，盟而释之，由此益轻季氏，而欲孔子为之助。“鲁君臣上下皆失其正，孔子不仕”[40]。

《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以费衅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不果往。[41]《论语》亦记此事[42]。

孔子不齿阳货，不愿依阳货入仕，但又欲赴公山之召。司马迁揭其心态，“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正在盛年的孔子，怀瑾握瑜，极思出仕以行其道。

孔子为何“与点”？此是历代先儒注《论语》之一大公案。鲁洪生总结了有五种解释[43]。典型的两种：

一是刘宝楠《论语正义》：汉《唐扶颂四远》：“童冠，抠衣受业。五六六七，化道若神”。此以童冠为曾晳弟子，是《鲁论》之说[44]。

二是朱熹《论语集注》：曾晳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之将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即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45]。朱熹之解是将孔子圣化的境界，与本章作为老师问弟子之志相去甚远。钱穆说：《论语》本文“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凡十字，朱注化了一百三十七字，凭空发挥了一大篇理论……其实是朱子意，非《论语》意[46]。

有学者简要概括：孔子问志，子路大意为“我有管理好一个中等国家的才能”，冉有“我有管理好一个小国的才能”，公西华“我不敢说我有什么才能，但我愿意学习，甘愿当个小司仪”，曾晳“我的志向不在从政”[47]。

试想，倘若《侍坐》在孔子50岁出仕之前，带着几个成年和不成年的学生，在野外走一走，谈谈理想人生，又有什么难得，孔子有何可叹息？“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此时孔子甚至连公山之召都想去，还会“与点”么？倘若《侍坐》在堕三都前一年，孔子相夹谷之会，取得极大成功，乘机进取，“堕三都”。此时与弟子“言志”，踌躇满志的孔子，不会思行退隐而有“与点”之叹。

孔子栖栖惶惶奔走列国之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48]”，但终生不得适其志行其道。孔子“喟然而叹”，似应为曾经沧海，从其从政经历得失而来，此章之叹或为其仕鲁初试牛刀即受挫而发。

05

《侍坐》章可系于鲁定公十二年冬与十三年春之交，主要依据：

1．《孔子家语》：孔子相鲁，齐人患其将霸，欲败其政，乃选好女子八十人，衣以文饰而舞容玑，及文马四十驷，以遗鲁君。陈女乐，列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之再三，将受焉，告鲁君为周道游观，观之终日，怠于政事。子路言于孔子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若致膰于大夫，则是未废其常，吾犹可以止也。”桓子既受女乐，君臣淫荒，三日不听国政，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49]。

《春秋》：定公十二年“十有二月，公围成，公至自围成”[50]。《家语》既讲季桓子告鲁君为周道游观，可见此时定公由围成而返，故此事在当年十二月末或次年初。钱穆认为，齐归女乐在定公十二年冬，正与鲁围成事先后同时[51]。

2．江永《乡党图考》第二卷：考十二诸侯年表及鲁世家皆于定十二年书女乐、去鲁事。年表及卫世家皆于灵公三十八年书孔子来，禄之如鲁。卫灵三十八年当鲁定十三年，盖女乐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间，去鲁实在十三年春。鲁郊常在春，故经不书，当以卫世家为正[52]。

3．曾晳言“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则当时尚未及暮春。此时孔子不再受到鲁国君臣的信任，政务不繁忙，有空和弟子讲学问志。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记载：冉求少孔子二十九岁，仲由少孔子九岁[53]。鲁定公十三年孔子54岁，子路45岁，冉求24岁，公西华22岁，曾晳与子路年纪相差不大。试看《侍坐》时孔子师徒心态和言语。

1．孔子。孔子定公九年为中都宰，一年后为司寇。“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有喜色[54]。《春秋》“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条，《公羊传》：定公十二年，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55]。而“十二月，公围成，公至自围成”条，《左传》：“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曰：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不克[56]”。其后，“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57]。’”定公十二年，孔子与季孙关系经历了从言听计从到心生嫌隙的急转而下，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58]”。

孔子为大司寇时喜形于色，季孙三月不违或喜不自胜，季孙心生嫌隙，孔子则无可奈何。《论语·微子》：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59]。但实际上，正如《家语》所记，鲁国君臣受齐女乐，子路认为该离开鲁国。孔子心知自己不再受到信任，等“春郊致膰”是一种“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不舍。在等待期间，《侍坐》问志。孔子既因仕鲁受阻、其道不行而难过，又因沮其事者为自己弟子而伤心（弟子孟懿子支持不堕成；弟子公伯寮挑拨离间，钱穆说“后人谓其是孔门之蟊螣”[60]），让他反思为政与为师之难，隐退之念由此而生，曾晳所描绘师生之间悠然相得的情境，让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2．子路。当时为季氏宰，在会夹谷、堕三都中有出色表现，《论语》记载“子路使子羔为费宰”[61]，当在堕费之后。《侍坐》时他已知孔子再难继续当政，自己受到公伯寮中伤，季氏宰职位难保，刚毅勇武的子路没有介怀，仍对前途充满信心，他劝孔子离开鲁国，自己也有离开鲁国的想法，对处于危机中的千乘之国抱有三年而治的信念，这与孔子所言“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何其相似，后来治理蒲邑与此一脉相承。

3．冉有。出道未久，当季氏家臣，连给多少报酬给公西华也拿不定主意，并不自信，看到“子路率尔而对，夫子哂之”，曾晳年长，他就不好先开口，所以等孔子点名，才小媳妇般回答要当个小邑长官，“足民”自可，礼乐还不敢说。

4．公西华。经历夹谷之会，看到夫子风采，树立人生目标，出使齐国，受到锻炼，正想干一番事业。他不着急回答，等孔子来问，又挺会说话（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62]），讲“愿为小相”，显示了良好的礼仪涵养。

5．曾晳。家贫子幼，安贫乐道，从无出仕之念，能像孔子那样当个老师就很满足，所以讲“异乎三子者之撰”。他是“狂士”，性格急躁，但这次讲得从容沉稳，深契师心，有老大哥风范。

以此观之，《侍坐》章系于鲁定公十二年冬与十三年春之交孔子等待鲁国郊祭时，符合孔子师徒的年龄、经历和心态。

注 释

[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17

[2]叶罕云《＜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考论》，《合肥学院学报》2008.05

[3]李德斌《谈＜侍坐＞章中孔子的“喟然而叹”》，《安阳师专学报》1999.01

[4]李德斌《谈＜侍坐＞章中孔子的“喟然而叹”》，《安阳师专学报》1999.01

[5]吴辉军《＜侍坐章＞疑点释析》，《邵阳学院学报》2008.02

[6]《孟子正义》，《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P602

[7]嘉靖《长垣县志》，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天一阁藏本卷四P29

[8]嘉靖《长垣县志》，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天一阁藏本卷九P32

[9]嘉靖《长垣县志》，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天一阁藏本卷九P34

[10]嘉靖《长垣县志》，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影印天一阁藏本卷九P32

[11]胡仔《孔子编年》，《四库全书》版卷四P18

[12]新文丰出版公司《丛书集成新编》2008年版第99册，P539

[1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2018年版P1449

[1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2018年版P1458

[1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14

[16]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P1927

[17]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471

[18]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494

[19]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P1927

[20]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494

[2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17

[2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P2185、 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430

[23]李启谦《对研究孔门弟子的几点认识》，《孔子研究》1986.02

[2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92

[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先秦诸子年谱》第二册P131

[26]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15

[27]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

[2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54

[2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2018年版P1480

[3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P1378

[3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P43

[32]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137

[33]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465

[34]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92

[35]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P2205、2215，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1987年版P223、224

[36]徐鼒《读书杂识》，中华书局1997年版P165

[37]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P92

[38]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版P20

[39]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78

[40]胡仔《孔子编年》，《四库全书》版卷二P6

[41]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59年版P1914

[4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81

[43]鲁洪生《〈论语·侍坐”〉曾皙之志本意考辨》，《学术论坛》2008.03

[44]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第一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P260

[45]《大学中庸论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P48

[46]钱穆《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P151

[47]杨树森《〈论语·先进〉“侍坐”章辨疑两则》，《孔子研究》2000.05

[4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35

[49]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240

[50]《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P508

[51]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版P39

[52]江永《乡党图考》，皇清经解版，卷二P21

[53]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P2185、 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430

[54]杨朝明 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版P11

[55]《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P508

[56]《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P508

[57]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54

[58]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54

[59]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91

[60]钱穆《孔子传》，三联书店2002版P56

[61]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117

[62]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P75

                                     

         总编：凌逾

         责编：赵叶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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