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杀了我的儿子 | Aha视频
直击器官捐献手术现场
“你们一签完,医院就不会对他进行治疗了!”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在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办公室嘶声竭力喊出这句话。
女孩的男朋友叫彭,30岁,刚被判定为脑死亡,彭的父母正准备签署儿子的器官捐献协议。
“让他以另一种方式活下去”,这是父亲选择捐赠器官的初衷,可这一刻终于到来时,彭的母亲仍然无法接受。
她不断询问,“我儿子真的没救了是不是?”她怀疑自己正在亲手杀害儿子。
高敏是这场“谋杀”的“帮凶”,她是中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
“这份工作,做得不好就得冒杀头之罪。”
忙活完捐献后续的所有工作,高敏走出深圳的一家医院。她的背包塞得很满,里面装着几十甚至几百条生命,重达20斤。
三四月份的深圳已经挺热,她身上印有“红十字会”字样的短袖白T恤有些汗湿。这个点的地铁没那么挤,刚上车她就发现了一个座。高敏卸下身后背着的书包,总算能稍微打个盹。
包里装的都是捐献者的资料,有些情况很不乐观。“入档以后调出来很麻烦,所以我就一直背着,可能随时都要用到。”高敏解释道。这个担子她背了十多年,一路上走得“磕磕绊绊摔摔打打”。
如果不是因为当初的一个电话,高敏大概还在做着无偿献血志愿者。
1993年,离婚的高敏从济南农村到了妹妹生活的深圳,有一回在路上看到了一辆无偿献血车,她好奇地献了一次血,也从此了解这可以救很多人命。后来她就成了献血站的老熟人,更是当了深圳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2005年9月2日,接到湖北母亲王蕾电话的时候,作为志愿者的高敏碰巧在红十字会值班。王蕾18岁的女儿因为车祸脑部受重伤,救不回来了。她不想让女儿白白离开,听说国外有器官捐献,多方打听后拨通了深圳红十字会的电话:“我留不住我女儿了,我想把她的器官留下来,救别人,这样我心里会觉得女儿没有离开这个世界。求求你,帮帮我……”
那时深圳还没有器官捐献的案例。虽然在2003年已经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并且于当年开始施行,但真实情况是,无人捐献。
电话那头,是王蕾着急的询问和压抑不住的哭泣,高敏应下了她的请求。她电话联系了武汉的器官移植专家,请他帮忙处理。
女孩的肝和肾分别救了3个男孩,眼角膜让4个病人重见光明。
这次经历让她震撼,“一个人走了,三个人又重生了”。她决定要把协调器官捐献继续下去,高敏成了全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协调员。
2008年,全国第一个器官捐献办公室在深圳红十字会成立,除了主任陈忠华和执行主任李劲东,高敏是唯一一个成员。她到现在还记得,成立当天,陈忠华对她说:“这份工作,做得好是先驱者,做得不好就得冒杀头之罪。”
明明心脏还在跳,你怎么就说人死了呢?
我们传统认定死亡,是通过一个人的心脏不再跳动,呼吸停止以及瞳孔对光反射消失。
从医学角度,脑死亡已经是一个人生命完结的标志。
脑死亡是现在提倡的一种死亡认定方式,即脑干死亡,呈现出的生理机能完全是靠机器和药物维持。在脑死亡状态下进行捐献,可以让器官处在良好状态,后续能帮助做移植手术的病人。
一百万人里,三个人捐献成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工资的。
现实比虚构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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