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的世界与中国

Original 青法平台青苗法鸣 2023-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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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世界格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如同向看似“平静”的湖面中投入一颗石子，惊起阵阵涟漪。在这个过程中，鼓吹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治理模式遭遇困境，而我国的政府指导和合作治理却成效显著。后疫情时代，我们惟有重新审视现有的理念和制度，深刻省思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方能汲取经验和教训，变得更加强大！

作者简介

沈玉龙，男，2000年12月生，现就读于云南大学法学院，法学（卓越法律人才）专业。热爱阅读与写作，曾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学术创新训练项目。

2019年12月至今，从新冠肺炎疫情被发现到疫情的全球大范围流行，约216个国家及地区检测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10月10日24时，全球新型冠状肺炎感染病例数已达237,879,741，死亡病例数4,852,089。[1]新冠肺炎疫情波及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以及对世界影响程度之深在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病毒在全球范围的肆虐给人类的公共卫生安全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下，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发生又一轮的兴起；部分国家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始不遗余力地推动逆全球化的进程，企图从中获利；在疫情防控中失利的国家试图推卸责任并转移国内矛盾，损害国际公共卫生领域国际合作的健康发展和全球经济的复苏；中国疫情防控的巨大胜利在取得相当一部分国家肯定并积极借鉴学习的同时，个别国家大肆宣扬阴谋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19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肆虐，客观上塑造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特殊历史阶段，为检验不同理念指导下的国家行为，提供了一个难以预知也无法复制的特殊场景。[2]

一、后疫情时代，重启“终结的历史”

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以苏联解体的形式落幕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取得了全面的、历史性的“胜利”，以美国著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成名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3]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在西方国家流行开来，西方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社会所能发展到的终点。在此之后，以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为主导，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建立起了后冷战时代全球治理模式的框架。与此同时，以经济全球化为开端的全球化进程也在西方国家的领导下有条不紊的推进着。在此过程中，占据显著优势的西方国家不断向非西方国家输出他们的思想理念、文化信仰以及社会制度等，这基于以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为代表的关于“自由民主国家间无战争”的论断。[4]由此，似乎只要在世界范围内以西方国家和社会为蓝本建立起自由民主的制度，人类就将走向发展的终点。

然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困扰欧洲国家的难民潮问题等，在过去的20年间持续考验着西方所谓的代表着“人类的终点”的文化和制度。而西方国家以及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在过去那些“大事件”中的糟糕表现，以及此次新冠疫情对各国的冲击，让各国学者们纷纷对“新自由主义”、“西方模式”、“历史终结论”产生了质疑，并重新审视“西方模式”及与之配套的普世价值观。于是，非西方国家的人们开始积极地尝试从本国家的历史文化中探寻出一条区别于西方的、同时又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由此，福山笔下“终结的历史”似乎要在后疫情时代被重启了。

二、理解后疫情时代的世界

（一）传统领导核心的缺位

在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防控中，传统领导力的缺位使得疫情的防控工作屡屡受挫，而疫情防控的失利又不断放大领导力缺位的问题。传统领导力的缺位，一方面表现为在众多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权威缺失”和政府领导力的不足上，另一方面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本应发挥领导作用并积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传统优势国家的缺位。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起来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和解决诸多全球性问题时有着不错的表现，且作为事实上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有着较为强烈的意愿来维系这套体系，并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处理。然而，随着近些年来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尽管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各国的努力下不断被完善和优化，但在面对全球气候问题、金融危机以及非传统安全威胁等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时，仍表现出了明显的应对乏力。[5]而出于多种原因，作为全球治理体系中传统领导核心的美国，近年来频繁退出传统国际组织，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意愿明显降低，具体表现在此次新冠疫情早期，在预期中应该发挥全球治理领导作用，提供有效公共产品的传统优势国家却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全球的有效治理供给不足。[6]在可预见的将来，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将由于传统领导核心（美国）的缺位而越来越无法适应与解决日趋复杂化的全球问题。

（二）全球化浪潮中的逆全球化思潮

受到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潮被再次点燃，部分西方媒体甚至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会成为全球化的丧钟或者是压倒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论调。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中逆全球化思潮的涌动以及国际政治格局向“反多边主义”转向的趋势的同时，全球化的进程仍在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治理难题呈现全球化的属性，越来越离不开多边合作的沟通与解决机制。在后疫情时代，继续推进全球化进程，使发展的红利造福全人类，同时将逆全球化的退步思潮拉回正轨，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凝聚共识，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努力。

（三）“新兴中等强国”的崛起与“东升西落”下世界格局的重构

1993年，一位日本著名记者宣称，“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随后一位马来西亚官员补充了这个隐喻：“即使美国发高烧亚洲也不会咳嗽。”而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东升西落”之势，使得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关系格局，以及后冷战时代以美国为领导核心建构起来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德不配位”的窘境。

从此次新冠疫情的全球防控中来看，“新型中等强国”们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方面要远比西方国家更为积极，同时在防控效果方面，也优于西方国家。随着这批对全球治理有着巨大积极性，且随着进一步的发展而具备全球性影响力的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中，以及西方传统优势国家的相对衰落，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格局必将发生历史性的重大变革。

三、“东升西落”下的中美关系

在讨论当今世界格局的时候，中美关系是必然绕不开的话题。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美国的相对衰落，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焦虑情绪。

（一）文明的冲突与“中国威胁论”

上世纪90年代，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7]在西方世界流行开来。在亨廷顿看来，“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而分别作为东方与西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和美国，越来越对将本文明特化于人类其他文明之外、展现自身独特性以及提高本文明文化价值的影响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中，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西方世界变得前所未有的自信，以至于诞生了以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8]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坚信西方模式下自由民主的国家形态就是人类所能达到的臻于完美的国家形态，由此，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本文明的制度、文化以及价值观等西方模式。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强势崛起给西方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相较于冷战时期的苏联，中国代表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有着更多且更深刻的差异，而代表着与本文明有着巨大差异的文明国家的崛起，让西方国家普遍感到强烈的不适应与不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惜一切代价打压中国企业及经济发展、展开国际舆论战以渲染“中国威胁论”以及试图发起“新冷战”等，似乎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已难以规避，中美最终将不可避免的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必将伴随着中美之间的激烈冲突！

（二）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以史为鉴，人类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似乎从根源上无法调和，修昔底德陷阱[9]是无法跨越的。随着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除了上世纪英美霸权的和平交接，世界范围内传统守成大国与新型大国之间的冲突一再上演。那么，是否意味着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亦必然将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呢？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可以认为是肯定的，然而随着“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提出，这个问题似乎有了另一种解答方案。“发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创新思维和切实的行动，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积极有效沟通，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定式逻辑”，这些极具建设性且富有实践意义的提议，或许能给21世纪中美关系找到某种平衡点，顺利避免直接冲突的发生。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如此美好的愿景，其实现的前提不仅仅是中美之间的沟通与妥协，亦需要中国自身具有足以支持这种沟通与妥协的综合国力，需要中国拥有与美国对等的谈判筹码。

四、后疫情时代的中国

2019年末，在毫无预期可能性的情况下，中国接受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结果是，中国在不超过三个月的时间里迅速地将疫情有效控制下来，并积极投入到全球抗疫中，为全球抗疫提供包括但不仅限于物资、经验及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并对多国进行援助。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在此次“疫情大考”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宏观上看，疫情过后的世界仍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这意味着取得抗疫胜利的中国仍将面临着与过去相当甚至远超过去的挑战，同时，新冠疫情为大变局引入的巨大变数，又使得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大变局下，后疫情时代的中国如何应对并存的机遇与挑战，将直接影响民族复兴的进程。

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迅速发展，继“中国威胁论”之后，“大国责任论”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警惕其中对中国发展的“捧杀”。

不可否认，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但也应该看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没有变，中国国内发展极度不平衡的事实没有变。抛开阴谋论，“大国责任论”的出现事实上并不失为西方国家对国家价值认识的巨大进步，中国亦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主动担责传统，但应注意把握尺度，在本国能力范围之内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参与到全球治理的大潮中去，在全球化面临“人类全球治理的需求加大与全球治理或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 全球治理的改革已经启动但却步履蹒跚”等问题之际，积极地为全球化过程中产生的世界性难题建言献策，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制定中，这事实上是对中国相当有益的。同时在当今传统领导核心缺位的全球化进程中扮演积极角色，为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做出努力。

五、结语

随着全球疫情最终被控制住，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世界重归往日的“正轨”。正如美国著名外交家、前国务卿基辛格近日所言：“即便疫情最终结束，世界也不会是之前的样子了。”随着以西方国家为主导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被证明失效、一批新兴中等强国[10]的崛起、全球治理中传统领导力的缺位、中美关系愈加难以预测以及中国新一轮战略机遇的到来，全球范围内势必将开始一轮变革的浪潮。这也强有力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论断。大变局下的后疫情时代，世界将何去何从？中国将在后疫情时代中扮演怎样的角色以及发挥何种作用？问题的解答需要我们对当今世界与中国进行充分的认识与理解。而正确地了解当前存在的以事实为依据的情况，将有助于我们引导这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趋向于我们所期望的结果。[11]

参考文献

[1]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 Medicine Global Map，来源：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登录日期:2020-08-30.

[2] 沈逸,莫丰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与全球治理的变革[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3):88-95.

[3]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2.

[4]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与冲突》，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5] “过去数十年中，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随着日趋严重或全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全球治理面临的压力与挑战日益加大。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人类全球治理的需求加大与全球治理或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是现行全球治理机制的弊端日益凸显; 三是全球治理的改革已经启动但却步履蹒跚。”，参见张宇燕.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9):4-9.

[6] 沈逸,莫丰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挑战与全球治理的变革[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0(03):88-95.

[7] [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与冲突》，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

[8]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Maxwell Macmillan International, 1992.

[9] 早在人类文明的早期阶段，就出现了新旧大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9]便是一本记录了西方古代文明两个大国间冲突的名著，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便是出自这本书。关于修昔底德陷阱，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10] 关于中等强国，参见金灿荣：《大国来了》，北京：华文出版社，2017年，第98-104页。

[11] 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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