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儿时的京城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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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洛诵：儿时的京城记忆

汉尊2 2019-06-24

陶洛诵

陶洛诵，1947年出生，初中就读北京女十二中（原贝满女中），高中就读师大女附中。文革中坐过几年牢，在河北白洋淀当过知青。现为澳洲知名华裔女作家，著有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定居悉尼。

爸爸离家出走以后，我如愿以偿地和赵京兴恋爱，蹲监狱，結婚，生小孩，离婚……妈妈看着我的悲催遭遇，同情，怜爱，出手相助，生气，鄙夷。“你完全是自找的。“她说得一点也没错，我为能自己的青春做主，我此生无憾。

陶洛诵(右)、赵京兴(左)在北京颐和园

在为我悲叹之余，她为自己能和爸爸结婚过过一段极为荣耀的少奶奶生活很是怀念。

我出生的时候，正值教育部长任命我爷爷为安徽大学校长。本来任命的是美学大师朱光潜，他因私人问题不想回安徽。在办我满月喜酒时，来的客人大多是学者名流。“你要是个男孩儿就更不得了了！”妈妈炫耀的语气里带着些许的遗憾。

爸爸却因为我是女孩儿给我更多的教育与关注。妈妈很喜欢打麻将，她的数学好，心算能力尤其强，每每赢的时候居多。赢了钱就去打金戒指。有位人称汪司娘的年青女佣负责照顾我，我饿了，她就把我送到麻将桌旁妈妈怀里吃奶。

有次，妈妈抱着我，我不停地哭，妈妈很不耐烦地把我往床上一掼（安徽话：重重地一扔）。她要急于回去打麻将。她的这一举止被奶奶看见，奶奶劝说她以后不可以这样。妈妈不允许別人对我不好。到北京后，我外婆和外公跟来和我们一起住，我外婆重男轻女，我妈妈不高兴，就躺在地上哭向我外婆抗议。

妈妈元气十足，爸爸理性幽默，奶奶豁达大度。我的生命来自他们，我的灵魂同样由他们塑造而成。

爸爸夸奖我

从我爸的自述，我对他小时候的了解有如下的零星片断：

他的鼻子嗅觉灵敏，会走路时，捡到一块手絹，一闻是奶妈的，就交给奶母了。五岁时，对老子的《道德经》倒背如流。七八岁的时候，在九九山里玩，碰见老虎到喝边喝水，老虎喝完水，转身离去。老虎为什么没吃他？“老虎可能吃饱了。”爸爸猜想。

九九山是我们家族的产业，由九十九个荒山野岭组成。爸爸十几岁时，抗战爆发，举家随爷爷大学迁往重庆。邻居是著名女作家苏雪林教授。我们家的小狗来喜到苏教授门口拉屎，苏教授找奶奶告来喜的状。奶奶对来喜说：“来喜，你怎么能在苏教授门前拉屎呢？”来喜低着头，一脸歉意。

我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三年级时，班主任曹受珍让我们写一篇忆苦思甜的作文。我回家问妈妈我们受过苦吗？妈妈说：“有。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飞机轰炸，把东西都炸光了。你爸爸在重庆没衣服穿，穿女孩儿的衣服。”

我爸没能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因为他反对国民党的军训被开除了。他上的是武汉大学附中。他考上武汉大学化学系，四年后毕业时又没能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因为大陆易帜，国民政府偏安台湾去了。

年轻时的爸爸是个很有雄心壮志的人。他注意锻炼身体，从不打麻将。一有时间就伏案读书。我出生后，他对我十分钟爱。我一发烧，他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从一间屋子抱到另一间屋子，以为这样可以让我退烧。这些都是听我妈说的。

我对爸爸的第一个印象是他夸奖我。我们刚到北京住在靠近北海公园后门的剪子巷胡同五号。三岁的我无师自通，用小石子在地上写英文字母，我写一个，他念一个，我搜索枯肠，倾出所有。他高兴的样子我至今记忆犹新。

当然，我也不会忘记对我妈的第一个人生印象。我四岁时，在南京大学教书的爷爷病倒了，妈妈带着奶奶，我和大弟弟去南京陪爷爷，二弟弟在妈妈肚子里。我没出息的事都让我妈赶上了。一天夜里我在床上拉了泡屎，全家都被惊动。奶奶没一句责备的话，起床为我换床单。妈妈也没敢骂我，只是瞪着两眼，恶狠狠地看着我。那眼光让我终生难忘。

我从小很有主意。我们住的丹凤街三十三号不远有个小学校，我好羡慕那些上学的小孩。就缠着妈妈送我去上学。一大堆孩子围着个年青的女老师。“她多大了？”老师问，“四岁。”“太小了。”我觉得那些孩子眼睛中充满了排斥，好像生怕我抢走他们的老师。

南京的生活

南京的生活色调像我们住的灰色二层小楼也是灰蒙蒙的，爷爷的气管炎一天比一天严重。我对他辉煌的一生了解不多。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曾祖父是前清举人。他有个哥哥，学问好，从小由哥哥教他读书。爷爷考上官费留学时，他哥哥哭得死去活来舍不得他离开，他却头也不回，登上来接他的轿子，径直去了。他参加过北伐，是二十九路军的政治部主任。据说属于桂系。受过蒋介石总统的接见，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向蒋先生建议经济改革。蒋先生不感兴趣，王顾左右而言他，爷爷就不再说话。

张群曾建议爷爷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爷爷推辞了。一九四七年时局已经不稳，特意把妈妈送到南京广慈医院生我。我对到这个世界不很情愿，过了预产期三天还不肯出来，医生无奈，用产钳把我给夹了出来。妈妈总说生我最痛，最受罪。我却给她带来的麻烦最多。

共产党炮火隆隆，国军节节败退。爷爷带着全家老少往广州方面逃难。全家老少包括爷爷去世哥哥的两房太太和她们的孩子。共军占领广州，我们没能跑出去。对于共产党共产共妻的传闻，爷爷不太相信，说：“也是一个大的政党，不会吧。”他成为我们家第一个殉难的人。

爷爷身体本来不是很好。爸爸认为爷爷缺乏体育锻炼。曾对一回家总躺在藤椅上的爷爷进言，动员他加强身体锻炼。爷爷没听劝。他要养活一大家人。除奶奶和爸爸，还有他去世的哥哥留下的两房太太和她们的九个孩子。众多的亲戚常常走动。他没有时间锻炼。尽管教授的薪俸是一个月四百块现大洋，本该绰绰有余，但观音菩萨请罗汉，粥少僧多，很是吃紧。爷爷兼任两所大学的课，有次，吃完午饭赶着去上课，吐在黄包车上。

江山易帜后，爷爷被送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十个月。他一直拉肚子，有时屎弄到裤子上需要自己洗。恶劣的伙食，身边没有亲人照顾，精神上的压抑……这一切彻底摧垮了他的身体。革大毕业后，爷爷被分配到南京大学教政治经济学，没教几天就病倒了。

他有过响亮的笑声。“陶校长在逗孙女儿玩。”

上革大时，他趁假期回家给大弟弟买了一个上发条能跑的小人骑摩托车。那时候我们住在剪子巷。

他带我去买成箱的广柑坐三轮车回家。那时候我们住在老君堂三十四号。

第一幅图画是听奶奶说的，后两幅画面是我亲身经历的。

爷爷的个子中等偏高，瘦瘦的，眼睛不太不小，厚厚的嘴唇，上唇有些翘，戴付镜片没镶边的金丝眼镜，穿着深蓝色的长袍。温和儒雅，不苟言笑。他的生日是五月初五。在南京最后相处的日子里，他真正是弱不禁风，奶奶让我和大弟弟离爷爷远一些，怕我们会不小心把他碰倒。他躺在床上，盖着厚厚的被子，我悄悄地走到他脚前，我总想和他亲近亲近，我总想跟他说说话。“洛诵都长这麽大了。”他没戴眼镜，看着我欣慰地赞叹。届时我五岁。奶奶把我轻轻地移开，小声的说：“让爷爷睡觉。”

第二天早上，大人告诉我，爷爷去世了，他不会醒来了。我的頭轰地一炸，刹那间我知道爷爷不会再跟我说话了。我跳着脚大哭大嚎，死亡就是你永远都不会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了。

北京老君堂三十四号

爷爷逝世后，奶奶，妈妈带着我和大弟弟回到北京老君堂三十四号。爸爸没能给爷爷送殡，他接到噩耗大哭一场。爸爸的工作从编译局变成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当编辑。三十四号是科学院宿舍，一个典型的崭新四合院。红漆大门两旁座落着两个不高不矮的石墩。门洞很大，四四方方的，爸爸在门洞里教我和弟弟练拿大鼎，也叫竖蜻蜓，或倒立。开始时，我两只胳膊不是很有力，还戳过一次脖子。爸爸让我別怕，坚持。

我终于练出一身倒立的工夫，不管是一堵墙，还是一棵树，我只要輕輕地助跑两步，两手一撑地，身体一翻，两脚就結結实实地搭上去。

一片压着一片的灰瓦排成一行行，像整齐的队伍覆盖着房顶，坚实的灰色砖墙，红色的柱子，绿色的门窗。我家住高台阶上三间较大的北房，北房的东面有一间单独开门的窄窄长长的小屋子。妈妈把外公外婆从安徽接到北京跟我们一起住，外公住那间小屋

东西房先住着大刘姑姑和她妈妈，大刘姑姑嫁个外国人，搬走了。搬进来胡文昆一家。胡文昆是个瘦瘦弱弱的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不知为什么我们经常打架。大人们相处得还好，妈妈生二弟弟时，夜里动胎，文昆的妈妈胡奶奶帮助叫的三轮车拉妈妈去医院。事后，她还问奶奶，爸爸会不会因为没叫出租汽车怪罪她，奶奶说，我们都感谢她的及时叫车，不然孩子就会生在家里了。

文昆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在上大学，姐姐长得很漂亮，白皮肤，一笑露出颗小小的虎牙。他哥哥总一脸阴郁，好像老有不祥的事情要发生。文昆的爸爸胡爷爷是基督徒，对人和气，对小儿子文昆疼爱备至，亲自给他剪手指甲。

南边住着两户人家，一家姓苏。苏奶奶的儿子是司机，脸上有麻子。另一户人家姓刘，刘奶奶的儿子叫刘继凡，1957年当了右派。

院子的地是长方形灰砖铺成，只有南面有块不大的土地，爸爸种上好多棵西红柿，我看着西红柿一天天长大，由青变红，忍不住摘下来送到嘴里，我后来再没尝到那种新鲜与清香。有天，爸爸用小铁铲翻地发现一个小洞，洞口越来越大，底下是水，用石子投进去，深不可测。爸爸赶快让我们小孩离开，他自己去报告有关部门。

专业人士很快赶来，说这是北京地下水。他们修了管道，在上面压了块圆圆的白石板。大人们又讲了许多关于地下水的故事，其中一个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说是北新桥也发现过类似的洞，不过大得多，有石头台阶，人走下去，发现一条石船，有人蹬上船，一去不复返，船自己又跑回来，如是几次，再无人敢上船。

老君堂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齐整，街头干净，当过集市所在地，穿着白色对襟上衣，黑色扎腿裤，头戴白羊肚手巾的农民，把自家产的农产品，像老玉米、花生、瓜子、糖……摆放一地，任人挑选。奶奶有次和汤太太约好带我一起去公圆看孔雀，就在集市买了一些五颜六色的糖块。

汤太太家住在老君堂附近东堂子胡同一个大大的绿门里。关于汤家的传说很多。首先汤太太比较胖，她到医院里做过去肚子油的手术。其次，她的丈夫汤教授和毛主席是小同乡，毛先生干革命时受过汤先生周济。毛先生成功后，来東堂子胡同看汤先生，让勤务兵自带好几层的饭盒，请汤先生吃。汤家屋顶上趴满了掛着盒子炮的警卫。不幸的是，汤先生在一次欢庆“五一”劳动节的遊行后得了急性盲肠炎去世了。

奶奶和汤太太带我去中山公园玩，我穿的是一件紫红色上面有孔雀羽毛般图案的长袖连衣裙，那时候中山公园里有几只孔雀，其中一只看见我开屏了。奶奶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吉利的象征。顺便说一句，我出生时，大人还给我取了个号“有庆”。

有次，随大人们去作客，那个院子住的不是教授就是讲师。大人们要去看位钱讲师，在座的位太太说：“他不在家，他的房门没锁，我带你们去看看。”这太太着衣随便，不甚整洁，像个保姆。说话却甚有气勢。她引领我们走进钱讲师家，一进门，正对面的雪白墙上高高地悬掛着一幅不大不小的长方形玻璃镜框，镶着一封用黄色竖道信纸写的龙飞凤舞字体的毛笔信。信的落款：毛泽东。在镜框左上角上，则贴了钱先生一张小小的标准照。

妈妈特地跟我说：“看，看，这是毛主席的亲笔信。”那太太却对钱先生表示不屑，微微撇着嘴说：“他老写信给人家，人家就给他回了信。“

俞平伯先生

在离我们三十四号不太远的一个大黒门里住的是著名学者、“红学”专家俞平伯先生。他的女儿，温柔贤慧的俞阿姨也经常带她那两个中葡混血小儿女去北海公园滑冰。儿子叫贝贝，比我大两岁，女儿叫梅梅，比我大一岁。贝贝从小练钢琴，梅梅练柔軟体操。我还跟俞阿姨学过一阵英文。贝贝有次淘气，把钢琴键一个个掰上去，俞阿姨很生气，拿鞋底子打他，追他满院子跑。贝贝边跑边泪流满面。

俞平伯先生当时五十多岁，个子不高，微胖，秃顶，脸长方形有些凹，额头很鼓，像寿星老。穿长袍，戴眼镜。从没见他跟哪个小孩子说过话。我想，他可能有些惧怕小孩子。他走在老君堂街上，有些顽皮的小孩子围着他叫：“书呆子，书呆子！”有几次，被我奶奶碰到，上去把小孩子们赶开，俞先生就冲奶奶鞠躬致谢。

俞家的四合院和我们住的三十四号四合院不可同日而语。他们的房屋又高又大，結构复杂。主四合院最好的北屋住的是太婆，俞先生的母亲，一位矮矮瘦瘦挺拔的老太太。虽和《红楼梦》中描写的贾母外形不同，但衣着气派举止看上去就是个贵夫人。南屋和北屋一样宽大敞亮都要上高台阶。里面住的是俞先生和夫人。东西厢房住的是俞阿姨和她两个孩子。梅梅住在东边，俞阿姨带贝贝住在西边。东厢房旁边有个小跨院，里面不住人。冬天，俞阿姨在院里用自来水泼成一个小冰场，让我们在上面玩。

主院的前后还有房舍。前院住着胡祖奇一家。胡妈妈带着几个孩子住在一溜儿高大整齐的北房里，独享一个院子。听梅梅说，胡爸爸原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因病已经去世了。胡祖奇长得很帅，我七八岁时，他已经上高中了。记得我很喜欢和他逗着玩儿，他问我是不是想和人結婚？弄得我极下不来台。胡祖奇后来上了大学，文革时与大家闺秀何永慧結为秦晋之好。永慧大姐的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家庭主妇，是公认的大美人。胡祖奇有个妹妹后来考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分到外交部工作。

印象中的俞家是个欢乐的大观园。对于传统的年节非常重視。记得一年春节，俞家买了许多烟花，特地嘱咐我请我父母过去观赏。我把这当成一件大事，生怕爸爸妈妈不去。那天晚上，大家围成一大圈，看贝贝一个接一个的放，老鼠屎，老头乐......有的发着蓝光在地下一会儿窜到东，一会儿窜到西，有的直冲天空，再爆发成五颜六色的花雨......我得意地看着爸爸，爸爸面露笑容，我相信他一定感到不虚此行。

有一次，太婆让我们到她上房压宝，推牌九玩，小孩子输了没关系，赢了会得奖赏。我在梅梅指导下，压对了宝，居然还赢了七分钱。

大方家胡同幼儿园

我五岁从南京回北京后，和三岁的大弟弟一起被送到大方家胡同幼儿园。我在奶奶的教育下认识了很多字，会背唐诗宋词。我这辈子第一件亏大发的事情就是上幼儿园。以我当时的智力，上小学绰绰有余。可小学明文规定，必须年满七岁才能进。我生日又小，十一月份的，九月开学，我差两个月，又不得进。最后，弄得我七岁零十个月才跨进小学的大门。

我对幼儿园教的东西有时极不耐烦，比如，一个故事“玛莎和熊“恨不得讲几十遍。每个小孩子都要讲一遍。第一天上课是”玛莎和熊“，第二天上课还是”玛莎和熊”，老师真是不厌其烦。即使是这样，我仍然喜欢去上幼儿圆。

有一天，下瓢泼大雨，大人说別去了。我不听，带着弟弟，打着伞，一脚深一脚浅，淌着水往前走。从老君堂胡同到大方家胡同有两里多路，我们还都要穿小胡同。到了幼儿园，我傻了眼。平时热闹非凡今日空空荡荡，只见到一个姓李的小女孩和收发室的大爷。我不知道小女孩为什么那么懂事，她从锅炉房打来一盆热水，让我和弟弟泡了泡脚。

那天，我们无功而返。

有时，上课中途，爸爸来接我和弟弟，带我们和奶奶去看电影。电影是工作机关组织的，我们看的大部分都是苏联动画片，像“青蛙王子”“一朵小红花”“白雪公主”什么的。

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干过一次特别出格的事。可能是放假，我闲的没事，就决心带大弟弟去找妈妈。妈妈在崇文门女十三中任语文教师。我们家离那儿十几里地。我凭着去过一次的记忆，楞带着弟弟找到学校的大门。

门房大爷看见两个比地高不了太多的小孩子傻傻地站在那里，问：“你们找谁呀？”“我们找妈妈。”“你们妈妈是谁呀？“”查全素。”

门房大爷冲里面喊两嗓子：“谁看见查全素了？谁看见查全素了？她的孩子找她。”听见的人都摇摇头。大爷又努力地喊了几嗓子，还是没人应承。看样子找不到妈妈了，我带着弟弟悻悻地回家了。

没想到家里正掀起轩然大波。两个孩子不见了。妈妈因为坐公共汽车，比我们早到家。大人们看到我们施施然若无其事地进门，先是松了一口气。紧接着就是教育指责。等大人们说够散去后，妈妈觉得气犹未消。她顺手抄起桌子上一把剪子，冲我比划比划，我觉得她这个恐吓动作又多余又过份，破坏她自己的形象，对我也不起任何作用。她也许看到我胆大妄为的性格特征觉得不是好兆头。

幼儿园老师给我的评语甚佳，除了一条“有时爱独占玩具”外，其余都是优点。那时候的老师真是負责任，点点滴滴，对一个孩子观察得甚为仔细。有一张写满密密麻麻评语的优质白纸我保留了很久。所有的优点归結起来只有两个字：“认真”。干什么都当回事，干什么都一板一眼，不肯含糊。

我觉得自己很重要的一条是关心他人。这是我们家人对我一致的评价，根据是天凉的时候，我怕弟弟冻着，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我后来具备的牺牲精神也许就是由此的延伸。

考上史家胡同小学

大方家胡同幼儿园最后给我赠送的一个大礼物，是教给我对小学的选择。快毕业时，小朋友在一起讨论哪个学校好。大家众口一词地说：“史家胡同小学最好。”我对有关小学的知识一无所知，看到他们流露众面一致的羡慕向往，我在心中暗暗拍板就是它了。我对妈妈说：“我要上史家胡同小学。”妈妈为难地说：“太远了啊！”

但她拗不过我，只好带我去考。发榜那天，妈妈看见黑毛笔写着我的名字赫然登在高高悬挂的大红纸上。高兴地弯下腰直着胳膊指着大红榜笑着对我说：“洛诵，你考上了，你考上了！”她的笑是非常甜美可爱的，我的心快乐地像花开了一样。可能我只顾欣赏妈妈的笑容，以至我最终也没找到自己的名字。

史家胡同小学在灯市东口。爸爸妈妈给我买了月票。我每天要乘坐二路公共汽车，坐两站，第一站东四，第二站南小街。我拐进南小街走不远再向东拐进老君堂走小半条胡同才到家。天天如此，对一个七岁多的孩子有些费力。我不觉得辛苦，因为在另一方面我很省力，一年级到二年级的功课我根本不用学，全都会。班主任温貞芳老师指定我当班长帮她干些杂活儿，例如，上下课端送粉笔合，擦黒板。我乐此不疲。

有次，一个同班男孩打我，我回家将这事告诉爸爸，爸爸马上在院子里教我如何一手护着自己，一手出击。并且告诉我，不要怕，说他上高中时几个小流氓看他是少爷以为他好欺負，做出架势想打他，爸爸练过打拳，一点不怕，他把衣服一脱，说：“来吧！”小流氓们反而一轰而散。

此时，正好有妈妈的同事来访，爸爸没顾得上过去应酬。事后，害得爸爸被妈妈埋怨：“有人来也不过来打招呼，还在院子里教女儿打架。”爸爸这一课对我而言却非常重要，他告诉我，无论我们处在何种地位，我们都不应该被人欺负。

除去家人，我觉得老师是生命中很亲的人，“温老师，我妈妈又给我生了个小弟弟。”九岁那年，我上二年级，妈妈给我生了第三个弟弟。一大清早，我飞奔到老师跟前，把这个重要的喜讯告诉她。温老师三十多岁，瘦高个儿，剪着整整齐齐过耳的短发，家里有两个孩子和老母亲。我们经常去她家玩儿。“温老师，我们搬家了，我要转学。”

老君堂三十四号要拆迁，爸爸买了东四北大街的房子，这回，我离学校更远了。妈妈让我和在东城一中心小学上一年级的大弟弟开了转学证明，带我们来到离新家附近的六条小学。

每一天都是幸福的

妈妈领着我和大弟弟走进一扇小红门，没有传达室，有人让我们在院子里等着。我环顾四周，除了墙还是墙。等半天没见一个人。“这个学校怎么这么小啊。”我悄悄地对妈妈说。没容妈妈回答，一个的声音突然吼道：“什么小不小的，学校都一样！”顺声望去，是个窄窄身材的瘦小年轻男人，他劈头盖脸地把我说了一顿。

我不明白，一个小孩子的一句实话干嘛惹他发那麽大火。我从来没见过史家胡同小学的老师这麽对待小孩，我不知所措。他收下弟弟的介绍信，把我的介绍信退还给妈妈。说：“我们不要她。”

妈妈平静地对爸爸叙述：“湘诵转好了，洛诵他们不要。”“为什么？”爸爸不解。妈妈笑了一下：“她说那个学校小。”他们俩让我回史家胡同小学继续上学，他们继续给我买月票。第二天，我拿着介绍信交还给温老师，温老师拦住正好经过的刘副校长，说了一下事情的来龙去脉。刘副校长说：“那就回来吧，不能让孩子没学上。”我高兴极了。

我在史家胡同小学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时光。

三年级时温老师不再教我们。换了曹受珍老师。曹老师很年青，留着两条不长不短、不粗不细的黑黑的辫子，皮肤没有温老师白。夏天的时候她穿一条有很多碎褶的花裙子，很漂亮。

我学会留心別人的衣着来自二年级的一堂美术课。教美术的杨老师，她教我们什么是图案，她说图案一般都是對称的。我们在底下全神贯注地听，她叫我的名字：“陶洛诵，你上来一下。”我真不知道杨老师叫我干什么，懵懵懂懂站起身，走到讲台上，面对黑板，背冲大家。杨老师和蔼地让我转过身去，面向全班同学。她左手搂着我的左肩膀，右手指着我的上衣，说：“大家看，这就是一种图案。”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妈妈刚刚让裁缝给我做了一件柔软的棉袄和两件崭新的棉袄罩衣，一件是深绿的图案，一件是鲜艳的粉红色打底，上面是弯弯曲曲黑色的图案。那天我穿的是粉红色的。

从小到大，妈妈给我买过做过无数件漂亮的衣裳，有几次给我格外深刻的印象。一次是王府井的百货大楼新建成不久，爸爸妈妈带我和弟弟去玩，爸爸买了两件滑滑的亮亮的短袖上衣，一件是海蓝色，一件是深绿色，穿在爸爸身上，是如此的朝气蓬勃。给大弟弟买了一身白色带蓝道道的海军服，还有一顶拖着两条黑飘带的海军帽。大弟弟湘诵是个非常害羞的孩子，他特别不喜欢照相，爸爸抓住他照，他就做鬼脸来表达他的勉为其难。爸爸妈妈给我挑了两件连衣裙，其中一条浅蓝色一朵朵白花的，腰上系有窄窄的腰带。

有一次，爸爸对妈妈擅自给我买的皮鞋和风衣表示不满。嫌太贵了。那双皮鞋是古铜色的，最奇特的是前脚掌的地方用细细白色的皮子编织成斜格子网状。爸爸说我长得很快，尤其是脚，一会儿鞋和衣服都穿不下了。妈妈不听，冬天，怕我滑冰手冷，又给我买了副昂贵的毛绒绒褐色皮手套。

小时候，大人给什么穿什么，稍长大点儿，开始有自己的向往。四年级时，在景山少年宫举办的营火晚会上，我看见扮演小白兔的女孩穿着镶红边的白泡泡莎连衣裙羡慕之极，回家就跟妈妈要。妈妈二话没说，第二天买了红白两色泡泡莎，找了个好裁缝立马给我量体裁衣，没几天，我就如愿以偿。

因为太耀眼，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穿。妈妈看我老不穿，就送给她同事程老师的女儿了。以后我还是不停地要，什么同班梁丽丽穿的皮凉鞋，別的班女孩穿的裙裤......只要被我盯上回家就跟妈妈说，她从未拒绝过我一次，从未让我失望。

妈妈会织毛衣。我们全家的毛衣都是她织的。我上初中一年级时，开始流行戴毛线帽，妈妈也给我织了一顶上面紫红色脖颈绿色的毛线帽，戴在头上，同学都说好看。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妈妈亲自动手，为我剪裁缝制了一条绿白条相间的连衣裙，我觉得没有一条裙子像这件这么合身，这是她唯一亲手为我做的衣裳，我视为珍宝。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觉得“文革”前的每一天几乎都是幸福的。毕竟那还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社会。

饥饿的记忆

“文革”前，我成长过程中最坏的事情是赶上三年饥荒。爸爸痛心疾首地说“你们一下子停止不长了！”我那三个弟弟是够惨的。我小弟弟挨饿时才两三岁，最后身高一米七八。我两个大弟弟一七五左右。他们本该长得更高些。我在小学六年级时，是全班最高的。我上中学在班上排个儿第五，定格在一六四上。在现而今普遍减肥艰难的社会里，我不由得想起大饥荒把我锻造成为个苗条少女。

五年级暑假，我和邻居小朋友邱婉梅一起到东安市场找她在那儿工作的妈妈。她们是上海人，在大街上有个铺面房。邱妈妈先自己卖上海小吃。奶奶让我买过她家的红豆粥，我就和婉梅认识了。婉梅对我说，她妈妈告诉她，姓邱的和姓陶的祖上都是当大官的。她还当我的面向邱妈妈求证：“妈，是吧？”邱妈妈说：“是。”不久邱妈妈关闭了自己的小卖部到东安市场一家饭馆打工。好心肠的邱妈妈看见两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来找她，对我们说她现在很忙，一会儿可以让照相馆的朋友给我们照张相。我和婉梅手拉着手逛东安市场等着照相。

东安市场位于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市场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店铺，吃喝穿戴应有尽有，尤其是工艺品精雕细琢令人目不暇接。我最爱吃糖烧麻雀，每次都要爸爸妈妈给我买。可是和婉梅去的那次怎么都找不到了。我们终于照上了相，我抱着一只塑料长颈鹿，她抱着一个洋娃娃。

照片洗出来后，我俩喜欢极了。我比婉梅高大半头，她清秀瘦小，论年纪龄我们一样大。我觉得哪儿有点不对劲，女孩子都是以瘦为荣的。我到妈妈屋里对着黑色大立柜的穿衣镜掀起裙子，小肚子圆溜溜的，腰也比以前粗，天，我刚五年级，难道就要开始发胖了吗？正在我为自己的身材不知所措的时候，一场席卷全中国人民的大饥荒悄悄地来临了。

食物的溃乏在我身上的作用是明显的。六年级毕业相我瘦刮刮的小脸上好像只剩下双还算有神的大眼睛。全班与董老师在北海公园白塔下面的合影我站在后排，因为最高，脖子显得格外长。让我想起语文书中形容旧社会穷孩子的一句话：“三根筋挑着一个头”。

六年级的下半年，吃饭做为一个大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以前谁都不会拿吃饭当回事，饿了吃，渴了喝，天经地义。吃饱喝足该干嘛干嘛。饥荒来了就不同了。首先副食品商店柜台上只有五块钱一斤的高级糖可以随便买。什么都要凭票凭证。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买油要油票。芝麻酱每人每月二两，苹果每人每月半斤……繁琐之极。

粮票本来也是要的，饥荒来后做了次調整。家庭妇女二十九斤，年纪大的学生三十斤。男人因工作性质评定吃多少。像爸爸这样的高极知识分子有个特殊的本子，可以买到大马哈鱼、松子和高极香烟之类。爸爸不抽烟，妈妈就把烟送朋友。“主要是副食少了。”妈妈哀叹。

星期天，爸爸给我几十块钱，让我到街上转，耳提面命：“见到吃的就可以买。像鸡什么的都行。”我从没拿过这么多钱，很小心地揣在兜里，我满大街走，希望能够不辱使命。听奶奶说有次她在街上有个人主动地走过来，压低声音神密地问：“你要白果吗？”那人略略掀起篮子上盖布的一角，是鸡蛋。奶奶问他多少钱一个？那人用手比划一个八。奶奶觉得八毛钱一个太贵了没买。回家说起这事，大家觉得无限挽惜。我祷告让自己碰到类似的人，买回吃的让大家分享。

我从东走到西，从南走到北，满目潇瑟，没人手上有盖布的篮子，更不要说鸡了。正当我沮丧万分准备往家走时，忽然看到人们像潮水般向一个小饭馆涌去，我急忙跟在后面，不一会儿形成一条长龙般的队伍，我前面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为谁先到吵起来。

问题是谁都不知道卖什么东西，只知道饭馆卖的肯定是吃的。一个买到的男人兴奋地用双手捧着几块黑乎乎的东西，如获至宝。原来是用酱油和淀粉熬成的冻子。我谨记爸爸的教诲，只要是吃的就买，我虔诚地排在那里等到的是队伍的溃散。“卖完啦！卖完啦！”店伙计的吆喝声像在宣佈世界末日的来临。

我拖着疲乏的脚步，两手空空地回家。怀着有負重托的惭愧，从兜里掏出钱还给爸爸：“什么都没买着。”“没买着就算了。”爸爸的口气没有失望只有安慰。

爸爸决定带我们生产自救。在院子里种南瓜和扁豆，用自家的粪便当肥料。夏天，妈妈的同事一位藤阿姨来访，坐在大圆石桌旁，嫌臭，不由用手捂着鼻子。爸爸不顾一切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我们收获了一个个硕大的南瓜。不仅吃瓜，嫩的叶茎也舍不得丟到，弄熟吃。以至于以后我养成习惯吃南瓜茎。饥荒过去了，我还以为要吃。爸爸对我说：“有好的东西，就不用吃这个了。”

有两次赶上天上掉馅饼。一次是老家在武清县的舅妈送给我一个大窝头。我从小不吃棒子面，嫌剌嗓子痛。那次我一口气吃下去，夜里肚子发胀要上厕所。

还一次是爸爸在编译局的老同事王松山携太太从苏联来旅遊。王先生是中苏混血儿，几年前去了苏联。那天我心血来潮，跑到九爷府里的科学出版社找爸爸，爸爸先带我到食堂吃了碗不见一滴油的水煮茄子，说要去看王松山先生，并嘱咐我别乱讲话。

我随爸爸来到一家旅馆，见过王先生和他金黄头发蓝眼睛的太太，寒喧过后，他们拿出许多吃的招待我们。面包、黄油、火腿、香肠……丰盛之极。我感到自己的眼睛在发光，也许像卖火柴的小女孩看到天堂。我不再听大人说什么，全神贯注享受这突如其来的美餐。不一会儿就饱了。趁王先生和太太不在的空当儿，爸爸碰碰我让我接着吃，我说：“饱了。”“再吃一片。”我领会他的用意，像骆驼一样储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我又往嘴里塞了一大片香肠，结果在回家的路上吐了。

年轻时的陶洛诵（中）

外公去世

我的外公查焕然（实际上我们安徽管外公叫家爹，外婆叫家妈奶）是安徽省舒城县中梅河镇人。他是家中的独子。太外公是个地主，听妈妈说是很省吃俭用的。从私塾到大学毕业时已二十七岁，早与外婆成亲。太外公怕他离家出走，就让他吸鸦片烟。太外公去世后他自然而然继承地主的身份和头衔。

一九五五年，妈妈挺着大肚子，肚子里住着我第三个弟弟，领着我去老君堂派出所，听见妈妈与民警的谈话是这样的：“同志，我的爸爸是地主，可不可以到北京来？”“只要当地政府不反对就行。”那次的谈话给我两个印象，一地主是另类。二我妈有意欺骗我爸。

外公外婆共生过七个孩子，存活的只有妈妈和老舅。因为农村医疗条件差，其他的都病死了。妈妈经常自豪地说她是自然淘汰的結果，譬如她得过黄胆性肝炎，不医自癒。她一生为鼻窦炎所累，开过十一次刀割鼻息肉，嗅觉不灵。

我记事起，老舅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他比我大十二岁，他十六岁时跑到山西大同学了电工手艺，在发电厂当了一名电工。爸爸后来几次向我发泄对妈妈的不满。说妈妈跟他说外公外婆去山西找舅舅，到北京就不走了。我想起妈妈和民警的谈话，她实际是的打着让外公外婆长住北京的。我当然不会去向爸爸印证。

外公外婆来北京后，科学院宿舍老君堂三十四号要拆迁。给我们家的新宿舍在朝阳区大红门，爸爸不喜欢住集体宿舍，决定买房。他和妈妈看了几处房子，决定买下我们后来住的二八六号。妈妈说挑中这所房子的原因是八间北房够大家住，二是院子比较大。

外公外婆带着出生不久的小弟弟毛伢住在靠院门最外面两间。全家相安无事，幸福地活着。

我小学五年级时，我感到自己肚子有些胖，正担心着，不知道怎么开始的，吃饭成了大问题，我的肚子越来越瘪，四肢越来越瘦，小学毕业照，我瘦成“大眼灯”。（现在想，那时真是最佳的被迫减肥方式——饿！）

外公个子高大，顶不住，率先倒下了，不久就去世了。那年我上初中一年级，放学回来，听到消息，不由自主伤心地哭起来。妈妈看到我哭，好像很意外，低低地自言自语道：“洛诵哭了唉！”轮到我感到奇怪，外公是我的亲人，生离死别，我为什么不该哭呢？

后来才知道，我小的时候大概三年级吧，我回家敲打大门，外公开门晚了。我居然骂了他一声：“老地主！”我早就忘了。

外公临去世前，我到他的床前探望，拿了个小板凳坐在他身边，他躺在床上拼尽全力对我说：“你的脾气要改。”我不知就里，只是哭着一个劲儿地点头。外公感到很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