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后父权时代的权力、情感与女性

本文基于阎云翔教授题为“倒立的家庭与后父权代际性：新家庭主义再探讨”的讲座。

为适应公号读者阅读风格编辑为第一人称口述。

撰文｜王芊霓 黄羽婷

*首发澎湃新闻

权力倒转？

在《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书中，一位村民对黑龙江下岬村变化如此描述——“爷爷变孙子，妇女上了天”。

这句略带戏谑的话精准捕捉了如今家庭的“倒立”特征。

原先中国家庭有森严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支点在于辈分、年龄和性别。

家庭结构的“倒立”，意味着家庭关系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变革。

在共和国成立后，家庭日益成为治理工具，家庭也开始工具化转型。

还有，文化的社会化进程中，知识传播从纵向传递变为横向传播。在子女教育上，长辈以往神圣的地位因为知识匮乏受到挑战，权威祛魅。

今天的个人比以往需要承担更多责任和风险，个体身份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合法化。

人口结构的转型也使父权文化出现了空心化。婚后从夫居、父系宗族以及父系财产继承权这三项构成父权制的重要特征在衰落。

上世纪80年代是家庭结构与权力出现倒转的最为关键的节点。独生子女政策和人口流动共同加剧了人口结构转型。

在代际关系结构中，祖辈、父辈和孙辈形成了“4-2-1”的倒立格局。

这一时期还出现留守老人和随迁老人，他们或留守在乡镇，或随迁到城市，成为关爱的提供者。隔代抚育的模式和漂泊无定的身份也让他们脱离了原本维持权威的语境。

性别仍不平等

在古典父权理论框架中，父权是代际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即长辈对晚辈所行使的权威、特权与权力。在中国社会，表现在伦理思想和政治实践之中的家国同构。

上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为父权研究引入了全新的视角，他们强调男权在家庭中的统治地位，权力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通过性别不平等关系来运作的。

中国家庭经历了父权家庭的空心化：代际关系这个轴线几乎被完全掏空，有名无实，或出现了关系逆转——晚辈对于长辈有很大的优势。

但在其他很多方面，代际关系与性别权力仍然纠缠在一起。

以对“母职”（motherhood）的热议为例，它说明，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看似提高，但仍与孩子的表现紧密挂钩。

可见在一些情形中，父权文化仍然可以通过并未翻转的性别关系，将某些结构继续延续下去。

从“父权”到“后父权”时代，旧的“孝文化”已经难以研究新的中国社会变革。

作为新的概念工具，我引入“代际性”（intergenerationality）帮助我们理解这一时期的代际关系的表现及变化。

相比于孝，这一表述价值相对中立，没有预设特定的价值观。

在传统父权家庭中，亲密关系和情绪被有意识地阻止，因为这会妨碍“孝”的实践。

“代际性”能帮我们探讨曾在孝文化中被忽略的情感纽带，亲密关系、关爱等问题。

“后父权”时代导致很多新问题。

在当下，个体认同并未走出传统的模式：我们仍然要依靠最亲密的人来界定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当失去了过去的制度保护和公共服务之后，这种一体化的认同关系反而加剧了人际之间的紧张关系。

另外，孝的框架中很难注意到子代承担的心理负担。

而心理创伤，比如对“原生家庭”的讨伐在今天显著增加。子代从小接受着加倍的关爱，但也积累着父母所施加的潜意识：“爸妈对你这么好，之后要好好报答。”

很多时候，这种“报答”往往无法圆满实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内疚、不安和愤怒。这些心理和情绪往往超出家庭生活本身，并且通过个人的表达进入到了公共领域。

关系的动态博弈

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主义主要表现为个体利益服从家庭利益，个体忠诚投向家庭。这需要依靠家庭内部的等级来维持，体现的是长辈对晚辈，男性对女性的权力优势。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改革者为了建立公民与国民意识，力图推翻家庭主义对人的束缚。

但是，家庭主义背后的文化心理并非烟消云散。我提出“新家庭主义”，是对于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家庭问题的某种观察和总结。

我提出“后父权代际性”为研究家庭社会关系开辟新路径。

随着很多夫妻婚后居住形式的变化，嫁出去的女儿不再是“泼出去的水”，这背后展示的是母系和父系“双系”家庭组织的出现。

此外，家庭生活的中心由祖辈转向孙辈，家庭资源集中到第三代，这是一种“下行式的家庭主义”，冲击了既有的父权家庭结构原则，也体现了代际之间关于“孝”博弈的复杂过程。

在个体幸福与家庭幸福、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被认为同等重要的今天，个体与家庭之间存在巨大张力。

在今天的生活中，我们对于家庭生活“应该”怎么样的老脚本无法得到完美演绎，因此不得不临场即兴发挥。

当父权文化逐渐丧失束缚力，“代际关系”充满了动态博弈，也日益需要（双方的）经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