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汪广松：物喜，以及众生之哀​——张忌小说《南货店》

物喜，以及众生之哀——张忌小说《南货店》

汪广松

本文原刊于《上海文化》2021年09期

01

对一个当代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是一件危险的工作，我们必须警惕当下的判断随时可能被推翻。这种危险伴随始终，它需要信任来保驾护航。在一部经典作品中，我们通常可以放心托付自己的思想与情感，行止坦荡，尽管这种经典也会在变化当中；然而面对一部未经时间考验的当代作品，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同时，我们也需要抵制这样一种诱惑：即正在进行评论（或者检验）的作品会成为时间的宠儿，有朝一日进化成容得下所有赞美和批评的经典。

张忌的长篇小说《南货店》，首先能够让人产生信任的是它的文学性。当代写作的内容与形式日益丰富，但并不意味着文学性的丰盈，恰恰相反，貌似繁荣的各种写作背后，是文学性的不断贫乏，乃至丧失。言而无文则行之不远，一部小说完成也许只是一个物理现象，未必会成为文学事件。这种文学性是一个总体的东西，它表现在语言、叙事、结构、细节、人物塑造、环境描写、情感与思想、象征意味、风格与传统等等方面，不一定要面面俱到，但又由各个分部有机形成，它要求写作者以文学本来的方式回归文学，以热爱文学的初衷回归文学。

《南货店》的语言清爽、简洁，是一种中国古典式而非西化的语言。张忌在介绍南货店时写道： 

路廊东面有一座矮山，山腰处有一座小庙。路廊西面，横摆一条溪流，溪上架一座石桥，过石桥，便是长亭村。南货店在村东，清代的老房子，四开间，两层的木结构，上木门板子。

在很大程度上，叙事口气及其节奏皆由小说语言带来。这一段描写，短短几句话，南货店的环境、方位、历史乃至风格便跃然纸上。从山腰到木门板子，从远至近，中间有诸多物事，小说一路推进，但并不显得突兀或者匆促，便是这种古典小说语言及其表达自带韵味，自成境界，使得文字的气息丰厚起来，令人流连。《南货店》的时间跨度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写到90年代初，时代及个人都很丰富，小说行文其实是快的，但得益于语言的简约含蓄，避免了把写作变成一本流水账。

老店长马师傅对秋林说：“莫急，慢慢来，没有人能一日练出好本事。”这话也可以适用于长篇小说的创作，就《南货店》而言，它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很有一种“慢工出细活”的从容。在上段描写中，出现了小庙，这不是点缀，小说后文就要写到庙里的故事，而且也牵涉南货店。路廊西的溪流也不是摆设，主人公陆秋林看上女子杜英，他就到溪边洗衣服，以便遇到杜英，两人因此熟络起来，为后来感情发展埋下伏笔。南货店在村东就显得自然，如果在村西，秋林去溪边洗衣服就有些勉强了。南货店前店后铺，四开间正好合适；有上下两层，在日后的店铺生活中，住楼上还是住楼下颇有些微妙，这里就提前交代。

凡此种种，草蛇灰线，前后照应，在小说里常常见到。张忌几乎不肯让无关的人、多余的东西在小说里出现，一旦出现就要派上用场。比如拉车的王师傅，多少年了，南货店的老师傅齐清风总是坐他的车进城，不过，这个王师傅在小说开始并不引人注意，只是张三李四路人甲，作用似乎可有可无。但齐清风的儿子齐海生去城里的时候也坐他的车，那几句对话就有些耐人寻味，那辆车在齐清风父子中间有某种特殊联系。齐海生被枪毙后，齐清风正是登门找到王师傅一起去收尸。如果不是多年坐车，王师傅也不会告知住址，虽然那很可能只是老辈人的客气。齐海生小时候玩蟋蟀，长大后在南货店养松鼠就显得自然而然，而且这只松鼠是他和女店员爱春产生实质性关系的媒介，最后又是交恶的缘起。

这些例子不一而足，显示出张忌在认真打磨《南货店》，使得小说有一种“细活”的气质。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也下足了功夫，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颇有讲究。陆秋林多愁善感，有文人气质，他的做派就与众不同。他会一直给监牢里的父亲写信(实际上他的父亲坐牢不久就去世了)，信写了又不发，存在饼干箱里(这里出现饼干箱很自然，因为店里卖饼干)，信发出去就是信，存在箱里、之后又烧掉祭祀父亲，就是文学了。写信又是一种文字功夫，所以他提拔到区社去当文书就不突兀。这之后他向报刊投稿发文章、当团委书记、秘书股股长、为齐师傅写悼词等等，与他的文人形象很贴切。

此外，小说里还有厚道的马师傅、痴情的龚知秋、懦弱的金卫国，以及粗鄙的暴发户昆山、心狠手辣的奸商何天林、贪财好色的葛梅成、壮志未酬的老干部老戴等，这些人物的举止言行都合乎各自的性格特征，可以说是贴着人物来写的，没有草率的、夸张的情节突变或者人物变形，这显示出张忌匠心独运，使得小说具有一种诚恳的、值得信赖的文学面貌。

张忌在与弋舟的“创作对谈”中说到自己的“文学师承”，他喜欢汪曾祺的小说，在古典小说中则师法《儒林外史》、《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等，[1]这在《南货店》中都有反映。这是一个奇怪的组合，但也有例可循。贾平凹早期小说如《商州初录》等，一派清新自然，到了《废都》忽然“变法”，像明清艳情小说一样写作。不过，贾平凹是在不同时期的作品中表现出变化，张忌则在一部作品中完成转变。

实际上，汪曾祺也有过“晚年变法”，尤其是想要在他的作品中融入现代主义，吸收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在他的晚期作品中，“其主题的残酷设定，风格的略形简朴，荒诞感的显露，对人心和人生残酷底色的体察，都打破了他此前一个时期小说中的和谐之美”[2]。《南货店》第一部的文风偏向早期汪曾祺，后两部则有些《金瓶梅》、《海上花列传》的气味，只不过《南货店》里的性描写颇有几分现代性的荒诞感。从这个角度看，《南货店》是一部变法时期的作品，是一部风格形成期的作品，它赓续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传统，而精神意识则指向现代。

王安忆在论汪曾祺时曾说，“他已是世故到了天真的地步。”[3]在我看来，《南货店》第一部是它的天真，后两部则是这种天真的逐渐世故。

02

南货店里自然有南货，它们是江南地区(在小说里主要指浙东)老百姓的日常家用之物。在现代文学史上，以小见大、侧面描写是常见的文学手法，譬如老舍名作《茶馆》，以三幕话剧反映三个时代，裕泰茶馆就是一篇“渔樵闲话”，它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南货店》里也有历史，但它坚持了自己的节奏，避免了把小说变成时代变迁的镜像和传声筒。小说以陆秋林的活动轨迹为线索，第一部集中在长亭村南货店；第二部在黄埠供销社，区级；第三部陆秋林就到了县城，任县供销社土特产公司经理。在这里，时代只是背景，被编织进小说细密的针脚里，《南货店》关注的是人，还有物。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物。在《南货店》的时代里，物是独特的风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物描写，往往偏重人而忽视了物，而一时代的兴起乃是人与物的共同兴起，人与物的相知相合方成人物。但人与物的关系也会错位乃至背离，人可以穿越时代的风暴，屹立不倒；物则不尽然，它的功能在时代变迁中或丧失、或替代、或改变，反过来亦然。

写物是中国文学的传统，其渊源可溯至《诗经》。《诗经》中多有鸟兽草木、器具名物，它们并非配角，也不是背景，而是与人一起形成世界的丰富和美好。赋比兴中都有物，此物自喜，或者予人以喜，或在人与人中传喜，统称为物喜，乃天地人间的勃勃生机。凡有物喜之处，人与言皆有精神，物与事可成气象。在文学领域，写人不易，写物亦难，而物喜则成人之美，显物之富。中国文学传统重物喜。“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物喜，“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物喜。《子虚赋》、《上林赋》是物喜，《陋室铭》亦是物喜。《红楼梦》中的园林盛景、庄园出产是物喜，而演义小说中李元霸的瓮金锤、关公的青龙偃月刀、乃至金庸小说中的倚天剑屠龙刀都是物喜。物喜是文学之美，人文之盛，而且物喜不仅仅是文学审美，它还是商的精神，物喜与人喜相通，就能物畅其流，商业发达。

《南货店》里有物自喜。杉木板的店门，紫檀算盘象牙秤，老师傅穿中山装，袖子上套两个藏青色袖套。匮乏时代的人们惜物、爱物，而店里的饼干、白糖、红枣、银耳、瓜子等，也格外有滋味。跳鱼难得，海边人用钩子钩来，制成跳鱼干，“小拇指粗细，一根根如同乌金”。香鱼干香味四溢，金黄油亮，而只有咸淡水里出产的香鱼最好。笋茄要用四月挖来的嫩毛笋晒成，用六月豆做出的豆腐才会又韧又香。副食品包装有三角包、斧头包，包得好的“拜岁包”就像工艺品，买的人都欢喜，舍不得拆。

陆秋林爱上杜英，要从他听见杜英唱歌开始，歌里唱道：“倭豆开花黑良心，豌豆开花像银灯，油菜花开赛黄金，草子开花满天星。”歌中有物，兴起一股情绪，让秋林百感交集。后来秋林到城里看望杜英，买了一包汽水粉，用凉水冲成汽水让她喝，只是为了让她舒服地打个饱嗝。汽水能算什么？他们高兴！杜英的姐姐杜梅出嫁，杜家姆妈决定办一桌好酒席，嘱咐厨师在十二菜之外再加四个菜：扣肉、肉圆，黄鱼胶汤，鲍鳗，吃得一席尽欢，杜家姆妈笑得几天都合不拢嘴，那段文字也让人读来兴味盎然。

《南货店》之物予人以喜，比如糖水荷包蛋当脚力，夜粥配肉烤鲞当夜宵，电影院门前煮螺丝小吃，杜家姆妈会做隔纱糕，马师傅和陆秋林两人大快朵颐吃猪肉，陆秋林北上齐齐哈尔吃到铁锅炖鱼等，无不令人口舌生津。在农忙时节，供销社下乡搞双抢，抢收抢种，粮食珍贵。生产队偶尔去打猎，有野猪、岩羊、角麂和田狗。三岔镇一年一度的集市，各种摊子摆了一路，街上乱哄哄一片。大路上拖拉机扬尘而去，会场里包着红布的话筒格外引人注目，等等。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小说里的各种物事，并非多余，正是它们构成了《南货店》这部小说的毛细血管，滋养着小说的枝枝叶叶。它们都是匮乏时代的丰盛记忆，洋溢着世俗的物的欢乐，流淌着物喜的精神。

还要特别提到南货店的齐师傅，他会识物，也会吃。黄鱼季吃咸齑烧黄鱼，带鱼季就吃萝卜丝烧带鱼。天热时过烧酒，天冷时过黄酒。他会用红枣炖银耳喝，用三抱鳓鱼招待客人，但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吃光面，一个人坐一张空桌，面上来了，他“吹一吹冷，将筷子插进面里，仔细地卷，卷上几根，捞出来放到嘴边，轻轻嘬一口。面进了肚，停下来喝一口面汤，歇一歇，才再卷，再嘬。”别人四五分钟吃完，他要吃上半个小时。吃好，桌面干净，半点面汤都不会溅出来。他这种吃法，对于摹写时代和个人极为传神，但透出点冷，不闹热，是别一样的物喜。

物喜也有真假。如果物与人及环境不协调，不匹配，那很可能只是堆砌，为了写物而写物，属于以次充好或者纯属作伪，那就非但不能令人喜悦，反倒会让人生厌。这里也有暗暗的竞争，就像《南货店》里写的一些商家手段，譬如在打酒时酒提得快慢轻重有讲究，量布就要注意手松还是手紧等，都需要人们擦亮眼睛，辨识真伪，得到真正的物喜。

03

《南货店》里有物喜，更多的是众生之哀。弋舟说张忌写作的一个鲜明标记就是，“在无差别的世相中体恤众生之千姿百态”[4]。在《南货店》里，这个“体恤”是哀悯。赋写这种情感底色的是主人公陆秋林，譬如他昏睡一觉后醒来，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人这一世，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人地认识，又一个人一个人地离开。做人真是空空一场，丝毫没有意思。想到这一层，一时之间，秋林心中孤独感难以抑制。

这种虚无感、孤独感乃是被抛弃。小说里写到两种情况：一种是弃妇，一种是弃儿。春华是陆秋林的高中女同学，算是初恋，她毕业后遇人不淑，离婚后又遭人骗财骗色，她怀念旧时光，说道：“要是能回到以前吃那些苦该有多么好。”她很怀念跟同学们“在一起”的日子，可是一切都回不去了，陆秋林也不肯或不敢回头。杜梅是杜英的姐姐，先嫁方华飞，再嫁何天林，均遭不幸，后来在一个小年轻身上找到一点点苦涩的安慰。她被何天林残忍抛弃后，回到娘家做裁缝，把积攒的布料都做成衣服，可是从来不卖，最后把自己也当成衣服挂在了梁上。让杜梅走上绝路的并不仅仅是不幸的婚姻，而是辛苦学来的手艺跟不上社会变迁，积攒的布料也落伍于时代，那些很难卖出去的衣服成为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南货店》里有三个弃儿。庙里的大明是广庆和尚捡来养大的，米粒逃荒过来，广庆和尚给了一碗粥，她就嫁给大明了。后来因为一口酒，大明想不通，就喝了农药。章耘耕是马师傅的儿子，小时候得了病，大家以为他死了，马师傅就把他扔到一个石坑里，可他居然活了过来，被章四为捡到，长大后千辛万苦找到马师傅，又不肯认，对当年的抛弃耿耿于怀。他在陆秋林公司下属供销社工作，因为工作上遇到挫折，叹口气，跳了井。齐海生的情况有点特别，他是齐清风通过典妻方式生下来的，生母生下他之后就扔在齐家门前，他长大后不明身世，以为齐清风并非亲生父亲，性情由此大变，了解身世后反而加重了弃儿情结，言行逐渐乖张，最终命丧刑场。这三个人，结局都属于非常死亡，非常哀伤。

陆秋林不是弃儿，但也有这种情结。他的父亲郑重地留下一句话：“秋林，今朝起，侬就是个大人了。”小说一开始就有了这句话，它分明就是遗嘱，意思是说：从今以后你就要靠自己了！这是陆秋林的心结，他的各种感伤有些莫名其妙，细究都与此有关。

人与父亲的关系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也包括夫妻关系)受损、紧张或者破裂，很容易造成不可弥补的、长久持续的伤害，这是《南货店》众生之哀的源头。如果说这种伤害对陆秋林只是意味着情感困惑，那么它在金卫国这里则是一曲身体的哀歌。金卫国有一个女友叫云芝，他对她好，愿意给她买绿豆棒冰，剥荸荠，但云芝看不上他。有一次，金卫国偶然在宿舍门缝里看见：一个男人背对着门，身下有一个女人，平躺，高举着两腿。那个男人叫毛一夫，他不仅利用金卫国的机床赚外快，而且还拐走了他的女友。受伤的金卫国表现出对伤害的迷恋，对受伤的快感，他十年如一日地痴迷着云芝。而云芝或被感动，或出于可怜，最终，她在他面前拉开了长裤的拉链。

小说写道：

让卫国奇怪的是，此刻，虽然他看着身前的云芝，但脑中反复出现的却是父亲站在这里念毛主席诗词的画面。

原来在金卫国内心深处，他最想征服的不是云芝，而是父亲。他父亲自幼父母双亡，由叔婶抚养长大，叔叔虽然视为己出，但婶婶打他很凶。后来父亲参加了革命，随军一路打到南京总统府。父亲对卫国很严厉，这种威权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他的压抑与自卑，现在，这一切都通过进入他所渴望的云芝的身体得到了释放。那一刻，他在心中推翻了父亲，也赶走了云芝。这天之后，云芝再也不理金卫国了，而他也彻底死心。他还下决心辞职，从原有的体制中退出来，到湖南开矿去，算是彻底摆脱父亲的影响。

在老一辈人如马师傅、齐师傅、杜家老爷子那里，父亲和丈夫拥有相当大的权威，它们大于爱。马师傅跟着父亲学手艺，只准叫“师傅”，不能叫“父亲”，他当的是学徒，不是儿子，吃尽苦头学好了手艺，出师了，“父亲”没了。不过，那一代人基本上维持了父子关系，而到了陆秋林这一代，爱的缺失与断裂非常明显。《南货店》里的人物大多缺爱，匮乏时代里匮乏的不仅仅是物，而且还有爱，甚至爱的匮乏才是真正的匮乏。物质可以生产和丰富，而爱却难以生存和成长。何天林以前为口吃食奔忙，不想男女之事，现在有钱了，想变本加厉地弥补回来，那是爱不够，色来凑。昆山暴发之前受尽冷落，之后行为乖戾，是想找回过去岁月里仅有的那点尊重，而尊重就是爱。

在《南货店》里，龚知秋算得上是个情种，但他能否守住和于楚珺的感情？难说。陆秋林守住了，他有底线，对他而言，爱是一种责任，爱是不离不弃，相互守望，这在小说哀悯的气氛中是一个温暖的存在。只是他动则感伤，甚至就哭了，有时候并无必要。曾子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论语•子张》)。所谓得其情者，即能同其情，所以能哀众生之哀，而不会幸灾乐祸，但是哀中有“矜持”，懂得自尊自重，不会没有节制。就像张爱玲看透了她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动声色的观察中，有的只是哀矜。

04

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我读到县供销社鲍主任辞职的时候，就觉得小说真的要结束了，对它如何结尾很感兴趣。《南货店》里的人物大多没有好结果，当陆秋林的靠山倒掉之后，他会怎样自处和下场？令人稍感意外的是，陆秋林并没有结局，虽然小说最后由他收结，但故事却不是他的，而是齐师傅的。不过，《南货店》并非聚焦于陆秋林一人，它毋宁是散点透视，陆秋林只是作家的一双眼，看白云苍狗，世事变幻，而所有人的故事都可归结为一个人的故事。

齐师傅为什么会在小说结尾出现？也许跟他的历史有关。他祖上商业起家，或许还干过海盗，解放后他参与了公私合营，成分定为商，练成一双“生意眼”。在各种政治运动中他常常受批斗，被称为“老运动员”，多数时候他能坦然处之，但亲生儿子对他的批斗以及被枪毙，让他感到生不如死。也许是备尝了众生之哀，他才能深知物喜之美，尽管这种美有冷有热。作为一个不普通的普通人，他遭受的那些屈辱、痛苦与悲哀，在物喜的安慰里、在与生活的周旋中被深深地隐藏了，并没有消化掉，到临终时刻才显露出来，他意识到，“这一世都是弯腰曲背，从来没有堂堂正正做过一日人。”他希望供销社系统能够在他身后举办一个追悼会，为他平反。

陆秋林骗老人说组织上答应了，但实际上他无能为力，他只是写了一篇没有发表的悼词。悼词写得不痛不痒，只是一篇按套路来说的好闲话，连陆秋林都不确定：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但其中有深厚的礼的精神。《论语》讲了一个故事，子贡准备撤掉告朔仪式上的饩羊，孔子说：“赐也，尔爱其羊，吾爱其礼。”这哪里是羊？分明是礼节。追悼会是现代葬仪，悼词是核心，齐师傅想要的是礼遇，是尊重，是人间之爱。

最终，觉得毫无意思的陆秋林，把写好的悼词，“从那叠信纸上撕下来，揪成一团，随手扔进了垃圾桶里。”这个结尾是文学的。那团扔进垃圾桶里的废纸，写着一个人乃至无数个人的人生，那一刻他们几乎没有差别。这无意中使得小说结尾具有难以言传的意思，深于一切语言，一切隐喻。

据说《南货店》的结尾有两个版本，张忌想让小说人物自己选择，尽量不把自己放进去。但实际上不可能，小说人物尤其是主人公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都寄托了作家的思想与情感，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绝对的零度写作没有可能。不过，个中滋味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正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注释

[1]张忌，《南货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P465。

[2]黄德海，《知识结构变更或衰年变法——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孙犁、汪曾祺的“晚期风格”》，《南方文坛》，2015．6。
[3]王安忆，《汪老讲故事》，《扬州文学》，2006．5。
[4]张忌，《南货店》，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P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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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编：凌逾

   责编：胡若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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