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为何男性比女性更加“社恐”
不久前，单读新书圆桌论坛请到了哲学家陈嘉映和人类学家项飙对谈，主题是“对话的精神”。
两位学者从日常经验出发，平实地讨论了我们身处时代有关交流的诸多问题。对于风口浪尖上的性别问题，两位男性学者也完全没有回避。
为了表述更集中，这里仅摘录项飙教授的观点。
01
互联网意味着附近的消失
在当代中国，对话有两个重要功能。首先只有通过对话，才能看到抽象原则在个人生活经验中的具体呈现。
聊天还是排除社会等级制度有效的“去毒剂”，可以把双方的社会背景暂时悬置起来，给双方创造一个相对平等的机会。
当前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交流有着很强的劝说性，说的话越来越不像自然语言。
以网红带货为代表的社交媒体语言，往往是大数据构造的产物，目的是让卖家心动。
在社交媒体上面，你的经验和情绪确实是真实、自发的，但同时又是被高度程序化设计的。社交媒体和娱乐、商业紧密结合以后，我们的意义构造系统好像有了新变化。
互联网上的交流，不是一种新的附近，也不是对附近的替代。
附近真正的意思就是你很难去选择，也很难被选择，你跟邻里街头巷尾碰上了，你也逃不了，他也逃不了，不管尴尬不尴尬都得面对，就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立体感就出来了。这是附近最原初的意思。但是互联网上的许多小组是事先选择的，是单维的。
从现实对话里面，我们学到的知识是身体性的知识，是一个人的生命经历凝结之后传达出的知识和理解，这不能被虚拟的交流所替代。
互联网的匿名性导致了观点的极端化，这意味着某种价值上的断裂。人们大的观点、价值上的认知，都通过互联网表达，而在日常生活中避而不谈。
线上和线下好像变成两套意义构造系统，这可能是最大的变化。这也是哲学和经验科学学者可以一起工作的地方——怎样重塑我们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面对面讨论一些大的价值认同的问题。”
02
男性比女性更加“社恐”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很多青年学生都想去做实地调查，但好像有一种“社交恐惧症”，见了人不知道怎么说话。
在研究中，我也曾碰到非洲当地人抱怨华人不会打招呼，不会闲聊。
——这可能意味着一种世界观，即把世界想象成一个单维度的、要完成任务的、等级化的图景，自我意识过强，所以产生了这种所谓“主体间性”交流的困难。
有很多实证研究支持男性的“社交恐惧症”要比女性严重。
比如移民群体到了海外，一般都是妇女可以发展出很多海外关系。
我在浙江村的调查也发现，两兄弟之间的合作不多，一般是女性的丈夫和她们的兄弟之间合作更为成功，原因就是女性在中间扮演的调停的角色。
我猜想：正是因为女性被相对边缘化，所以她们一方面在个体行为上比较自由，但同时倒过来又做了很多牺牲维持以男性为主的体系。
正如陈嘉映老师所说，今天可能是男性要被历史清算的一个时刻。
男性这么长时间一直处于优越的位置，现在现实突然变化以后，他们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摆位置，所以出现很多心理紧张。
03
把自己作为方法
我说的“把自己作为方法”，重点不是“自己”，而是“方法”。这意味着把对象化了的自己作为一个中介，由此去思考自己的家庭、学校生活、工作环境如何组织起来，个人和世界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即便是跟自己经验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也要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去解构范畴。
把自己当作一个工具、方法之后，你的个体性和特殊性就变得有分析意义了。把特殊性讲清楚了，其实也就对普遍性有了一定的掌握。
到最后我们认知社会只能够通过特殊性和个体性来回答，关键是说怎么样去解释和定位这个特殊性。
学者的职责在于精确、系统地记录和分析当下的情况。
超出具体事实之外的、抽象的一般性判断是比较危险的，所有有价值的判断还是要嵌入到具体事实当中。
学者的观点并不比其他人的观点更加有价值，当前的对话交流还做得不够。
学者要超越个人视角的局限，就必须和其他学者同行对话。对话不断提出新的问题，也就使得分析更加深入。
我觉得下一步不是去发表观点，而是分享假设，多提一些具体操作过程当中的假设，然后跟别人分享，这可能是学者对话的一种未来。
一些研究看起来有不少数据，但却不能形成新的理解，其原因并非实证过分，而是实证不足。实证并非材料的简单堆砌，而是抽丝剥茧的层层分析，如此才能打动心灵。
实证是我们最可贵的材料，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工具是价值的来源，所以实证不能丢。要避免过度思辨化，要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思想。
项飙，1972 年生于浙江温州，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目前已出版的中文著作包括《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