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园师者 | 常彧：同历史相视一笑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在历史教学中，人文学院教师常彧以幽默风趣的授课风格深受同学喜爱。尽管他笑言自己治史与来深充满巧合，但如今的他已然将自己扎根在深圳这片热土上，创造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常彧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军事史方向研究。其《战国至北朝的内亚战争技术与中国军事文化研究》获得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

寓史于趣  授人与渔

“你们骑过猪吗？”常彧将目光从PPT上收回，转而投向讲台下的同学们，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当同学们脸上刚刚浮起诧异，还未从这个新奇问题中反应过来时，常彧已正色着给出自己的答案：“我骑过。”

笑声几乎与常彧的话音一同爆发出来，教室里充溢着快活的气氛。这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史的课堂上，常彧正通过比较猪与马的后肢差异向同学们讲解马匹如何凭借其身体结构成为人类在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伙伴。

常彧正在讲授中国古代战争史

全国范围内，鲜有将中国古代军事史作为自己专门研究方向的高校教师，开设军事史专门课程的教师更是少之又少，而常彧另辟蹊径。在他看来，军事史与其他史学门类一样，都是理解人类发展过程的重要角度，“大学学子无论文理，若能掌握一定军事史知识，对于分析国际政治、思考人类社会都将大有裨益。我开设这门课的初衷，就是想将我对军事史的理解传递给大家。”

史学授课惯于按时间线索推进，但在常彧的课堂上，则更偏重于从军事学自身发展规律出发，不局限于某一特定时段。如讲授中国古代战争中的战车时，常彧会先让大轮车从高加索地区开拔，搭载着印欧人，并将他们的语言从草原播撒四方。

轮车之后又在他生动的叙述中冲出幻灯片，驶向战场，在人类历史中四处奔驰，直至中华大地，“强有力地塑造了商王朝的中后期。”常彧从中国古代的军事现象提炼出人类各大文明的共性，在共性丝绳的牵引下，更多相关史学知识被抓取，课堂信息量得以极大丰富。

常彧还常常以自己的学习、生活经历现身说法，力图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让同学们在趣味盎然的课堂氛围中完成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与吸收。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历史的讲授，应当是有趣的，是应该与个体生活相联系的，历史学习可以成为一种娱乐消遣和自我满足。

他可以信手拈来小时候骑猪摔下的例子让学生明了猪后肢强壮于前肢、不适于骑行的事实，进而领悟马匹前后肢力量均衡的妙处。他也可以让学生在人情世故里联想到历史上的种种相似。“从生活细节回看历史，情感上的体悟就会多一些。你会和古人会心一笑，如同你们互为知己。”常彧微笑着说。

“授人以鱼易，授人以渔难。”常彧理想中的课堂，是教师积极引导，学生积极配合的模样。他深知讲一个历史事件与教一个思考方法之间孰难孰易。为了引导同学们积极思考，他常抛出一些可以随口回答的问题，以激发师生间的互动。

除了保证高质量的授课内容，常彧还对探索新教学模式保持浓厚兴趣。在他的设想中，长时段、小课堂的教学模式也许能够带来更多深入的互动与探究；由多位来自不同专业的老师通力配合的授课模式也许更能为学生对同一主题提供不同角度的思考。“我想探索出一门标准与规范都由老师同学在合作互动中共同搭建的实验课程，这是在教学方法和学科发展层面上都值得尝试的一件事。”

耳濡目染  与史结缘

常彧与历史的结缘是一次偶然的“事与愿违”。与许多高中生一样，常彧在高三的学习高压之下对未来充满幻想，“想写100部小说，发了疯似的”，渴望选择中文专业。然而当拿到招生目录时，常彧发现北京大学中文系不在云南招生。想到自己可能“从此被断了当作家的路”，他填报了与中文专业最接近的历史专业。

常彧出生的地方距离中越边境只有几十公里，老山轮战在他小学时代仍未结束。母亲任教的中学被腾空作为军营，在学校操场上操练的士兵、经过家门的军车和火炮是常彧自幼耳濡目染的军事元素。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下，他笑称自己“还是小朋友的时候爬的姿势就是匍匐前进的姿势”。小学时某次偶然买下的《世界军事》杂志给常彧种下了军事史的种子，融合了技术性与故事性的军事内容对他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常彧的中国古代战争史课堂

若干年后，北大历史系里，每位同学都展示出自己的专研领域，或经济或法律，此时常彧猛然察觉自己已经读过上千本军事杂志，对兵器、舰船、航空等军事知识了如指掌。所以，即使后来拥有转专业的机会时，写小说对常彧已经不再有更大的吸引力，他决定留在历史系。历史学在常彧的求学生涯中开始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

在完成博士论文期间，常彧称自己无法“像某些天才每天狂‘喷’8000字，两周就完成”，只能每天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11点，不停查阅资料并“吭哧吭哧”写下2000字。结束一天的写作后，常彧会马上奋战2个小时“魔兽世界”，以此作为精神放松的活动。长期与军事史打交道，军事类游戏也是他爱好之一。这类游戏让他更加清晰地理解战争的计算性——兵力如何拆合、怎样匹配地形等，并通过数学计算方法得出结果。

根植荔园  把脉鹏城

“我是在山里长大的，从小就对海边的生活特别向往。”常彧离开了多山的家乡外出求学，又怀着对海的期待来到深圳，继续自己的史学事业。尽管初至鹏城时有些匆忙，但他还是去了海边参观了明斯克号航母。常彧打趣道，有航母的地方就是他的归宿。虽然如今明斯克号航母已经离开深圳，但常彧却留在了这里，并在深大历史系扎下了根。

除了对大海的向往，常彧之所以选择驻足于此，是因为深圳独有的创新氛围和年轻的深大积极向上的发展劲头。“每一位来到这里的青年教师都是各院系的开拓者，深大在发展，我们也在进步。”正处在快速上升期的深大历史系带给常彧不一样的社交体验和工作氛围，在这里，他很快与同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工作与生活中愉快互动。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深大历史系作为一个年轻的学术共同体，在学术研究上仍有很大的提升潜力，而优秀的师资力量便是坚实砖瓦。谈及深大历史系现状，常彧对系中各位同事的不同研究方向如数家珍。他相信，随着架构的不断完善，这个学术家庭也将凝聚起一股研究合力，相关的讨论与合作也将丰富起来。

目光跨越荔园，俯瞰整座鹏城。在常彧的历史视角下，任何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深圳绝不是文化的沙漠，而是史学的热土。跳出大陆帝国研究视角的藩篱，深圳既是过去帝国控制海疆的前沿卫所，也是南洋海上贸易的重地，还是后来侨民奔赴海外开拓的起点。深圳绝非一个“经济特区”所能简单概括。一座国际大都市不允许历史学者的缺位，史学工作者也应立足城市现实，思考如何与未来互动。

常彧在深圳图书馆南书房的讲座现场

在那些拥有千年岁月的古老城市中，人们惯于融入到传统之中，成为其文化的讲述者。而在深圳，年轻的移民们聚集到年轻的城市中，每一个体的日常生活都在创造着独属于深圳的文化与传统。这种特殊的文化氛围与知识碎片化的趋势相融合，便形成了对历史知识庞大的公共需求。

常彧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史学工作者，则更应该主动拥抱大众，通过各种媒体端输出自身的专业知识，满足他们对历史知识的文化需要。“我们不是简单的讲述者，我们是创造者。为城市历史把脉，把握它的发展现实，这是历史学家可以去做到的。”

排版 | 张树静

来源 | 深圳大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