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笠制造性别对立了吗？

脱口秀演员杨笠在“脱口秀反跨年”中的演出内容被举报了，举报者指摘她“多次辱骂全体男性宣扬仇恨”及“制造性别对立”。

艺术评论人鞠白玉长期研究女性艺术家，她发现“幽默”在当代艺术领域往往成了男性特权，而女性表达则轻易成为冒犯。

白玉也是我的朋友，我们找到她聊了聊杨笠的“性别对立”争议。

 鞠白玉

「以下是鞠白玉的叙述」

我是个艺评人，有很多艺术界的男性朋友，他们没觉得被杨笠冒犯，这不是因为艺术界的男性更自信，而是我们习惯在创作语境中体会内容。

杨笠的脱口秀无非是在谈女性处境，比如她谈到做子宫内膜息肉手术的经验，第一次只是被视作“一个人”的那种自由从容，这个很多女性都感同身受，这是我们的处境，表述处境本身为什么成了攻击？

我在研究一些女性艺术家的时候也发现类似现象，那就是女性一开口描述自己的经验，就会有男性觉得她们是在愤怒。男人们好像事先做了一个预设的规界，女性只能谈论某个范畴的东西，如果越界了，男性就会把这个视为女性的愤怒。

“幽默”就这样成了男性特权，女性的幽默感成了冒犯。

无法识别语境，“冒犯”就会被滥用。不进入艺术创作中的情境的话，那么任何艺术形式面前都有人会感到被羞辱了。

当池子在表演时说“面对雪姨打飞机是乱伦”，观众笑得很开心，因为这是一个表演的场域，人们将池子视为一个表演者，那么愤怒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如果脱离掉语境，你把池子当成一个自述的本体，那么雪姨本人是不是应该抽池子耳光？

同理，杨笠是创作者和表演者，她也是在脱口秀的情境中。

每次杨笠“冒犯”，都会出现男性的“反攻”，比如池子认为杨笠的脱口秀不是脱口秀，那么脱口秀作为艺术形式到底由谁来界定呢？必须是男性么？

在艺术领域也一样，一直是男性在规界艺术应该怎么做，比如创作应该有“意识”，要有“方法论”等等，往往认为女性艺术家过于情绪化等等。可是，高更梵高都很情绪化，罗斯科和毕加索也是，没有证据显示女性艺术家比男性更情绪化。

1972年，约翰伯格的《观看之道》提到在艺术领域中，“男人在行动，女人在表现，男人注视女人，而女人看自己被男人注视”。许多裸体画是为了取悦男性而创作，男人是观看者，而女性是被打量的对象，被贬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客体，被剥夺了主体性。

萨特也谈到，女性自己也意识到被注视，她被迫只能通过别人的眼光感觉到自我的意识，因此，她不再是她自己。

 1972年BBC电视系列片《观看之道》

主要谈论艺术与社会之关系，“女性作为观看的对象”是其中的一个主题

从七十年代甚至更早，女性艺术家作家们为了摆脱“男性凝视”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了摆脱社会界定的“女性化”而创作。

什么是女性主义的创作，又怎样抛却女性化呢，首先是要抛却掉所谓“美好的”，“赏心悦目的”“柔顺的”，把女性经验中隐性的真实的一面显现出来。

当代艺术中的“冒犯”比其他艺术形式更多更直接，因为只有冒犯才能引发争议，争议才会引发讨论和补充。就像有人评论“杨笠只完成了百分之五十，余下的百分之五十由群情激愤的男性完成”。

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些女性艺术家，比如莎拉·卢卡斯，崔西·艾敏等都是当时所谓的假小子和坏女孩，是那种要从“男性凝视”中挣脱出来的创作。

这些作品可能外观上很粗糙甚至粗野，充斥着反讽和暗喻，有时甚至很下流。比如莎拉·卢卡斯的早期作品就是从色情小报上剪下来做了拼贴，开了男性的玩笑，名字干脆叫作《钉在板上的阴茎》，当然当时的英国社会也视这为冒犯。

莎拉卢卡斯，《自画像与煎蛋》

可是这些被作为素材的色情小报上每天充斥的全是关于女性的玩笑，要远远比莎拉卢卡斯的“冒犯”更冒犯一百倍。为什么社会视这些小报上的玩笑为理所当然，而她拿这些小报内容做作品却是对男性社会的冒犯了呢。

小报是莎拉卢卡斯创作的一个图像来源

她据此观察流行文化对女性的态度——女性被男性观看，被物化和非人化

从八十年代到今天，这些作品早已被更多观众领会了深意，但在中国展出的时候，还是有男性感到被冒犯，说这位艺术家是“愤怒的女性”。

一旦不活在男性的“凝视”和“期待”中，就会被视为女性的怒火，但不管是卢卡斯，还是今天的杨笠，哪有愤怒啊，这是幽默。

杨笠对男性的调侃甚至没有下流的成份，而池子的脱口秀内容已经构成了下流，我们怎么没觉得池子有愤怒？

崔西·艾敏也是，她的作品大部分在袒露自己的私生活，由真实的生活细节构成，进行了艺术加工，真实的女性处境是这样的，而这个处境不是愤怒和攻击，仅仅是自述而已。

你看，是这样的，是脆弱的，是混乱的，是挣扎的，是渴望，是爱，这在当年同样也会引起被冒犯的感觉，因为这也不符合期待，因为不是美而悦目的，不是柔顺的。

崔西艾敏，英国艺术家，多以自己的生活作为作品的主题

图为崔西艾敏及其作品《我的床》

杨笠的创作中也讲恋爱未果，遇人不淑之类，个体的挣扎与渴望，个体寻求心灵和生活的解放，说出来之后，女孩们会心一笑是因为这些袒露激起了广泛共鸣。

没有人生来就是女性主义者，只有女性意识到无法自我发声，而总是被男性所代言的时候，他们才成了女性主义者。

脱口秀这种形式里有杨笠是大好事，至少让观众们意识到女性是这样体验生活理解生活的，说出来是第一步。

当代艺术创作中也常常会出现作品一部分是由创作者完成，余下有观众完成，观众的经验，常识，评判来完整这部作品，所以从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杨笠简直是完美地留了余白给观众。

当然，也没人要求观众必须达成共识。储殷的反应不就是例子么，真是精准投送，显示了什么是男性凝视：杨笠必须是一位漂亮的女性，才有资格说出’男性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这样的话。

“漂亮”由男性规界，“脱口秀”也由男性规定，这些后续连锁反应恰恰说明了，女性的处境到底是怎样的，从八十年代至今还停留在这些“古老”的议题上，也证明了我们中国社会中，女性主义的创作仍然举步维艰。

女性不会按照男人划定的框架去体验世界和表述世界，这个简单的道理在生活中的实践艰难，在艺术创作中面临着被举报。

当代艺术有门槛，但观众尽可以自己感受这些艺术作品。脱口秀本身充斥着大量的关于性别，关于种族，关于地域等等“政治不正确”的调侃。

但最终取决于听众怎么听，一些刺耳的冒犯恰恰是提醒我们去审视现实，当一个脱口秀演员拿种族去开玩笑的时候，他可能不是提倡我们去做种族主义者，而是在提醒种族主义的存在。

创作者是基于现实处境的观察而创作，这就和杨笠被视作引起性别对立一样，她并不是对立的发起者，而是对立现象的描述者。

今天舆论场对杨笠的脱口秀没有共识，撕裂严重，这毫不意外，因为共识本身要有社会和历史基础，但我认为她的作品在推进价值观的讨论，进而接近某种共识。

鞠白玉，艺评人，在“看理想”开设有《祛魅：当代艺术入门》课程

首发澎湃新闻 吴怡 /采访

王芊霓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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