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回顾】震惊：毛主席纪念堂里居然有这样一群人
震惊：毛主席纪念堂里居然有这样一群人
我们这个时代
12.26，特殊日子的纪念，旧文回顾。
2017年1月11日，连续三日的晴空在冬季的北京显得异常宝贵。长安街上依旧是车水马龙，天安门城楼、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和正阳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开，在没有雾霾的天气里，年轻人的视力可以穿过天安门广场，从毛主席纪念堂的门口遥望故宫深处。如果说南侧的纪念堂象征着新中国的缔造者，北侧的故宫表征着中国的封建王朝，那么天安门广场就好似历史的洪流，既隔开二者，又为二者搭建了一座淌过历史的桥梁。
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入口处北望
毛已经去世40年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而又生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开放性已呈现出不可逆的发展态势。傅高义在前几年出版了一本在中国大陆畅销的书《邓小平时代》，实际上中国社会是否是沿着最高执政者的更迭而变迁是值得疑问的，尽管在语词的使用上，我们会讨论小平时代、“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江以及新世纪以来的胡温和当下的习李新政，但不可否认地是毛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似乎并没有随着时间而淡化。
毛的纪念堂基本上成为了外地（外国）来京游客的必去之处，尽管每周开放六天，每天开放4小时，但似乎总有走不完的人堵在天安门广场南侧进入纪念堂的安检通道上，安检员们很不耐烦地催促着前来瞻仰的行人游客，他们非常懊恼，为何每天都有这么多的人？人群之中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者，也有年轻的夫妻、情侣，甚至还有不少垂髫顽童。本以为只有经历过毛的时代的人才想着去瞻仰一下伟人、导师和领袖，然而作者这种“粗浅”的猜测被现实狠狠打脸，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的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出生于毛去世之后。
毛主席纪念堂南门
毛在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形象？由于没有做过相关的社会调查，不敢妄下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至今仍处于毛的时代，亦或者说是“后毛泽东时代”。北京大学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府，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作为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作为80年代初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口号的一所大学其不可能撇清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这样的学校里经常有各种争鸣和论辩，其中自然不乏“左右”的“对立”。
在燕园当中，建筑物以外很少有名人塑像或名言碑刻，目前能看到的主要有蔡元培先生、李大钊先生以及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像。然而在北大学生活动中心的大门口赫然立着两块石碑，上面镌刻的是毛泽东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经常有儿童路过时大声诵读碑文上的语句，并喊着这是毛爷爷的话。实际上毛今年已诞辰124周年，对那些孩童而言，这个年龄基本上是他们爷爷辈的爷爷了，但是“毛爷爷”这个称号从被50年代的少先队员喊起，已经构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话语体系。笔者并不擅长从宏大的民族、国家视角进行直接的时代认知，而更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去间接触摸历史与当下。从官方的意识形态传递到民众的行为表达，都一致展现了毛的时代绵延并不绝于1976年9月的那个日子。
北大学生活动中心
据说近年来流行的广场舞当中，就有一路分支专跳毛时代的“忠字舞”、“样板戏”，这表明当下这个开放多元的社会，有这样一部分越来越怀念毛的时代的人。我曾经就这个疑问咨询过一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问题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时代有什么值得你怀念？他们的回答往往是肯定而有力的，从他们的回答当中我总结出了一些答案。当然本文只是描述一种现象，并无意讨论现象的好与坏，本文亦没有纠缠于意识形态立场，至于现象背后的内涵由读者自行解读。
那个时代也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家家户户，邻里之间非常和谐。那时候的居住条件不好，但是感情很好；卫生条件不行，但是人们心灵更加纯洁；经济收入不高，但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携。转念一想，现在社会各种触碰道德底线的事情频发，让越来越多的人们看到了经济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负外部性。人与人之间少了一份信任，多了一份猜忌，少了一份安全，多了一份危机，少了一份热情，多了一份冷漠。传统的熟人社会格局被打破，熟人社会的基础是“人情”。个人与家人之间的情分是“只有今生，没有来世”，因此必须讲“亲情”。“有情有义”；个人与熟人之间的情分是“大家乡里乡亲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所以必须讲“人情”，讲“面子”；个人与陌生人之间没有情分或仅有“见面之情”、“一面之缘”，因此可以什么都不讲。所以说，熟人社会不仅仅是“熟悉”，更是“亲密”，其基础是“人情”。
人情有感情、关系、规范、机制四个层面的意义。在人情的作用下，熟人社会成了一张围观权力关系网，熟人社会因此被整合成了对内纷争较少，对外团结一致的亲密社群。在陌生人社会当中谁也不能靠着谁，在利益交换当中再也不可能是长期的动态平衡，而往往只是一次性交易。这就会使人们在为人处世的过程中不顾道德这样一些柔软的限制性因素而为攫取自己的利益铤而走险。因此那一代人更加怀念那种“亲密无间”的感觉，那种社会主义大家庭大家一家亲的感觉只能在记忆中来搜索。
二、这是一个缺乏“磨炼”的时代
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一个缺乏磨炼的时代。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毛亲自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包括当下的最高执政者习也是在这场运动中被派送到陕西接受“教育”，按照习自己的话来说，他在这六年的插队生活中获益匪浅，对自己的三观养成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来，类似于《山楂树之恋》的知青电影被频频搬上荧屏，这与80年代、90年代流行的伤痕文学、反文革影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随着时间的逝去，人们更加宽容地看待毛的行为和那个时代。现在青年一代难抗挫折与压力，患上心理疾病的比率远高于以前，一群非主流的“堕落”年轻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们把自我身上所留下的吃苦耐劳、勤俭朴素、待人真诚这样一些优秀品质归功于时代环境的磨炼。在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时代熔炉之中挥洒建设的汗水是他们所为之激情的青春韶华。温室里的花草不止一次地被大家所诟病，在这样一个物质生活丰富的时代缺乏磨炼的环境，因此年轻一代养成了骄奢淫逸的坏习惯，变得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如果再来一次上山下乡，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是举双手赞成的。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锻炼，磨练出钢铁一般的品格。
在毛的时代，大家很穷但是都很开心。虽然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但却多了一份愁闷。因为一系列的问题困扰着中国社会，最严重的就是贫富差距问题，以前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很小，大家都觉得差不多，少了几分羡慕嫉妒恨，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吧。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富者可以敌国，穷人剩锥地。当然并非说富者的财富都是不正当获取的，而是想说明任由社会差异选择背景下，穷者因为种种原因致贫而产生心理愤懑的事实。
同时怀念毛的时代的人还多少有点怀念大锅饭的味道，50年代的人是新中国第一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人，也就是意味着兄弟成群的他们只能生一两个子女。现在他们逐步步入老年，面临着养老的问题很难解决。养老并不意味着经济上的救济，更重要的是生活上的慰藉与关怀。独生子女或者子女较少的父母就很有可能成为空巢老人。他们兄弟姊妹一大家子把自己的父母养老送终，转念一想给自己养老送终的人寥寥无几，心中顿生一股悲怆。传统的中国社会以农为主，这批人基本上都有过农耕的经历。对土地的那份热爱与眷恋让他们对农业耕种有着深深的归属感。年轻一代放下了锄头让他们对未来产生了深深的危机感，总是担心未来田地荒芜，无人耕种。看着同辈人身体一天天衰弱，在农业耕种方面恐怕站不了几班岗了。
四、对党的信仰弱化
受访者认为，整个毛的时代党员干部贪腐现象比起现在要少很多，那时候涌现了一批党员干部楷模：雷锋，焦裕禄，申纪兰，王进喜等等。他们身上无私奉献，敢于拼搏的精神深深鼓舞了一代人，他们对共产党员的信仰在实践中变得崇高伟大，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而现在经常曝光的贪污腐败，滥用职权，司法不公现象让他们对党员干部的崇高信仰一点点弱化，感觉共产党不再是一心为公，一心为百姓谋福利。
所以怀念毛的时代的人更怀念那个时代对共产党的崇高信仰，怀念那个时代雷厉风行，人心思齐的政治氛围。经常开展的党团活动深刻地教育了人民群众，而现在党团活动在基层农村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一时间对主流价值观的信仰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狂热”了。毛是一个可以服众的领袖，在人们心中有着崇高而神圣的地位。但是现代人们观察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败坏了党风，更弱化了人民的信任与拥护。
五、普通民众社会地位的下降
大多数怀念毛时代的人最为突出地是怀念那个时代较高的社会地位，那个不以金钱名利为标准的社会确实有值得怀念之处。因为农民和普通工人的社会地位是较高的，是受人尊敬的。文革时期就是“底层群众”想要提高社会地位的“狂热时期”。无论有没有职权或者义务，人们总是积极地参与社会管理事务，不为金钱不为名利。为的是管理好自己的家，因为工农群众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人，那个时代主人翁意识的高涨让这样一批人过足了当家做主的“瘾”。
而现在，基层社会基本上处于“无为而治”的状态，高层决策根本很难让普通群众参与进来。政策与老百姓之间的隔阂由来已久，人们在市民社会中的个体地位却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整个政治活动的民众参与度明显低于毛的时代，所以那个时代的冒尖分子（典型形态就是红卫兵代表）感觉到自我价值的缺失，自我地位的下降。整个人被排除在社会政治活动之外了。当主人的感觉已经不复从前！
我们在出发
在这个“后毛泽东时代”，总有一批人怀念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怀旧。怀念旧的总是反映出现在的社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并且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怀旧”群体并没有缩小，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因此追回我们丢失的东西是必要的当然也是可能的。本文并没有提及任何关于意识形态的意味，只是从一个现象出发，来看待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当然每个人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都有自身体会。
对于当下中国而言，传统、社会主义、全球化这样三组语词之间的关系应当说是最难以也最需要协调的，我们除了面对传统文化与世界潮流之外，还掺入“社会主义”的元素于其中，这是许多国家和民族所不曾遇到的问题。就好像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像和长安街上的奔驰车一样，三者在一个镜像维度中共生，当然这属于静态的物，对于协调动态的行为和思想，我们要做的怕是还有很多......
天安门城楼
作者简介：
徐梦堃，北京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期编辑：吴沁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