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年，西北政法申博背后的故事

文章来源：利涉大川䷄

近两日法学人中最热闹的话题莫过于西北政法申博的又一次失败。相比较可以称得上中国学术史上重大事件的2009年申博，此次学界整体上相对低调和理性。当然，也可能是多少有些麻木的原因吧。在其他高校取得法学硕士授权点平均3至5年便拿下一级法学博士点而言，一所拥有41年法学硕士培养历史的法学重镇却仅有一个“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点，确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作为九十年代的大学生，正好见证了国内法学博士点从零星几处到遍地开花的过程，相对于网络上的沸沸扬扬和道听途说，可能更有些许的说服力。

博士点审批往往充满了极其复杂的博弈，并不能简简单单的概括为学术水平高低的原因。从1981年开设博士点以来，大体上是两年申报一次，但当时还有一个重大的体制问题是各部委办各部委的高校，比如现在的五所政法大学就是原司法部直属的五所政法学院。至于西北政法九十年代为何没能拿到博士点，就与这个体制有关。五所政法均是司法部直属部属，按照当时的国家管理体制，一个部委的直属院校中，一般只授予一所重点大学。而在五所政法高校中，西南政法学院（今日的西南政法大学）在1977年率先复校，北京政法学院（今日的中国政法大学）和西北政法学院（今日的西北政法大学）则在1978年复校，华东政法学院（今日的华东政法大学）是1979年复校，而中南政法学院（今日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是在1984年才复校。由于西南政法学院复校最早，也便顺理成章的成了当时司法部的重点大学。

博士点是高校获取办学资源、维护和提升其社会地位的重要工具，向来受到政府、大学甚至社会的关注。然而，其申报和审批中行政竞争与利益博弈的复杂过程，就不为外人知道了。虽然学界认为“五院四系”是一体，但相对于“四系”，“五院”拿到博士点的时间相对较晚。司法部当时的五所高校，首先拿到博士点的是中国政法，而后是西南政法，当时也是西政学术做的最好的时期。那么其他三所的话，中南政法由于复校较晚，五所政法最后一个复校，一直都有一点儿先天不足的问题，而当时在学术上的话，西北政法排在中国政法和西南政法之后，作为司法部直属院校中第三个申请的院校，也是情理之中。在1997年国家正式启动第七批博士点申报时，西北政法便申报了法史学博士点，主要代表人物是胡留元、冯卓慧和杨永华三位，为了增加概率，同时联合了社科院的法学所一起申报。相对于华政和中南，当时的西北政法优势还是较明显的，尤其是法理学、法史学、刑法学等学科在国内影响力较大（今日名动天下的谢晖、陈金钊、刘作翔、葛洪义等大咖均是严存生老先生的弟子）。胡留元先生在八十、九十年代的学界是鼎鼎大名，尤其杨永华先生是中国边区法史第一人，当时杨先生带了两个毕业不久的研究生长驻北京做这次申报，这两位学生中，一位就是今日中国法史学会的执行会长侯欣一教授。这次申报中，华政也递交了材料，当时华东政法的掌门人，可谓大名鼎鼎，就是今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国级领导曹建明，相比西北政法学院的老院长法理学家王天木先生，华政的锐气已经显露。由于当时的年代，上层到最高层，出身上海的是较多的，在这次申报中，上面便批了条子，司法部左右为难，从学术上、材料上，应该报西北无疑，但是不报华政没办法向上面交待，于是就将两所学校全报了上去。教育部将材料直接打回司法部，理由是，根据当时的申报要求，每个部一次申报只能报一所高校，如果违规报两个，就一个不批。司法部就和西北政法做工作，就说你是老大哥，他是小弟，这次申报就让他上，下次申报我保证让你上，反正也只差一年的事儿。在这种情况下，华政就拿到了国际法的博士点。然而，万万没想到的是，从第二年也就是1999年高校大改革，所有部委不再办大学，全国所有部属院校除教育部外，一律全部下放到地方，五所政法也难逃被下放到地方的命运，西北政法被下放到了陕西省。当时，司法部主动做了协调工作，让西北政法学院与西安交通大学合并，改名为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然而西北政法的全校党政会议上投票时，102个中层以上领导投票，仅仅两票是赞同票，合并也就付诸东流。此后一些本地的学生谣传与陕西师范大学合并，是压根儿就没有的事情。此后，西安交通大学自己成立了法学院，包括西北政法的李万强等一批教授加盟，以国际法、国际经济法为龙头，法学发展走上了快车道。

麻烦在于，1999年高校体制改革，西北政法被放到陕西省，由部属院校变为省属高校后，博士点申报体制也随之变化——由省里pk出线后上报教育部。西北政法在99、02、05三次在省级评审中都没有在陕西省本省出线，当时法学界的多位元老级前辈多为此鸣不平。陕西虽然经济落后，却是教育大省，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拥有百余所大学，三所985，9所211，中国最早、最成功的民办高校——西安翻译学院便是在那里出现。在高校林立的情况下，西北政法作为部属下放的高校，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在各方面的发展受到了极大挫折。尤其在2003年院长陈明华因故被免职后（后跳楼自杀），长达近四年的时间没有院长，几届毕业生的毕业证全部盖的是党委书记朱开平先生的章。从2003年开始，司法部司法考试协调小组中的专家中，也就没有了西北政法的名字，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6年贾宇先生担任校长才结束。在99、02、05年这三次申请博士点中，2005年的申报失利实际上最可惜，对后面的影响也最大。因为2005年这一次法学博士点的审批后，到了2012年才启动了下一次申请，这次呈现出遍地开花的情况，为后面2012年博士点的铺天盖地埋下了伏笔。而据陕西省里的一些说法，西北政法2005年申博失败，除了长期没有院长的内部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领导层判断失策，认为改名大学比申报博士点重要的多，当时国家对于学院改名大学已经有正式的文件采用限制的政策。在面临省教育厅的2选1的选项时，牺牲了申报博士点而全力公关大学改名。谁知，尽全校之力公关下大学后，华东政法学院因势利导，四两拨千斤，时隔一年不费吹灰之力地低调改名为大学，进入了法学教育蓬勃发展的时期。当然，2005年西北政法的申报材料没有出省，而陕西省报送的两个院校，其中一所因为材料做假被取消资格，另外一所因实力严重不足被淘汰。

2009年的申博故事，可谓惊天动地，陕西8所高校申请，名额却只有2个，在八所高校中，西北政法优势较为明显，初评和复评均排序第一，在硕士办学历史、科研项目、教师高水平学术成果、学术论文上，几乎以十倍的优势力压西安外国语学院。但是终评却是西安外国语学院胜出。原因在于，时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杨希文，便是刚刚从西安外国语学院院长的位置上调任。结果公示后，群情激愤，不仅四十几位教授到教育厅前静坐，贾宇校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出了“我可以起诉陕西省政府”的豪言壮语。随即，北京也发起了声援活动。这次事件后，国家便下发了一份关于“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点”的文件，实际上颇有对西北政法同情的含义，西北政法便拿到了“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点”。不过，在中国社会，再怎么样也不好单独给你设一个博士点照顾一下，总得有个规矩、有个标准，结果便是好事儿大家都顺风跟上，像北京工商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天津外国语大学、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大学、闽南师范大学、潍坊医学院、吉首大学、贵州民族大学等学校也都就势上了船，拿到了国家特殊需求博士点。这件事情看似西北政法取得了些许的成果，但是却陷入了被陕西省有关部门的长期虐待中，财政拨款少的可怜，近年来，西北政法大学的财政拨款，在陕西省所有高校中排倒数第二。高校的发展，实与当地政府的扶植与否有直接的关系，学界的老前辈，在十余年前均表示过不同程度的声援。十几年前，“武汉蛮人”徐国栋公开发声：“强烈反对陕西省政府长期虐待西北政法！”而老前辈应松年先生也曾十几年前专门写了意见书：“西北政法大学拥有三十余年硕士培养的经验，在法学界拥有重要影响力，应直接授予法学一级博士点”，张文显先生曾在中国法学会的发言中指出：“应尽快解决西北地区无法学博士点的不合理状况”。不过，西北地区无法学博士点的局面结束了，然而拿到了法学博士点的却不是西北政法，而是新疆大学。

从1998年申报博士点失利后，西北政法也就进入了人才出走的时期，一大批顶尖的人才持续流出，如中国法理学会副会长现浙大掌门葛洪义、法理学会副会长刘作翔、广东省学科带头人张晋红、执掌深圳大学近二十年的黄亚英、李薇薇、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董和平、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所所长来小鹏、马燕、著名行政法学者赵世义、中国法史学会执行会长侯欣一、西安交大副院长李万强、法学第一才女柯岚、刚刚出走苏州大学的法学杰出人才马宁……一切偶然都是偶然的必然，一切必然也是必然的偶然。98年的一次偶然，就几乎满盘皆输。作为九十年代的本科生，对这段历史略有了解，杨永华老先生曾在课上说：“我的学生们都已经是博导了。我这辈子是带不了博士了，但我会把你们当博士来教。”这位中国首批资深法学家入选者的老先生之话语，想来颇为凄怆。今年杨永华先生辞世，恰以西法大再一次申博失败而作为对杨先生的纪念，真是百味杂陈。

博士点对学校的资源、声誉有极大影响。西北政法与其他几所院校极为不同，九十年代西北政法在河北省录取的生源都是全省前二百名（参见98、99、2000年在该省分数线），原因在于，当时的高考并没有现在的平行志愿一说，所以报北清落下来的话，直接就到了下一批次进行选择，而在第二批次的选择中，像样的学校几乎仅有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可选，这就导致了报考北清落榜的一大堆省外人集中到了这所院校。以西北政法学院在2000年河北文科的录取分数线为例，不仅高于中国政法大学，而且高于了中国人民大学十几分，原因便是大家均是报考北清落下来，没得选了。而很多其他高校，大家的高考分数在各自省内的排名其实是差不多的，也就大致在各方面处于同一个层次，对学校便有较高的认同感。

这就导致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西北政法大约是最不团结的高校。因为省外的选手很多都是高考全省前几十名到两三百名，而陕西本省或西北五省的生源可能在他们省排到了上万名，这就不太可能产生省内省外学生之间的深层交流和碰撞，省外的很多优秀考生毕业考入其他名校后，很少提及与这所院校的纠葛，西北政法在西北五省外也几乎没有什么真正能调动的校友资源，这实际上是几十年来长期存在的问题。

平心而论，西北政法的学术在这些年进入了衰退期，这与学校的影响力也大致相当。一所大学，最重要的部分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否有高水平的师资，教师是否以学术为业？是否在知识上、文化上能够引领学生？教师是否在本职工作上精耕细作，真正做到了“为往圣继绝学”？其二，是否能够发挥影响力，能够录取到优秀的生源？在我看来，集天下英才而教之，是我们做教师的最大幸福。每每碰到一些资质、禀赋优秀的孩子，熟读百科全书的孩子，那种感觉，就是恨不得将心掏出来免费给他。除了这两个因素，那就是领导作为带头羊的视野、格局和交际手段和政治能量了。

我曾比对过西北政法和西安交大申请法学博士点的材料，原以为西法大的科研成果应该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大吃一惊的是，在科研成果尤其是学术论文的质、量上均逊色一筹。西安交通大学之前便在法律经济学下培养博士生，而西法大的学生成果只能让硕士生来，这是个客观因素。然而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所拥有一千多个教师、拥有四十多年硕士培养历史的老牌高校，教师、学术们拿出这样的学术成绩，是否真的都是外部的原因？

巧合的是，西法大建设新校区时，却发掘出了中国法律人的祖师爷——张汤，大约，这也是为这所人才凋零的老政法院校做了一个特别的注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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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 ✎ Zorro

本期编辑 ✎ 张睿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