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完全理解和完全实现人类的才能,而其余的人都背叛了它。不过这并不重要。正是这极少数人将人类推向前进,而且使生命具有了意义。
——安·兰德
卢家的精神财富
文 | 余世存 (微信公众号:yuge005)
“完人”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但作家潘婧感叹,她以前也不相信这世上有完人,见过卢作孚的孙女卢晓蓉之后,她承认完人是存在的。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完人。
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卢作孚(右)与其弟卢子英(左)
卢作孚出身于四川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自学成才,二十来岁开始办报,三十一岁时在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创立四川通俗教育馆,三十二岁时转向实业。卢作孚以八千元开始创办民生轮船公司,但这种创业绝非我们现在以为的那样容易。在当时,长江上的航运是由外国人瓜分的,外资财大气粗。卢作孚靠乡亲、朋友、地方士绅的支持,才募集了一点资金购置了一条仅七十余吨的小客船。几年后,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十年后,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他从只有一艘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拥有一百三十多艘、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则有七千余人,成为名副其实的“船王”。
民生公司第一艘客轮—“民生号”
卢作孚又确实是清廉的,他几乎是清教徒人格的典范。他克勤克俭,严于律己,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股份却只有一股,全家仅靠工资度日,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也从不求田问舍,他兼职所得的车马费、津贴费,全都捐了出去。他的孩子回忆说,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其他兼职收入都捐给了北碚的公益事业,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直是相当紧张的。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霍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这些船上的三等舱中也有瓷浴盆、电器设备和带垫子的沙发椅,但成为强烈对照的是,他那被称为‘家’的六间改修过的农民小屋中,围着破旧桌子的却是一些跛脚的旧式木椅。”家里的设施近乎贫寒,“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30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甚至孩子们的衣服都是卢作孚的夫人亲手缝制的,“为了节省,我们全家人的衣服,绝大部分是我的母亲自己缝的;我们的鞋子,几乎全都是我的母亲一针一线地做的。”抗战时,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因没钱而只好作罢。
他担任交通部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了自己在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在民生公司船舱和职工宿舍的床单上印着他的一副对联:“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比如他对享受回报的理解是:“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2003年重庆推选“十大历史文化名人”的评语说,卢作孚留下的“民生公司、北碚实验区、《卢作孚文集》,其中任一项都足以改变历史”。我们能从他的勤奋节俭出发,断言他不会生活 吗?
卢作孚的能力超群,知交遍天下,以致张群说他是“一个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现代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实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被西方人称为伟人的晏阳初先生则称赞卢作孚先生是一位“完人”:“我一生奔走东西,相交者可谓不少,但唯有作孚兄是我最敬佩的挚友。他是位完人,长处太多了。”梁漱溟先生誉其为:“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之于古之圣贤。”卢作孚没有私心,他说:“但愿人人都为园艺师,把社会布置成花园一样美丽;人人都为建筑家,把社会一切事业都建筑完成。”他率先提出乡村现代化的思想:“中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
从现有的材料看,卢作孚从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走向社会,几乎是异军突起。在他的身上有传统的孝悌之伦。母亲去世,他致电南京行政院政务处处长何廉,决定放弃欧洲之行。父亲病危,卢作孚急由成都赶回,父亲故世后,他写下了《先考事略》祭悼父亲。不用说,卢作孚对大哥大嫂也是极为爱戴的,哥嫂无子,他把自己的孩子过继给哥嫂。对弟弟的生活事业更是照顾有加,四弟卢魁群(字子英)在成都念书时,卢作孚除了负担他的学费和在生活上照顾他之外,周末还让他常到少城公园的通俗教育馆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的三弟卢魁甲在晚年回忆他时感叹:“他童年在家总是天天抽空替父母砍柴、抬水、抹屋、扫地、买取物品,减轻大人负担”,“他本人极节约,日夜刻苦求学,很体贴父母和大哥的劳苦身心”。
一个接近“完人”的人
1941年8月,时任中华民国交通部常务次长兼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的卢作孚(中)在成都与长子卢国维(右)和次子卢国纪(左)合影
这样尽善尽美地服务社会的愿心在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或者说表现得可歌可泣。
作为卢作孚的长子,卢国维的人生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他十一二岁时,卢作孚的一位好友就半开玩笑半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卢作孚的长子不好当啊!”卢国维的校友、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钱谷融先生告诉卢晓蓉说:“你祖父当年很有名,我们听说他的大公子也在中大念书,都争着去看,可你父亲却特别谦虚朴实,令我很有些意外。”
因此,卢国维从青少年时期就走上了一条报效国家的道路,他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受尽磨难。抗战结束,卢国维考进父亲的民生公司做技术员。在公司里,他以更加勤勉、更加谦虚、更加自律的心态赢得了尊重。在父亲自杀后,他毅然从香港回到国内,并放弃了在机关或研究院工作的机会,带着全家来到位于重庆郊区的民生机器厂落户,一待就是二十八年。
他最好的人生岁月都在社会动乱年代里耗掉了,卢晓蓉回忆说,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这个“现代完人”的长子其实职尽天伦,在为父亲和这个社会守望着一种人的精神。这是一个大愿:卢作孚死了,他得活着,他得证实现代中国人格的某种完善境 界。
卢晓蓉写道:“文化大革命”中,大婆婆被赶出家门,没有了生活来源。我父亲不顾自己蹲“牛棚”、扣工资、三个子女都在农村的困难,每月坚持给她寄生活费从不间断……同时得到父亲资助的还有他的三叔、三婶等。父亲年逾九十的四婶在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时,如闻“一声惊雷”,泣赞他“至尊至孝”。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四川省委统战部的一位干部曾对卢国维说:“您的档案是我见过的知识分子档案中,最清白干净的。”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改革伊始,全社会对商业、市场经济都很陌生,国家想到了当年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的后人。政府出面做工作,希望年近花甲的卢国维能招商引资。这个一辈子做技术的人开始展示他的才能。1980年,他被调到武汉的长江航运管理局,担任了高级工程师,负责欧洲船机的引进及涉外谈判工作。1984年,他发起成立了大通实业公司。1985年,他引进500万美元为武汉市创建了第一家国际租赁公司。
这个愿心确实得到证实了。为了更好地促进内地的“三引进”、两岸的“三通”和香港的回归,1990年,卢国维举家重返香港,住了十二个春秋。他多次接待海外友人,动员他们到中国发展,并将他们的宝贵建议转呈给中央有关部门。通过卢国维的关系引进的外资,达上亿美元,创建的项目有数十个之多,但卢国维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回报。
一个世代传承的家族
卢作孚和陈寅恪有远大于他们个人并由他们个人自由选择的文明能力:自由。一旦他们发现社会都不能容忍这种自由,他们仍能够选择沉默或死亡。
要使卢作孚这样的人回到我们社会中来显然是困难的,但这个工作几乎是由一个弱女子出色地完成了,卢晓蓉的长辈和兄弟们都忙于工作事业,无暇顾及宣传卢作孚的人生事迹。卢晓蓉自觉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事实上,卢晓蓉自己从商从文,也忙得不可开交。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中被耽误的人,居然在经商之余写起散文来,并以《水咬人》《人生的万花筒》等作品行世,获得过冰心奖。至于她的牛刀小试般地挣生活费,也是年龄相近的潘婧佩服的。潘婧感慨,卢晓蓉的能力大概来自遗传。
潘婧了解卢晓蓉生活的繁杂事务,她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八十多岁的老人,要照顾孩子……她嫁给了著名书虫、北大中文系的严家炎教授,她得照顾丈夫的生活和读书写作……但这一切工作,卢晓蓉都做得尽善尽美。
最重要的是,在社会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卢晓蓉为把卢作孚推向社会费尽了心血。在卢晓蓉那里,卢作孚不仅是她的祖父,也是全社会的财富。因此,她为一切愿意研究卢作孚的人提供便利,尽一切努力出版有关卢作孚的书籍:文集、年谱、画传、小说、剧本……
当然,作为卢作孚的长孙女,意识到卢作孚这一历史人物存在之意义的人,卢晓蓉可以说是最为准确地把握了卢家的家风家教。她说:“卢家没有出败家的人,也是因为无家可败。我们家族的继承不是财富上的,是精神上的。”
卢作孚有一篇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其实用于卢作孚、卢国维、卢晓蓉三代人身上都是恰当的。他们的人生即是报世,在发愿中建设,在发愿中承担一切痛苦。这是完人的事业,是菩萨的命运,即把众生之业力担荷于一身。这样一个福泽绵延至当代的家族,用卢晓蓉对祖父的理解,确实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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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诗人、学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湖北随州人,现居北京。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志愿者等。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
已出版的主要作品:《非常道》《老子传》《人间世》《家世》《大时间》《东方圣典》(合编)《立人三部曲》《一个人的世界史》《时间之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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