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华：整容是中国人身体焦虑的窗口
1999年，已在北京某国企工作15年的工人，47岁的张女士下岗了，经亲戚介绍，北京一家整容诊所雇佣她当了一名清洁工；200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诊所老板为推广业务，决定找一批中年女性，为她们免费提供年轻化的整容手术，张女士自告奋勇，手术效果不错，那之后她看上去只有三十多岁，也因此成了诊所的“活招牌”，紧接着，张女士也从清洁工变为了接待员，工作轻松了，收入也提高了。
这是文华博士在她今年6月问世的《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一书中记叙的一个个案，“因为丢了‘铁饭碗’，转而通过整容努力吃上‘青春饭’，张女士选择整容，与其说是因为虚荣，不如说是为了实用。”文华如此解读。
文华早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师从知名的人类学家，畅销书《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作者麦高登（Gordan Mathews），之后她长期供职于性别研究与发展方向的国际组织。
文华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
《看上去很美：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是基于她2006年8月到2007年7月在北京为期一年的关于整容行业的田野调查，此前她也曾于2005年8月进行过一个月的初步研究。由于整形的话题敏感又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文华的田野调查难度不小，她常常被拒绝，还被当成过“间谍”，最终，她想进各种办法打入了整容行业内部，也找到了几位关键的信息提供者，她共走访了42家整容医院或诊所，采访到了58位女性。
除了下岗女工，文华还写了一位IT公司经理出于“击败二奶、保卫婚姻”的诉求而花费巨资抽脂的案例，以及一位农村美甲小妹为了成为“城里人”而割双眼皮的个案。
“我是把整形背后的焦虑和整个社会的变迁连接在一起来看。”文华告诉我们，“这些女性对整容的选择实际上是嵌入在社会转型、就业歧视、城乡流动、婚姻家庭和性生活模式变化等社会和文化结构的变革之中的。”换言之，整容是中国人身体焦虑的窗口。
如果对整容现象做一个热词考古的话，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网红脸”一词，倒回到2004年，则被称作“人造美女”。文华这本书用了30多页的笔墨着重讲述中国首位“人造美女”郝璐璐的故事。郝璐璐的全身整容手术经由BBC等国际媒体的报道传遍中国甚至世界，曾经引发了关于中国整形美容的公众辩论。
郝璐璐
文华于2005年夏跟随郝璐璐，描述了其整形前后的混杂体验：对美的向往、对潜在风险的害怕、疼痛的苦楚、做手术的决心和对结果的惊喜……
她在对郝璐璐的整形经历的追踪后如此评价道：整形美容手术同时包含了对身体的利用和解放、也同时包含了对女性的奴役和赋权。
然而，这样的一个分析会不会过于复杂？立场是不是不够鲜明？距离文华的田野调查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她认为整形美容手术在中国有哪些变与未变的地方？她会建议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整容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访了文华。
在这场对话中，我们也谈到了整形背后的身体焦虑的来源，对双眼皮和白皮肤的追求究竟是不是中国人“西化”的指征？以及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技术进展，整容会不会变得日常化和正常化等有趣的议题。
作者采访文华博士
痛并美丽：整形背后是身体焦虑也是精神焦虑
Q：时隔六年，这本英文原作的中译版终于问世，你会担心它可能有些过时吗？会不会有觉得遗憾的地方？
A：英文版的书名是“购买美丽Buying Beauty”,和中文版的书名不一样。有点遗憾的是，如果之前给中文版加一个序的话，我想可以简单梳理从我做调查的2006年前后到现在，中国整形美容市场哪些变了，哪些没变，以及如何在现在的语境下看整形美容，这样的话可能就会跟现在的读者产生更多共鸣。
Q：那么，这十三年来，整形美容这个现象有哪些变和不变的地方？
A：变化的是，不单女性在整形，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在整形，据说比例已经达到了15%左右；此外，整形更普遍了，也出现“网红脸”这样一些现象；还有，现在有了各种整形APP，营销更加无处不在。例如，现在通过一个APP可以在线咨询下单，当然做手术还是要去医院或者诊所。做完手术，再更新“整容日记”。
这些日记，很多都是讲手术如何成功，如何赋予我信心，如何给予我力量，然后“如何走上了人生颠峰”，有着很类似的叙事。也就是说，整形APP打破了“线上”和“线下”的边界，而这些整容故事不断地在提醒人们通向“美丽”和“成功”的道路。整容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深，技术也越来越先进快捷，例如微整形的流行，不需要住院，甚至在午休时间就能完成。
Q：哪些是没变的呢？
A：虽然营销手段更花哨了、形式更多样了、市场化程度更深了，但整形背后是消费主义对欲望的塑造这一本质是没变的。其实消费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欲望的制造。你不断购买的东西不一定是你“必需的”，而是你“想要的”，是不断被制造出的新的欲望。消费主义让我们始终想要多一件东西，只有这样市场才能不断扩张，这就是消费主义的逻辑。
在消费文化中，身体被认为是快乐的载体，肉体之美成为被礼赞的主题。消费主义的逻辑就是把 “美”这件商品包装成一个自由选择，但实际上选项早已是给定的。媒体和视觉工业不断打造“完美的身体形象”，并通过整形美容产业出售“美丽”这件让人欲望的符号商品。
Q:你在日常生活中会完全排斥消费主义吗？
A：我自己也会化妆、涂口红，我也会希望自己有个得体的形象展示给大家，但是，我们需要问的是，这种对自我的身体的规训需不需要有边界？现在的美颜相机各种滤镜很方便，这实际上也是在不断制造一个完美的身体形象让我们去“欲望”。
Q:前段时间看过一个研究，这个研究试图说明当下这些美颜APP的存在，会某种程度上刺激女性进一步再现实中去整形。因为你越来越觉得你在朋友圈里，在线上的形象应该和线下一致，如果线下没有线上P图以后好看，那我只能整形成为跟线上一样。
A：我之前也看到过那个研究，对，我想要讲的就是这种身体焦虑。人们选择整形可能是基于很多不同的原因，但共同的是都很焦虑。为什么要做整形？肯定是我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或者我特别渴望某个形象，我才要通过一个手术的手段来改变它。鲍德里亚说，我们都生活在“模拟的时代”，“超现实”的“完美的身体形象”不断被各种媒体和修图软件复制和生产，而整形美容手术提供了模拟完美形象，从现实转变到超现实的手段。
Q:还有一个年龄焦虑的问题，例如现在很多人关注法令纹，通过玻尿酸注射让法令纹变浅，从而显得年轻，你书里也提到了整容上瘾的问题。如果一旦选择了一个项目，如果确实感觉好了一些了，就会对别的项目也开始感兴趣。那么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对抗消费文化呢？比如说在韩国，也有一些博主有一个月不化妆计划，她们甚至把自己的化妆品都砸烂了。这些“反抗”会对消费文化起到多大的作用？
A: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反抗，但是力量是否足够大？加拿大女性主义者凯瑟琳·摩根（Kathryn Morgan）就提出女性整形不应该是去整“美”，而是应该去整“丑”，面对整形美容工业对女性身体的殖民行动，女性主义的立场应该展现一种“反向实践”的抗议决心。整形是可以成为挑战父权和反抗美容市场的手段的，只有当你突破和颠覆了那些所谓的一致认可的美的标准时，才是真正的反抗。或者说，拒绝消费市场所提供的美丽选项，颠覆传统的美的标准，才能以“反向实践”来摆脱媒体所建构的“美貌神话”。
Q：是的，目前这些反抗的力量很有限，这也恰恰是消费主义厉害的地方。它会让你感觉你似乎在变好。有一个说法挺有意思，就是说消费主义并不会让人变好，它只是让人在变坏的过程中感觉好一点，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这句话。
A：我不愿用非好即坏来评价它。我想强调的是，消费主义的逻辑几乎捕获了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无法逃脱它。比方说，谁现在能够过上一个跟消费主义彻底不相干的生活方式吗？有些人意识到我们过度消费了，然后就消费降级，除了必需品什么都不买，再也不用塑料袋。但是从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看，我们办公室的电梯里面都能看到整形的广告，坐出租车也能看到，小区附近的电线杆也会弄一个整形的广告，这种影响无孔不入，很难反抗。
我说整容是中国人身体焦虑的窗口，这种身体焦虑折射的是由社会转型中资源的稀缺性和社会剧变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精神焦虑。
中国社会变得太快了。可能其他国家工业化用了近百年，中国在三四十年里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个过程是有很多问题的。这个是我所感受到的一点：每个人都生怕被落下，别人都这样了，我一定要这样。当人们见证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里，有的人可以一夜暴富，阶级和阶层并不像其他很多欧美社会那么稳定，而是可以跨越的。
在这个过程里，人们生怕自己没有赶上这趟车，所以我一定要找一个最快捷的方式。正是社会剧变和不确定性让人们试图抓住每一个可能通向成功和幸福的途径，也包括整容手术这种有风险的方式。你很难说服大家去对抗这个“捷径”，主流话语不是这么去想的。
整形要么是压迫要么是赋权吗？我想打破这个二元论
Q；你说的焦虑我也感触很深，当我对自己的外形哪里不满意的话，我可能每天都觉得它是一个问题，就算我也意识到这个焦虑是被制造出来的，但我仍然没有办法逃离它。一方面你在书里强调了社会以及消费文化对女性的捕获和控制，强调女性被迫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你也在书里通过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的故事，试图说明整形美容对女性的某种自我解放和赋权，也就是主动的一面。这两点矛盾吗？以及，你是从女性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和分析整容现象的吗？你在田野调查之前和之后，对整形的立场有变化吗？
A：我是女性主义者，但女性主义者内部在看待整形这个问题上其实是非常分化的。所以我是不是女性主义者其实并不能够表明我对整容的看法和观点，因为feminists阵营内部对整形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
我对整形的看法在研究前后没有变化。我在书里面用了一个词“内部能动性”（Agency within）。女性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主要是两种观点，要么如凯西·戴维斯（Kathy Davis）认为整容是女性通过掌控自己的身体为自己赋权；要么就是以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谈的“美貌的神话”为代表，认为整容代表了男权和资本市场对女性的控制。
而我其实想要打破这种二元论的思维，整形是一个两难的问题，身体可以同时是压迫和赋权的中心。我在书中一方面探讨权力机制在女性身体上的运作，另一方面探讨女性通过选择整形美容手术，如何以主体消费者的身份获取“身体资本”来自我赋权。社会学家们经常都要讨论是结构还是能动性的问题？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大的范围内，很多东西都已经被框定了，但是在这个被限定的场景里，女性是有可能利用一些手段和策略来自我赋权的。
Q：我看你写的中国第一人造美女郝璐璐的故事，她跟我的想象很不一样。我没想到她那么自信，甚至她都没有焦虑，她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免费的手术，她恰好被医院选中，她也特别理性，她个人也不断强调整容对她的赋权和解放的那一面，她出乎意料的坦诚。
A：我的研究对象给我很多感悟。一是让我意识到这些做整形的女性其实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的朋友，没有必要将其他者化；二是，她们的身份非常多样化。比如说，欧美整形的主体可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到了四五十岁开始追求年轻。而在中国，什么样的人群都有，既有中产阶级，也有从农村来的美甲小妹。在《看上去很美》中我呈现了，其实每一个阶层的女性，都可能因为不同的原因去整形。
Q：你在《社会转型中的美丽资本》那章写了三个案例，分别是下岗的张女士，还有一个是新中产阶级IT公司的经理，还有一个是农村进程务工的美甲小妹。在下岗女工张女士的故事里，似乎接受免费的年轻化整容对她是一个特别好的事情？但你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有一点物化自己，或者是把自己商品化？
A：作为她自己的选择，我不觉得有何不妥，我没有价值判断。但当我作为一个学者去看时，我可能更多的会看到市场无处不在的一些手段。无论是写下岗女工，还是新中产阶级，还是美甲小妹，我其实想把整形背后的焦虑和整个社会的变迁连接在一起来看，希望看到她们整形背后那些性别区隔以及就业歧视、社会分层和贫富悬殊的加剧、婚姻家庭和性生活模式的变化等社会性因素。
Q：我个人不太同意这一章的一些分析，原因是这章给我一种写给外国人的感觉。外国人的社会阶层是固化的、稳定的，用外来者的视角看中国，就会觉得中国变得太快是一个问题。但它为什么一定是问题呢？例如，如果把下岗女工和一个下岗男性来对比，或者把美甲小妹和同一个年龄的要在建筑工地工作的男性对比，可能会觉得她们反倒是多了一条路径来融入城市，或者是改变生活。你是希望我们同情她们，但如果让她们自己去叙述这个过程，会不会其实并没有焦虑，反而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了进步？
A：我不希望有价值判断在其中，我始终想通过那一章表现她们这些选择和大的社会背景、社会转型的关系。女性选择去整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此外和一般人们认为女性整形是因为虚荣爱美不同，对于我访谈的很多女性来说，整形更多的不是关于虚荣，而是关于身份认同和实用性。她们有的是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获得有利的身体资本，有的是在情感和婚姻生活中“女为悦己者容”，有的把美丽的身体形象当作是中产阶级身份的象征，有的是为了逾越“土气”和“洋气”的身体文化的区隔，也有的把整形当作是一种“现代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表达。在这些有差异的目的之中，既有对美貌神话的顺从，也有在有限资源内利用自己的身体，赢取更多身体资本的抗争。
身体是社会的象征符号，不同的力量都会作用在身体上。表面上我写整形，但我最终想反映的是中国社会的变迁、中国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和消费主义等各种力量在女性身体上的博弈和共谋。
我整本书其实都是在讲，整形手术改造的女性身体同时代表着控制和赋权。在一个行动空间已经被既定的处境里，整容作为一种实用策略让女性透过改变外貌，积累身体资本，重新调整自己和周遭世界复杂而又矛盾的关系，在个人层面上发挥个体的能动性。但在群体层面来看，这种看似“自由”的选择，并没有突破和挑战既有的制度框架。
中国人做双眼皮手术和美白是“崇洋媚外”吗？
Q：我很喜欢你书中的整容文化史追溯的第一章，例如，你具体回答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双眼皮手术开始受欢迎，是在民国上海，一度以来是单眼皮杏仁眼被认为是最美，然后在西方的影响下，月份牌上开始出现双眼皮的美女的形象，然后才有一些明星开始选择做手术，还挺有意思的；你还把每个不同历史时期，最知名的整形修复专家是谁以及他们的贡献都梳理得很清晰。
A：你能够欣赏那部分我很开心，我想把整容中的审美标准等放在一个历史脉络里面去看。杨念群写过一本《再造“病人”》，我也引用了他书里的一句话：当西医的第一把手术刀切入中国人的身体时，它就是一个“现代性事件”。这是很重要的，中国身体和西方医学的碰撞，实际上是一个现代性事件。在此之前，强调身体完整性的中医理论和身体哲学是不开刀、不动手术的，所以在身体上动刀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从一开始连治病的手术都很拒绝，到为了美丽而在身上动刀子，这个转变有很多隐喻。
我还想向读者展示，同样是一个手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它所发挥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期间，没有美容手术，只有修复手术，从技术角度来说，三十年代能做到的，到了1950、1960年同样可以做，但是为什么没有做？这就需要回到所处的政治语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来看整形美容手术。
Q：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审美标准是越来越接近西方，还是越来越怀念民族性的“东方美”，也是你试图展开的一个重要议题。
A：对，全球化的进程不是单维度的，它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不是西方化，全球化的确影响力巨大，但是我们并不能只看到在全球化进程里面西方的一些观点。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中国人开始对“东方美”怀旧。它其实是一个不停碰撞的过程。我用了同质化和异质化来描述这个过程，包括像“小鲜肉”，这种所谓的花美男当然跟西方消费文化的扩展也有关系，但更多是日本和韩国这些流行文化的影响更深一些。
Q：同质化就是说当中国的审美标准接近了欧美审美？而异质化代表着越来越对自己的东方美的认同？你也有一章专门在讲审美与民族主义。
A：通俗来说，同质化就是变得同样一个模式了。而异质化是混杂的，它没有一个模板，异质化代表着一个双眼皮的手术背后是每个人的不同解释，这个过程并非意味着大家对美的概念完全趋同，而是同中也有不同。不是简单的说我整一个双眼皮了，就是要把我整成某个欧美明星了，不能这样简单化地去理解。
Q：你书中还有一个案例很有意思，她是去美国之前做了双眼皮，然后到了美国之后告诉朋友，却引发了和美国朋友的争吵，因为对方觉得她做双眼皮是要抛弃自己的民族特征。而你也解释了，做双眼皮手术很可能是出于一些很实际的原因，例如单眼皮化妆很难等等，你书里也讨论了国人对白皮肤的追求是否意味着是在种族上“我们”希望变成西方人，你的结论是否定的。直到今天，还是有很多人认为，追求双眼皮和美白是中国的审美标准被西方人审美同化的表现，你会怎么跟这些人去对话？
A：在中国古代我们其实没有推崇双眼皮，那时候的审美跟现在不一样，看仕女图就知道了。唐朝跟宋元明清时期不一样，美的标准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是文化的建构,同时有一些标准是永恒的，例如对称、年轻和健康等。
而以白皮肤为例，回到中国古代的仕女画上，她们都是肤如凝脂。在那个时代，这就是一个美的标准。但白意味着美其实反映的是阶层问题，白代表着不用从事户外体力劳动，是上层人的标志。所以不能够简单的认为，我想白就是我要像西方人。
欧美人喜欢美黑，因为这意味着有钱去度假和沐浴阳光，还是回到阶级和阶层的问题上。西方的媒体就不会说美黑是要像非洲人那样，去追求他们的美貌标准，它不那样解读。但是中国或者是东方的人，它就会这么去解读，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
Q：关于整形的中美差异的问题，你提到中国人在意面部，美国人更在意身体，比如丰胸丰臀。据我所知，丰唇在美国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整形项目。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
A：中国人脸部整容比较多，可能和中国人在意面部五官，和讲面子有关。此外，中国女性整形其实还是不希望太夸张，而西方比较喜欢性感的，性感是美的，中国在更多时候强调美女不要太性感，要更多的有含蓄、内敛，有中方美的一些标准。所以说美的标准的建构也离不开社会文化对女性角色和性别规范的界定。
某一天，整容会变成稀松平常的一件事吗？
Q：你的亲戚朋友，他们知道你做这个研究的话，会问你哪些跟研究相关的问题？
A：他们倒不会问我，我会问他们，特别是男性朋友怎么看整形？他们回答无所谓，整就整。但是如果我进一步问会不会支持你女朋友，或你老婆整容？他们就会说我女朋友和老婆就另当别论了。他们说整形也不是洪水猛兽，但还是会很在意。他也会区分，比方说做个双眼皮，或者是垫个鼻子，瘦脸针等等这些，大家可能并不觉得不能接受。但是如果说到隆胸和其它一些对身体的整形手术，他们会考虑到孩子以后还要哺乳等等，就会比较在意，抽脂还行，但是往里面加东西，好像就不能接受。当然这个可能也是因为怕感染，很多身体后期的一些可能无法预料的风险的担忧等。
Q：整容其实在现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事情，公众无法全然将其正常化，也谈不上全面接受，一方面我们看到对整形的“嘲讽”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又是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整形，在对整形的接受度上，您觉得是现实超前于媒体，还是媒体超前于现实？
A：从氛围来看的话，应该说还是越来越包容的，媒体更多在意的是明星，很少有媒体去关心一个普通人是不是整形了。我觉得以明星来说，可能是因为大家对他们有设想，觉得明星就是靠脸吃饭，应该是天生丽质。或者说因为这张脸所以能做明星，你能够吃这碗饭。当发现明星整形了就会觉得原来你并不是那样的，你是整出来的，你是“假”的。就会觉得你其实并不具备那样的条件，凭什么就做了明星，所以会出现对整形明星的“嘲讽”。我觉得现实的接受度，就像我们刚才讨论的，它其实也是取决于亲疏远近，此外不同的整形项目的，比如割双眼皮和隆胸，那大众的接受度肯定不同，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去改变自己身体，人们的态度还是有区别的。
Q：虽然在今天整形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非正常化的现象，但是可能未来某个时候，它就正常化了，变得稀松平常了？假设某天，你要见证整容在中国正常化的那一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例如，现在我们所在的咖啡馆里好多人都刚刚下了整形的手术台，然后坐在这里，包着纱布，若无其事地喝咖啡。
A：我倒是没有想象过那个场景，也许有可能，比如说化妆已经是正常化了，整形会不会也很快正常化？我不确定。我在书里面也写到，很多家长给自己的子女做整形，当做是一种投资，在韩国也是如此。韩国就更普遍更早，更接受给自己的女儿来整形，作为一种投资的策略和手段。我看到的一些讲韩国的文献，我也跟做韩国做整容研究的学者聊过，中国跟韩国在这一点上是比较类似的。
这让我想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美剧《使女的故事》，它讲的是生育，也是讲身体。你觉得那个故事完全是想象吗？其实很有可能已经在发生。就像最近美国阿拉巴马州的堕胎法案引发的争议。你觉得哪个是正常，哪个是不正常？有一天，我们可能真的会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面。
身体和技术的关系也是我很关注的，百年前，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很多整形手术。可能在未来，我们的身体不单是整形，甚至是被植入芯片了。我不会去预测未来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整形，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技术跟身体的关系，有个词叫赛博格cyborg，关注的就是机器和身体的混和体，在身体里面注入芯片等等，未来越来越多的技术对身体的影响，以及伦理问题都是值得关注的。
Q：对整容产生的一些法律问题。比如说过海关出境那些安检，就是人脸识别的问题，当人们的外形这么容易被改变的时候，他是不是可以逃离某种政治控制？
A：随着技术的改变，未来比方说这照片不再是你了，这可能会涉及到一些伦理问题。随着技术的发展，它所带来的这种伦理问题很多，例如代孕的问题。但身体变化，伦理道德也在不断的改变。
随着技术进步，身体不断可以被改造，那么，哪些身体元素还在定义我们？以后怀孩子也可以代孕，有很多不停的在变化，所带来的对我们社会的后续的伦理影响是什么？例如，究竟谁是孩子的父亲和母亲？整完形以后，哪个才是你？现在可能伦理问题还没有那么突出，但以后要是再往里面放很多芯片，做很多的改造，未来的我们真的需要问自己，我在身体里面加了很多添加物，这个“我”还是不是“我”呢？
Q：最后，你希望读者看完您这个书之后，能够被启发到的地方是什么？
A：很多人都会说整容是虚荣，美是很肤浅表面的东西。我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以后能够明白，不要单纯地把做整形手术的这些人当作虚荣，或者认为被控制了，是毫无反思的文化傻瓜（culture dumb）。其实不是那么简单，整容也不仅仅是轻浮的、琐碎的，它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各种力量在身体上的共同书写。整容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赋权，或者说压迫的一个二元叙事，也要看到这里面不同的张力，或者说不同的声音。我的书可能不同的人读会有不同的解读，但还是希望通过整形这个窗口，让人们意识到它背后那些更复杂或者宏大的历史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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