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术流动与中国大学的发展：逆全球化趋势下的历史审视

作者简介：

沈文钦，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2018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JYC024）。

摘要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对于中国大学的发展，学界从经济论、文化论等角度进行了解释。本文认为，通过国际学术流动实现与全球学术系统的整合是中国大学崛起的一个关键原因。国际学术流动主要包括学生出国攻读学位、学生出国进行研究访问（6—24个月）、博士毕业生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教师出国研修等形式。本文提出，国际学术流动在中国大学的发展中主要发挥了四项功能：一是跨国知识迁移；二是培养和储备师资；三是积累社会资本、构建学术网络，从而促进国际科研合作；四是实现与国际学术中心的联系、互动和整合。在不同的时间段，这四项功能的发挥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对知识跨国流动的控制在增强，跨国学术流动可能面临较大的困难，知识的国际性和公共性正遭到挑战。面对逆全球化的趋势，中国大学应继续坚持开放的路线，同时增强自身的独立自主能力。

一、引  言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学重新打开大门，融入世界学术体系，其在国际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上的增长可谓举世瞩目。2005年，中国的高被引论文数超过日本；到2009年，这一数量与英国、德国持平。[1 ]2017年，中国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论文数量已经超过美国。[2 ]2018年，中国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居世界第一。[3 ]考虑到中国学者在1973年发表的SCI论文只有1篇 [4 ]，1978年发表的国际论文只有145篇 [5 ]，这一进步确实是惊人的。在各个主要的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中国大学也有不俗的表现。过去4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也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和华裔科学家黄卫（音）将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崛起称为“现代智识史上决定性事件之一”，并认为这将对中国和世界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6 ]目前国际学术界主要使用文献计量或者案例分析的方法，描述中国大学的飞速发展过程。一些学者也试图对此进行理论解释，一个比较直观的解释是政府的巨额投入，研究显示中国的“985工程”投入对提高大学科研产出是显著有效的。[7 ]经济论的解释也与之前有关国家科研产出影响因素的研究相一致，这些研究都指出经济财富是提高国家科研产出和影响力的前提之一。[8 ]但也有研究指出仅仅从经济角度无法解释一个国家的科研表现。[9 ]另外一种偏文化论但并不排斥经济解释的观点则认为，儒家模式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西蒙·马金森（Simon Marginson）的阐述，儒家模式主要包含以下四个内涵：第一，强国家，国家在高等教育结构、资助模式和发展模式方面具有主导权；第二，受儒家文化影响，重视教育的私人投入；第三，具有统一的国家考试制度；第四，不断增强对科研的投入。[10 ]最近几年来，学者们意识到仅仅从中国内部出发无法解释中国大学在过去40多年的成就，因而寻求一种强调全球化作用的解释模式。理查德·弗里曼和黄卫（音）指出，中国在科研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逐渐融入了全球高等教育和研究体系。[11 ]尤其是，中国和世界科技强国美国之间的紧密关系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科研质量。西蒙·马金森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体系与国际体系的整合，他将其称为“国家—全球协同发展”（National/Global synergy）。[12 ]以上解释侧重从全球整合的角度解释中国大学的崛起，但并未特别分析不同类型的学术流动在其中所发挥的机制性作用，也没有对国际学术流动所发挥的功能做深入的类型划分。理查德·弗里曼和黄卫（音）指出，观念与人员的全球流动使中国能够迅速地接近科技前沿。[13 ]但目前尚未看到专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学术流动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旨在对该问题进行历史和理论的分析。本文的核心论点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通过国际学术流动融入国际学术体系、提高科研水平，而国际学术流动主要包括学生出国攻读学位、学生出国进行研究访问（6—24个月）、博士毕业生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教师出国研修等形式。研究这些形式的跨国流动及其功能对于理解中国大学的崛起至关重要。综观当前的国际环境，逆全球化的趋势正在抬头，各国政府对知识跨国流动的控制在增强，科学的国际主义精神有所削弱，国际学术流动，作为中国大学崛起所依赖的关键因素之一，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国际学术流动在中国大学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对其功能进行概念化的思考和分类，审视其所面临的挑战，思考应对之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从跨国知识迁移、大学师资储备、跨国学术网络建构、国际科研合作等方面分析国际学术流动对中国大学崛起的意义。对于国际学术流动与中国大学发展的关系这一命题，本文试图进行一个宏观的、历史的和综合性的分析。这一分析建立在多项有关国际学术流动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主要包括：第一，2014年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开展的对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公派研究生的调查和相关访谈。课题组向16000名国家留学基金委（CSC）项目资助的归国人员发放了网络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清理后，获得有效问卷5506份，其中联培博士生问卷5019份。第二，2016—2017年笔者对北京大学三个顶尖实验室国际合作行为的案例分析。该研究对三个实验室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跟踪和访谈，共访谈博士生26人，导师3人，博士后2人，研究人员3人。[14 ]第三，2018年至今笔者对我国精英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决策和行为的研究。课题组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三个时间节点对精英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系列访谈，其中包括对北京大学化学系35名本科生和博士生的访谈、对北京大学其他院系18名本科毕业生出国行为的访谈、新冠疫情爆发后对22名本科毕业生的访谈。第四，2018年以来对中国大学教师国际流动经验的访谈。访谈对象涉及24位大学教师，其中包含7位院士科学家。此外，为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国际化的历史，笔者从北京大学档案馆、浙江大学档案馆、中国科技大学档案馆、西安交通大学档案馆、华南师范大学档案馆查阅了部分相关资料。这些前期研究为本文理论的分析提供了经验基础。

二、理解国际学术流动的知识视角

在研究文献中，国际学术流动是一个比国际学生流动更为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学生的流动，也包括教师的流动。在欧洲的高等教育体系中，研究生具有明确的研究者身份，因此其流动更是被明确视为国际学术流动的一部分。国际学术流动指的是研究者在不同职业阶段（博士生、博士后、获教职后）跨境从事学术研究的流动，这一流动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在某种情况下会转变为移民行为。传统上关于流动的研究主要关注移民或长期流动，这些研究甚至认为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流动才是真正的流动；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形式多样的短期流动越来越频繁，而且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15 ]从时间长短来看，国际学术流动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期三种类型。从流动者的职业生涯阶段来看，则可以分为早期、中期、晚期三类。[16 ]从流动的主体来看，主要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教师等不同群体。本文的论述主要限于研究生、博士后和教师这三个群体，并主要考虑中国学生和学者的流动，外国学者来华工作、来华留学研究生等形式也属于国际学术流动，但不在本文的论述范围之内。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国际流动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为打造欧洲高等教育研究区，21世纪以来，欧洲通过出台各种政策手段来促进学术人员的跨境流动。2005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洲研究人员宪章》（以下简称《宪章》）和《研究人员招聘行为守则》（以下简称《守则》）。《宪章》和《守则》将流动视为“在研究人员职业的任何阶段增强科学知识和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 [17]。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希望通过研究者的国际流动提高本国科研体系的整体水平。在这些国家和跨国政策的推动下，跨国学术流动已经从零星、有限的行为变成了系统、密集和多面向的行动。[18] 在传统分析范式中，对国际学术流动的研究主要采用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心理学的视角。社会学的视角主要关注谁获得了流动的机会，聚焦于流动中的公平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流动已经成为社会分层和社会不平等的一个来源。[19 ]有研究指出，学者的国际流动是性别化的，存在严重的性别不平等问题。[20 ]在全球不同国家进行的多项有关流动的研究也可以佐证这一观点。一项针对美国的研究表明，相较于男性学者，女性学者在出国留学和访问的机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21 ]另一项针对法国博士毕业生的调查指出，女性在博士后阶段的国际流动显著低于男性。[22 ]而对德国洪堡学者的分析表明，女性获得国际学术流动的机会低于男性，在自然科学领域尤为明显。[23 ]在国际流动当中，有伴侣或已婚的女性通常会迁就男方，做出是否流动的决策，或跟随男性一起流动。[24 ]又一项针对西班牙博士毕业生的研究指出，母亲学历更高的博士毕业生，出国做博士后的概率更高。[25 ]与之得出类似结论的是以瑞士博士毕业生为样本的一项研究，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母亲获得大学学位的博士毕业生，毕业后出国进行学术流动的概率是其他博士毕业生的3.9倍，而父亲的学历则没有影响。[26 ]从经济学的视角进行的研究更关注国际学术流动所带来的职业回报，例如一项西班牙的研究指出，出国做博士后的经历可以为学者带来更高的收入和学用匹配度更高的职业。[27 ]文化心理学的视角则主要分析流动者在流动过程中的适应、文化理解和文化融合过程，有关国际研究生适应问题的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起码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28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尝试跳出传统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心理学范式，从知识的视角去理解和分析国际学术流动的意义。首先，研究者发现，国际学术流动对流动者的科研绩效如论文产出、学术影响力、技术转让行为有较大的影响。国际流动对科学家的职业生涯有重要影响，其中很多方面都与知识有关，如知识的产出、学术的影响力，等等。[29 ]具有国际流动经历的学者国际论文产出更高，同时，学术流动具有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流动学者的学生和同事也能在其专业发展方面获益。[30 ]流动学者拥有更加广泛的国际学术网络，这有利于扩大自身的国际知名度，从而获得更高的学术声誉。[31 ]一项对1980—2009年间26170名物理学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与非流动的研究者相比，进行学术流动的研究者的论文被引次数增加了17%。[32 ]在技术转让方面，进行学术流动的研究者的表现也更加突出。[33 ]其次，研究者开始关注国际学术流动对跨国知识迁移的影响。英国学者克里斯·科伊（Chris Coey）访谈了33位人文社科领域具有国际流动经历的博士生，她的研究指出，博士生的国际流动也是一个知识迁移（knowledge transfer）的过程，这些知识包括在国内难以获取的资料、国外导师的专业指导、缄默知识等等。[34 ]从科学史视角进行的研究敏锐地指出，学者的跨国流动总是伴随着知识的迁移，这种迁移可能带来国家政治、科技、经济实力的改变，因此经常受到政治的控制。在冷战时期，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考虑，美国曾经采取各种办法限制尖端科学家和知识的流动。[35 ]在这个时期，跨国知识流动是否应该接受控制的标准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划分。基础研究被认为应该对国际开放，而技术知识则被认为应当受到限制。[36 ]那些掌握着尖端技术知识的科学家因此也成为被限制流动的对象，签证和护照成为控制这一群体跨国流动的有效手段。[37 ] “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更是加强了对敏感性知识的控制。一项基于对乔治亚理工大学教师、管理者和学生的访谈研究发现，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在接触核心技术方面已经受到限制。[38 ]再者，研究者提出国际学术流动与国际科研合作之间存在紧密的关联。有西班牙学者分析了在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学者和国外导师的科研合作关系，他们发现，53.8%的学者在出国期间和国外的博士后导师（host supervisor）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39 ]对德国洪堡基金获得者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他们在归国后仍然保持与德国学者的科研合作。[40 ]对韩国和智利几个工程系教师的研究也发现，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在回到母国后，会继续与毕业院系的教师保持合作关系。[4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无疑加速了知识的全球传播，但在本质上，技术传播的是信息而不是知识，更深层次的知识如理解、缄默知识等离不开面对面的交流和互动。[42 ]也正因为如此，在互联网高度发达、学术文献可以全球同步获取的今天，国际学术流动的趋势并没有减缓。总的来说，学术界已经逐渐跳出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框架，试图从知识的视角考察国际学术流动问题。这些研究从个体层面分析了国际学术流动对学者的知识迁移和知识生产的影响。但是，目前鲜有研究从国家系统的角度去分析国际学术流动的意义，英国学者海克·琼斯（Heike Jns）是少有的例外。海克·琼斯从知识中心的地理学角度分析了国际学术流动的意义，指出国际学术流动对知识中心的形成和转移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她敏锐地观察到，跨太平洋的学术流动日益频繁，其规模正在超过之前的跨大西洋学术流动。她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往返于中国与西方的学生和学者人数不断增加，这预示着知识中心可能正在发生全球性的转移。如果不发生重大的地缘政治冲突，中国在世界知识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将不断上升，并对英美的知识霸权形成挑战。[43 ]

三、国际学术流动在中国大学崛起中的功能分析

在笔者看来，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的发展过程中，国际学术流动主要发挥了以下四个功能：一是跨国知识迁移，二是储备师资，三是通过积累社会资本促进国际科研合作，四是维持与国际学术中心的联系、互动与整合。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这四个功能发挥的程度和效果是不一样的。

（一）国际学术流动与跨国知识迁移

1971年，美国耶鲁大学植物生理学家亚瑟·高尔斯顿(Arthur Galston)和麻省理工学院微生物学家伊桑·西格纳(Ethan Signer)访问中国，此行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们访问了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中科院。他们在此后发表的文章中指出，“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研究的水平是一般的”。[44 ]因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弥补与西方大学之间的知识差距，其中最为便捷的途径当然是直接到西方“取经”，学习西方更为先进的知识，实现知识的迁移。1979—1987年间，大约有56000名中国学生和学者到美国学习。[45 ]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1979—1990年间，赴美的中国大陆公费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为60967人，自费留学生41501人，共计102468人，比1860—1950年间留美学生的总和（大约三万多人）还多两倍以上。[46 ]但这些人员中绝大部分并不是攻读博士学位者。20世纪80年代最初的几年，美国新授予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还很少有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1985年，美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只有137人来自中国大陆。[47 ]改革开放之初，最为迫切的是迅速弥补中国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领域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1978年，浙江大学拟派出18名教师到美国学习。这些教师全部集中在理工领域。除一人外，其余17名教师全部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当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为43岁。[48 ]早期派出到西方国家学习的大学教师大部分已超过了40岁，到达西方国家后，他们如饥似渴地吸收最新的知识，以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迁移到中国。20世纪80年代，日本东京大学等高校曾在中国大学建立实验室，并通过无息贷款、人员交流等方式帮助中国发展一些先进的技术。[49 ]一位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院士在访谈中回忆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外方导师主动向中国校方提出要帮中国培养一位医学和工程交叉的博士人才，这是他出国留学的缘起（计算机领域某院士访谈，2019年8月）。从知识的视角来看，科学和技术存在重要的区别。科学是一种全球公共产品，是可以跨越国界流通的。但技术则因为其经济和商业价值而受到保护和限制。随着国际关系的紧张，通过国际学术流动来实现跨国技术迁移将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一位计算机领域的院士在访谈中所指出的那样：“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技术有……这个说技术一定是有国家的，所有的国家都是，它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技术。”（计算机领域某院士访谈，2019年）在社会科学领域，海归学者在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化、科学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仅以北京大学为例，在系统引入西方的质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方面，海归博士教师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以管理学和经济学学科为例，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管理学学科在2001—2011年共引进25位海归博士，这些海归博士在推动管理学研究的专业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50 ]对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联合培养博士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也表明，在对国内导师和国外合作导师的科研水平、国际视野等方面进行评价时，博士生普遍对后者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认为国外导师的国际视野、研究能力和研究成果好于国内导师的博士生比例分别达到84.8%、73.5%和76.9%。[51 ]因此，出国联合培养的经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接受更高水平的学术指导，这些博士生的跨国流动经历对于他们获取西方国家更加先进的科研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2 ]知识的迁移不仅包括学术性知识的迁移，也包括办学理念、制度、模式等实践性知识的迁移。[53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门初开，中国高等教育界迫切希望了解西方发达国家大学的办学经验和理念，以服务于当时的高等教育改革。在这方面，当时派出的访问教师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美国访学的大学教师非常留意美国的课程设置和本科培养模式问题，并通过比较认识到中国本科课程设置过于专业化的弊端。江庚和在威斯康星大学访问期间详细考察了该校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的课程设置，指出该校本科教育培养的是“有一定专业方向的通才。” [54 ]1982年，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8位被派往美国学习交流的机械工程系教师撰文指出，中国的机械工程专业课程设置是“仿照苏联五十年代同类专业建立起来的，……经验证明，这种按产品或者按照生产工艺来划分专业所培养的学生，知识面比较窄，不能适应将来的发展需要”；基于对美国的观察，他们建议拓宽机械工程专业的培养基础。[55]在引进英美的现代大学制度与理念方面，海归学者的开拓之功不可埋没，其中由海归学者创建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就是一个典型案例。目前该机构的40多名全职教师全部为海外高校博士毕业生。国家发展研究院是中国大陆最早实行“非升即走”制度的机构之一，2002—2009年，该机构没有教师获得终身教职。同时，该机构也是中国大陆实行博士生分流淘汰机制最严格的博士培养单位，每年都有部分博士生因为通不过资格考试而被降格为硕士生。除了制度、办学理念的引进之外，海归博士也力图把国外大学的教学方法——如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移植到国内。[56] 在以上几种形式的知识迁移当中，自然科学的知识迁移是比较成功的，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迁移则相对不那么成功。一方面，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范式和中国传统的学术范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的思维方式、认识论也存在巨大差异 [57 ]，这一差异也会影响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范式的接受。制度与模式的迁移则既有相对成功的例子，也有不太成功的例子，橘生淮北则为枳，水土不服的例子并不鲜见。当前，我国一些研究型大学正在试图迁移北美的“非升即走”制度，但在推行中也遇到诸多困难，甚至产生一些变形，即为一个例证。

 （二）国际学术流动作为大学师资储备的手段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大学最为急需的是高水平师资。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时身兼重担的中青年教师无法与国外大学的学者相竞争。北京大学前校长丁石孙曾经做过分析，他在1985年的一个发言中指出：“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真正希望在学生身上，而不是在我们教员这代人身上。我们教员这代人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真正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靠40多岁的人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年教师包括老年教师，重要的历史任务是教好学生。……要发扬教师的作用，也要看到中年教师的历史局限性，他们的大好时光被耽误了。历史是无情的，要用更多的精力培养年轻一代，让他们成长，从学校的战略部署上要看到这一点。这话有时使人伤心，但希望在年轻一代。真正能攀登世界高峰的应该是你们的学生，甚至是学生的学生。” [58]浙江大学副校长吕维雪在1985年的一篇论文中对当时工科领域的师资水平做出了类似的悲观的评估，“现在我国的师资队伍中有不少根本性的缺陷。例如近亲繁殖、生产经验不足、知识面窄、知识老化、外语水平不高、理工分家（更不用说文学、美学、管理）等等”。[59] 尽管高层次人才的供给可以通过本土培养来满足，但当时中国的博士培养能力有限，1981—1989年，中国国内共授予博士学位4849人，平均一年只能培养几百名博士。这就意味着当时的中国需要通过鼓励、支持学生出国留学来满足高层次人才的需要，并为大学储备高水平的师资。一些华裔学者和西方学者也出谋划策，甚至设计专门的出国留学项目，以帮助中国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这其中包括李政道1979年发起的CUSPEA（China-United States 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项目（共派出915人）、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多林 (William von E. Doering)1982年启动的中美化学研究生项目（到1986年项目终止时共派出242人）、 [60] 1982年由康奈尔大学华裔教授吴瑞发起的生物学领域的CUSBEA项目（共派出422人）等等。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华裔经济学学者邹至庄推动成立了中国学生赴北美留学项目，首批63人在1985年到达北美攻读研究生学位。[61 ]20世纪80年代，留学美国成为一股热潮，赴美留学的人数呈急剧上升的趋势。1984年，中国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生源国中仅排名第11位，到1989年超过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跃升至第一位。[62]1980—1989年，中国在美留学生数从2770人增加到33390人。[63]在早期，中国通过推动国际学术流动来储备大学师资的政策是比较成功的。到1985年4月30日，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520人中，有412人返回中国，其他人则以博士后等形式留在美国。[64 ]但自1985年以后，博士归国的比例越来越低，通过出国留学为中国大学储备、延揽优秀师资的效果大打折扣。以CUSBEA项目为例，当年项目的入选者昌增益教授收集了大约230名参与项目的学生信息，截至2014年，有119人在学术界任职，其中18人在内地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1人在香港高校工作，91人在美国高校、科研机构工作，3人在加拿大工作，6人在新加坡工作，换言之，截至2014年，绝大部分（84%）学者仍然留在海外。[65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发现绝大部分出国留学的学生并没有归国，因此对出国采取了一些限制性措施。中国政府规定，本科毕业生必须至少工作五年、硕士或博士毕业生必须至少工作两年才能出国留学。[66 ]当时，留学生归国比例低，有客观的历史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太大。美国布朗大学数学家谢定裕在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年轻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如有机会到美国去攻读博士或硕士学位，无论是自费或公费，在学成之后，绝大多数是不会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中美两国经济待遇的差距太大（至少有三十倍）”。[67 ]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丁石孙也在1988年的一个采访中对大量留学生不归国的选择表示理解。他谈到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放弃了每年40000美元的国外工作，返回北京大学。学校克服各种困难，为这位海归博士找到了住所和一个实验室，破格给予副教授的头衔，这位海外博士的每月基本工资为122元人民币（大致折合为33美元）。[68 ]1991年，美国新授予的博士学位获得者中来自中国大陆者达到1710人，中国首次成为美国国际博士的最大来源国。[69 ]1997年，北京大学457名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占全体毕业生的15.3%，1998年的本科毕业出国人数为302人，占13.6%。1998年，清华大学有379名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占15.4%。[70 ]根据美国研究生院协会2010年4月发布的报告，在世界各国新近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当中，有三分之一的留学生来自中国。[71 ]1990—2013年，共有75605名中国公民（不含中国台湾地区居民）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2013年，美国共授予博士学位52760人，其中来自中国（含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持临时签证者4789人，占9.08%。[72 ]1992年，在获得美国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学位 4~5 年之后，中国留学生选择继续留在美国的比例是65%左右，而到2001年，这一比例超过了90%，在2003年，这一比例仍然维持在90%的高位。[73 ]2000年在美国获得科学与工程领域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到2005年仍有92%留在美国。[74 ]部分出于解决海外博士归国率低问题的考虑，2007年中央政府推出了“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每年资助大约3000名学生出国攻读博士学位，根据资助协议，获得资助的学生在博士毕业后必须归国服务。最近几年来，越来越多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的海外博士回国工作。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人才计划，吸引海外人才归国服务，但早期的效果并不显著，华裔学者曹聪在200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最优秀的学者并没有回国”，待遇偏低、重视关系而非实力的科研文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设置禁区等都不利于吸引一流的学者归国。[75 ]2008年，中国政府加大了人才引进的力度，给归国学者提供更加优厚的待遇和充足的科研条件配备。事实表明，一系列的人才项目计划对于吸引海外博士归国是有效的。科恩·琼克斯（Koen Jonkers）访谈了一些中国的归国学者，其中大部分学者指出政府人才项目的吸引是他们回国的主要原因之一。[76 ]随着一大批杰出科学家陆续全职归国，最优秀的学者并没有回国的局面正在逐渐被扭转。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例，2006—2013 年，海归博士在其教师中的比例从5.9%提高到21.73%。（参见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王亚光于2014年11月15日在“中欧博士生论坛”上的发言《培养未来的学者：博士生教育质量问题再思考》。）研究者对2011—201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810名新聘教师的履历分析发现，这一群体八成以上拥有一年以上的海外学术流动经历，其中接近一半在境外高校获得博士学位。[77 ]中国研究型大学理工科新聘教师中海外博士学位获得者已占相当的比例，2017年度，位居化学学科评估前20名高校的新聘教师中，海外博士学位获得者已经占到33.3%。[78 ]

在2000年后归国的海外博士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学者，如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施一公、邓兴旺，“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2015年获得“基础物理突破奖”的王贻芳，2015年获得“索菲娅奖”的庄晓莹，等等。事实表明，这些引进的海外博士在促进中国高校科研实力、提升中国科研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国际顶尖期刊论文发表的情况为例，2013年，中国大陆学者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了18篇生命科学领域的论文，在30名中国通讯作者中，有17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占56.7%。[79]

（三）国际学术流动、科学社会资本积累与国际科研合作

过去几十年来，国际合作论文的数量和占比呈明显上升趋势。而中国最近40年在科学研究方面的进步也极大地得益于国际科研合作。以植物分子生物学为例，1998—2003年，超过30%的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发表的SCI论文是通过国际合作完成的。[80 ]在大气科学领域，2014年华人科学家以第一作者身份在《自然》《科学》（Science）和《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上总计发表了26篇相关论文，其中24篇论文是由多国研究者共同完成的国际合作论文，国内合作的仅有2篇。从署名作者的机构特征来看，这些顶级期刊上发表的华人为第一作者的论文绝大部分是国际合作论文。[81 ]几乎所有的科研合作都始于面对面的交流。[82 ]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科研工作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熟悉的人际关系。正如已有研究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科研合作需要社会资本的纽带。[83 ]国际学术流动不仅是一种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同时也是科学社会资本（scientific social capital）积累的过程。[84 ]国际学术流动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学者的研究能力（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他们在更广的范围内积累社会资本，如建立与国外科学家的联系 [85 ]，这种在留学期间建立的国际学术联系在其归国后仍然会部分得到维持 [86]，从而使得他们在国际合作方面更为活跃。[87]国际科研合作必然依赖学者跨国流动所建立的社会网络。[88 ]中国学者的跨国学术流动无疑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通过各种形式的跨国学术流动，中国学生和研究者得以与西方学者建立面对面的交流和联系。过去40年来，中国是国际学术流动最为活跃的一个国家，学生出国攻读学位的人数、教师出国进行学术交流的次数均为世界之冠。通过频繁、密集的学术流动，中国学者与其他国家的学者之间建立了稳固的学术网络，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社会资本。中国最为密切的国际科研合作伙伴是美国，1986—1997年，中美合作论文占美国国际论文的2.5%，2008年提高到10.4%。2010年，中国成为美国国际论文的第二大合作国，2011年，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论文合作国。[89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SSCI发表来看，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国际科研合作伙伴。[90 ]另外，2006—2016年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际合作课题中，53.3%（8505项）是与美国合作。[91 ]以往的研究表明，国际学术流动在构建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中至关重要，到某个国家留学或访问的学者，在归国后也会倾向于与这个国家的学者进行科研合作。笔者对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海归学者的研究也表明，这些海外博士在读期间与国外导师合作发表论文的比例很高，在归国后仍有相当比例的学者维持了与国外导师的合作关系。[92 ]中国是美国国际学生的第一来源国，因此，国际学术流动在构建中美科研合作网络方面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然，科学家建立合作纽带的渠道还有很多，其中学术会议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93 ]因此，在中美合作的科研论文中，有多大比例的合作者是因为留学、访学等国际学术流动而建立联系的，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仅仅是通过访问交流形成的社会资本纽带并不足以促成国际科研合作。国际科研合作的双方应当具有相对匹配和互补的学术专长。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派出大量高校教师到国外大学进修，这一群体被称为访问学者。以威斯康星大学为例，仅1979—1984年，该校就接收了来自中国大陆的360多位访问学者。这一批访问学者抵达美国时大多已经人到中年，由于长期脱离学术研究，他们到美国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补充知识，因此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抵达学术前沿并与国外学者合作。对这些访问学者的初步分析显示，他们的学术发表大多不活跃，而且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也很少有国际合作发表论文。这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访问学者形式出现的国际学术交流的功能主要是跨国知识迁移，而非促进国际合作。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1工程”和“985工程”启动后，中国大学的科研能力迅速提升，国际学术流动所构建的跨国学术网络才更加有效地转化为国际科研合作。在合作的早期阶段，中国学者更多是一个辅助性的跟随者，但近年来中国学者已经越来越多在国际科研合作中成为发起者和主导者。国际学术流动的研究文献主要关注学生的流动，对教师的流动尤其是短期流动关注不够。但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国教师跨国流动的增长也是惊人的。以德国的洪堡学者项目为例，1981—1990年间，13%的洪堡学者来自美国，5%来自中国，到2001—2010年间，来自中国的洪堡学者达到了16%，超过了美国（12%）。[94 ]另外一种有效建立跨国学术网络的流动方式是国际博士后。国际学术流动的效果因流动者的身份差异而有所不同。[95 ]有研究指出，在建构科学的社会资本方面，出国博士后比读博期间的国际流动更加有效。[96 ]陈萍曾经对北京大学的三个顶尖实验室进行过为期一年的跟踪访谈和观察。这三个实验室的首席科学家（P.I.）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国内高校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有在国外高校从事博士后研究的经历。通过观察和访谈笔者发现，这几位科学家在博士后期间的国际流动经历以及在这期间积累的社会资本在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这三个实验室中的P实验室，其首席科学家在归国后一直没有中断与博士后导师（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合作，该实验室在三大顶尖期刊——《自然》《科学》和《细胞》（Cell）——发表的论文均为国际合作论文，这些论文都有国外博士后导师的参与。[97 ]正如杨锐所指出的那样，海外的中国知识散居者是储存在国外的智力资源，可以随时为中国所用。[98]20世纪80年代末之后的20年间，中国留美的博士大部分没有归国。如果从为国内大学培养师资的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留学运动并没有发挥巨大的作用。但如果从跨国社会资本积累和跨国学术网络构建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国际学术流动又是成功的。以科研合作为例，我国学者发表的国际论文中，有相当高比例的论文为国际合作论文（2008年为20.1%），其中与海外华人学者的合作比较常见。[99]据统计，中国与美国学者合作发表的国际论文当中，约70%的论文，其作者中包括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学者。[100]这些海外华人学者大部分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留在当地的学者。到2013年，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华裔学者的数量就已经达到3776人，其中医学、生物学、计算机、化学和数学领域的学者最多。[101]换言之，即便他们没有回国，也仍然通过“智力循环”的方式对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102]另外，我们对留学欧洲的归国博士的科研合作模式的分析表明，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博士生与导师的合作发表概率不因导师是否为华裔而有所差异，但是在海外博士归国后，他们与华裔导师维持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显著更高。[103]这表明海归博士与华裔导师的科研合作纽带更加牢固。

 （四）与国际学术中心的联系、互动与整合

本文认为，不同形式的国际学术流动在中国大学发展中所发挥的第四个重要功能是成为沟通中国与西方学术中心的纽带，实现中国与国际学术中心的互动与整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世界学术中心及其转移的研究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话题。日本学者汤浅光朝（Mitsutomo Yuasa）在1962年发表了《西方科学活动中心的转移》一文。[104 ]在1971年出版的《科学家的社会角色》一书中，本戴维（J. Ben  David）指出现代科学中心经历了从意大利（16世纪）到英国（17世纪）、法国（18世纪），再转移到德国（19世纪）和美国（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过程。[105 ]本戴维有一个重要的论断对中国当今大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他指出，不处于世界学术中心的国家，只有向学术中心开放，保持和学术中心的交流，才能提高自己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水平。他认为这是荷兰、瑞士等人口规模相对小的国家保持卓越的教育水准并拥有一流大学的主要原因。[106 ]

科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国际性，科学知识的发展也有赖于国际的交流。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科学家也在国内的英文期刊刊登学术成果。[107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断绝了学术往来，但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非洲国家保持了科学上的联系。中国是世界科学工作者联盟（World Federation of Scientific Workers）的活跃成员，周培源1962年当选为该组织的副主席。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还举办了一些国际会议，例如1964年的“北京科学研讨会”（Beijing Science Symposium）和1966年的“物理学夏季讨论会”（Summer Physics Colloquilum）。[108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当中，中国与英国存在有限的学术交流。1959年，英国学者西里尔·辛谢尔伍德（Cyril Hinshelwood）访问中国。1961年10月，竺可桢、贝时璋、刘西尧等访问英国。[109 ]经中科院党委书记与英国皇家学会协商，1963年中国和英国互派四位访问学者，这在当时是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学术交流的非常有限但宝贵的渠道。为此，美国参议院的一位议员还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指责英国政府接收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参见2018年8月1日笔者对陈佳洱教授的访谈。）四位访问学者当中包括后来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陈佳洱和后来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刘士林。但总体而言，20世纪50到70年代，中国基本上是脱离国际主流学术界的。1973年，中国只发表了一篇SCI论文。这并不是说当时中国不具备科研能力，而是从侧面说明中当时中国与国际学术界存在脱节。[110 ]因此，对于中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而言，与西方世界的交流、互动至关重要。1972年6月，美国计算机科学家托马斯·E·查厄姆（Thomas E. Cheatham）一行六人访问中国，他们走访了中国科学院计算研究所、北京计算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等单位。他们认为，中国在完全缺乏外界援助的情况下，在计算科学方面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中国未来科技要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是两个因素，第一是国家是否把科技发展置于优先位置，第二是“要扩大与西方世界的互动”。[111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尤其是二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学术中心。从高水平大学的数量、诺奖获得者人数、大学的捐赠基金等指标来看，美国大幅领先于英国、法国、德国等其他西方发达国家，占有主导性的优势地位。[112 ]通过学术流动、签订科技合作协议等手段与处于学术中心位置的美国建立联系并实现互动与整合，这是中国大学改革开放后采取的一项追赶策略。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大学的世界排名不断提高，但在学生的认知中，中国大学仍然在“中心—边缘”格局中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因此出国仍然是精英大学学生尤其是那些希望将来回精英大学任教者的首选。在精英大学中，出国留学甚至成为一种制度惯习，在北京大学的理科院系中，本科毕业留学被认为是“优秀”的标志。[113 ]从历史来看，不同时期的世界学术中心都如磁石一般吸引各国的人才和合作者。作为当代的世界学术中心，美国也在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中处于绝对的中心位置，并与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形成了庞大的合作网络。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逐渐融入国际学术界，国际科研合作越来越活跃，其中主要的国际合作对象是美国。2006—2016年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国际合作课题中，53.3%（8505项）是与美国合作的。[114 ]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合作论文，美国也是中国最大的合作对象。当前的中美冲突是否会对中美科研合作产生重大影响？对这一问题已有一些初步的分析，但更长时间内的趋势和影响将如何演变，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和深入分析。

四、结论与讨论

上文的分析表明，中国大学和科研系统在过去40年取得的进步极大地受益于规模浩大、形式多样的国际学术流动。国际学术流动在中国大学的发展中主要发挥了四项功能：第一，通过学术流动实现跨国知识迁移；第二，通过学术流动培养和储备师资；第三，通过学术流动积累社会资本、构建学术网络，从而促进国际科研合作；第四，通过学术流动实现与国际学术中心的联系、互动和整合。在不同时期，这四项功能所发挥的程度差异较大。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十年间，海外博士的归国率很低，因此国际学术流动的师资培养和储备功能是比较有限的。另外，通过学术流动构建跨国知识网络进而促进国际科研合作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受知识断层的影响，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学者的跨国科研合作能力是不足的。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中国大学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通过学术流动积累跨国社会资本进而促进国际科研合作的功能才得到充分的发挥。

在过去40年中，国际学术流动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学的发展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宽松的国际环境，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趋势的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全球化趋势在往前推进的同时又遇到了一股逆全球化的力量，这股逆全球化的力量最早在经济 [115 ]、环保 [116 ]等领域发声，最近几年进一步渗透到科学和学术交流领域，从而使得国际学术流动的未来走向面临着各种不确定性，并可能会制约中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随着科学与教育领域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和中美关系的恶化，国际学术流动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另一方面，尽管中国的科研实力已经大大提升，科研的独立自主能力也大为增强，但在国际学术体系的“中心—边缘”格局中，中国还不是一个中心国家。基于此，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思考。

 （一）逆全球化趋势与中美竞争的影响

最近几年，高等教育领域逆全球化或逆国际化的潮流四处涌动，英国的脱欧运动、美国加强对留学生流动和学者流动的控制，这些都是逆全球化趋势的表现。一些学者认为，逆全球化的趋势会对西方高等教育带来破坏性的影响，造成留学生人数减少、对留学生学费依赖程度较高的高校出现财政困难、西方大学排名下降等不良影响。[117 ]有学者断言，以自由国际主义为基础的国际教育已经陷入危机。[118 ]对中国而言，这一波逆全球化的趋势主要受到中美竞争的影响。一些学者担忧，中美两国正面临新冷战的威胁。随着中美竞争愈演愈烈，中美之间的科技合作遭受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中国大学崛起的一大难题。一旦中美科技关系受挫，中国是否仍能保持科研方面的快速进步？这需要时间来回答。

事实上，在中国与美国建立科学与教育交流关系之初，美国政府对中国就有所防备和限制。1981年9月，美国国务院要求明尼苏达大学限制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只允许后者接触已经公开的软件操作系统。[119 ]1982年4月，里根签署了新的保密条例，扩大了保密范围。同年五月美国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专门讨论了针对中国和苏联的极端技术外流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一些美国学者就开始担忧中国大学的崛起会对美国的优势地位造成挑战。2006年美国《时代》（Times）杂志的一篇报道注意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返回中国，同时中国的科研条件也在极大地改善，文章不无担忧地指出，美国尽管仍然保持科技领先地位，但这一地位随着中国、印度和韩国的崛起可能会受到侵蚀。[120 ]2011年，美国通过的一项法案禁止美国航天局与中国合作。[121 ]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又进一步损害了中美科研合作的前景。[122 ]在一些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与中国的合作只会损害美国的利益，是一种零和博弈。中国在美国的学生和学者面临被污名化的境遇，有人指责他们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123 ]目前的国际局势似乎不利于中国学生跨境流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权威学者阿特巴赫因而担心，中国学生到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留学的人数会减少甚至迅速下降。 [124 ]2020年5月到10月，笔者的研究团队访谈了20余位中国精英大学的本科毕业生。结果发现，尽管面临严峻的疫情和困难重重的签证政策，大部分学生并没有因此改变其出国计划。另外，美国依然是我国精英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读研的首选国家。一些学生已经成功申请到美国高校的硕士或博士项目，并开始了在线学习。精英大学中仍有相当比例的本科毕业生延续了出国读研的偏好和惯习。如上文所述，中国大学通过国际学术流动获益匪浅，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学术流动也在知识、经济等方面对美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例如，仅2017年，国际学生就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22亿美元。[125 ]另一方面，尽管中美关系趋于严峻，但两国的科学家仍然继续保持合作。以新冠疫情的研究为例，到2020年5月25日为止，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合作发表了122篇有关新冠疫情的研究论文，是新冠疫情研究论文中国际合作最多的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的国际科研合作并没有因为两国关系的变化呈现下降趋势。 [126 ]尽管中美关系严峻，中美两国高校的领导人都深知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国际合作。2020年10月13日晚，清华大学与耶鲁大学共同主办以“建设更开放、更融合、更有韧性的大学”为主题的中美大学校长论坛。来自20所中美大学的校长相聚云端，共同探讨在新形势下推进两国高等教育发展与合作。1979年1月31日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时，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这是中美建交后两国签署的首批政府间协定之一，根据协议，该协定每五年续签一次。2016年，科技部万钢部长与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霍尔德伦续签《中美科技合作协定》。2021年，中美两国将续签新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但中美跨国学术流动以及两国之间的科研合作走势如何，仍需时间来证明。不管如何，科学本质上是全球性的这一点不会改变，科学的全球性要求科学家进行国际合作，一方面推进基础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对一些全球性的迫切议题——如全球健康、全球气候变化等等——进行合作。而科学家跨国合作关系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合作的建立和维持需要社会资本和信任关系，而在这方面，国际学术流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中心—边缘”格局与独立自主能力问题

尽管中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在迅速提升，但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相比，仍有比较大的差距。中国目前的科技国际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这些论文当中包括了不少发表在国际索引的中文期刊上。另外，1996—2017年间，中国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学科没有太大变化，新兴学科的发展与国际相比仍缺乏竞争力。[127 ]师资水平的差距是推动学生出国的主要原因。一位即将到伯克利攻读博士学位的某“985”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指出，目前他所在的大学，最好的教师其水平处于美国顶尖大学的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之间（2016年4月访谈，某“985”大学计算机系学生）。施一公在2007年指出，普林斯顿大学大约有1000名教师，而清华大学教师中达到普林斯顿水平的也仅有10人左右。[128 ]由于学术文化制度、科研水平等方面的差距，很多优秀的留美博士人才仍然不愿意归国。[129 ]在很多领域，中国所做的研究仍然不是引领性的，同时缺乏具有重大突破的世界级成果：       中国科学家发了很多文章，但是如果把中国科学家的工作拿走之后，大部分领域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中国科学家做的是锦上添花的，没有太多的领跑，微乎其微，前沿的已经不新鲜，很多了，但是大多数还是在跟踪。（化学领域某院士访谈，2016年）        我觉得现在宣传的有点过了，就从整个学科来讲，其实我们的原创性还是少，但是我们跟踪性的东西比较多，就是锦上添花的东西比较多，原来的想法基本上都是别人说出来的，反正人家发了一篇基础性的东西，我们在底下就堆出来十篇二十篇。……所以我们现在数量很大，数量就超过美国了，但是真正原始的想法90%还是人家的。（计算机领域某院士访谈，2018年） 从国际合作来看，中国的国际科研合作相当程度上依赖与华裔学者的合作。随着华裔学者在国外处境的困难，他们与国内学者进行跨境合作的意愿可能会降低，这是中国面临的另外一种可能的挑战。已有的研究表明，受到研究资源、研究基金、研究人员规模等方面的限制，小国家对国际合作的依赖性更强。随着中国科研实力的提升，中国科研的独立能力也越来越强。以中国和欧洲的科研合作论文为例，研究发现这些论文主要是由中国研究者所发起的，这意味着中国研究者在国际科研合作中不再处于追随者的角色。[130 ] 珍妮·李（Jenny J. Lee）和约翰·P·豪普特（John P. Haupt）最近的研究表明，过去5年，中国和美国的科研合作发表呈增长趋势。从第一作者和政府资助模式来看，中国在合作中处于领导者地位。作者指出，过去5年，如果没有与中国合作，美国的研究论文发表量将会下降，而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中国的发表率仍旧会上升。这表明和中国合作对美国科研是很有好处的。[131 ]随着科研能力的增强，中国可能采取更加独立自主的科研发展政策。另一方面，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也建立了广泛的国际科研合作网络，仍以新冠疫情研究为例，除了美国之外，中国还与其他63个国家、地区的科研工作者合作发表了有关新冠疫情的研究论文。[132 ]因此，即便国际地缘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仍然具有选择科研合作伙伴的较大空间。中国大学要获得长远发展，一方面需要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继续保持开放的心态，并进一步拓宽国际合作的渠道。参考文献

[1 ] Xie, Y., Zhang, C., & Lai, Q. (2014). China’s rise a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1(26)，9437—9442.

[2 ]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2019). Publications output: U.S. trend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National Science Boar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https://ncses.nsf.gov/pubs/nsb20206/executive-summary

[3 ] Zhu, J.W., & Liu, W.S. (2020). Comparing like with like: China ranks first in SCI-indexed research articles since 2018. Scientometrics, 124, 1691—1700.

[4 ] Frame, J.D., Narin, F., & Carpenter, M.P. (1977). The distribution of world sc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7(4), 501—516.

[5 ] Zhong, Z., Liu, L., Coates, H., & Kuh, G. (2019). What the US (and rest of the world) should know about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Change: The Magazine of Higher Learning, 51(3), 8—20.

[6 ] [11 ] [13 ]Freeman, R.B., & Huang, W. (2015).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 A. Guena (Ed.), Global mobility of research scientists: The economics of who goes where and why (pp.155—175). London: Academic Press.

[7 ] Zong, X., & Zhang, W. (2019).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in China: Deploying a quasi-experimental design to evaluate the net effects of Project 985.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44(3), 417—431.

[8 ] Gantman, E.R. (2012). Economic, linguist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in the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of countries. Scientometrics, 93(3), 967—985.

[9 ] Cole, S., & Phelan, T.J. (1999). The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of nations. Minerva, 37, 1—23.

[10 ]Marginson, S. (2011). Higher education in East Asia and Singapore: Rise of the Confucian Model. Higher Education, 61(5), 587—611.

[12 ]Marginson, S. (2018). National/Global synerg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in China since 1978.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3(4), 486—512.

[14 ] 陈萍. 国际学术网络对博士生知识生产的影响——基于对北京大学三个实验室的分析 [D ].北京大学,2017.

[15 ] [17 ]Ackers, L. (2010). 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equality: The contribution of short stay mobility to progression in science careers. Recherches Sociologiques et Anthropologiques, 41(4), 83—103.

[16 ]Jöns, H. (2018). Boundary-crossing academic mobilities in global knowledge economies: New research agendas based on triadic thought.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16(2), 151—161.

[18 ]Kim, T. (2009). Shifting patterns of transnational academic mobility: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Comparative Education, 45(3), 387—403.

[19 ]Kaufmann, V. (2010).  Mobile social science: Creating a dialogue among the sociologies.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1(s1), 367—372.

[20 ]Leung, M.W.H. (2014). Unsettling the yin-yang harmony: An analysis of gender inequalities in academic mobility among Chinese scholar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3(2), 155—182.

[21 ]Welch, A. (2005). From peregrinatio academic to global academic: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the profession. In The Professoriate. Dordrecht: Springer,71—96.

[22 ]Mogue’rou, Ph. (2004). A double gender-family phenomen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f young researchers.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REDU). University of Bourgogne.

[23 ] [31 ]Jöns, H. (2011). Transnational academic mobility and gender.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9(2), 183—209.

[24 ]Ackers, L. (2004). Managing relationships in peripatetic careers: scientific mobility in the European Unio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7(3), 189—201.

[25 ] [27 ]Caparros-Ruiz, A. (2019). Doctorate holders’ careers in Spain: Doe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matter? European Journal of Education, 54(1), 117—136.

[26 ]Leemann, R.J. (2010). Gender inequalities in transnational academic mobility and the ideal type of academic entrepreneur. Discourse: Studies in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Education, 31(5), 605—625.

[28 ]Yieh, T. K. (1934). The adjustment problems of Chinese graduate student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29 ]Netz, N., Svenja H., & Aman, V. (2020). What effects does international mobility have on scientists’ careers? A systematic review. Research Evaluation, 29(3), 327—351.

[30 ]Leung, M. (2011). Of corridors and chains: Translocal developmental impacts of academic mobility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lanning Review, 33(4), 475—489.

[32 ]Petersen, A. M. (2018). Multiscale impact of researcher mobility.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15(146), 20180580.

[33 ]Edler, J., Fier, H., & Grimpe, C. (2011). International scientist mobility and the locus of technology transfer. Research Policy, 40(6), 791—805.

[34 ]Coey, C. (2018). International researcher mobility and knowledge transfer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16(2), 208—223.

[35 ] [37 ]Daniels, M. (2019). Controlling knowledge, controlling people: Travel restrictions of US scientists and national security. Diplomatic History, 43(1), 57—82.

[36 ]Krige, John (Ed.). (2019). How knowledge moves: Writing the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8 ]Krige, J. (2015). Regulating the academic “Marketplace of Ideas”: Commercialization, export controls, and counterintelligence. Engaging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1, 1—24.

[39 ]Andújar, I., Canibano, C., & Fernandez-Zubieta, A. (2015). International stays abroad, collaborations and the return of Spanish researcher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20(3), 322—348.

[40 ]Jöns, H. (2009). ‘Brain circulation’and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networks: studying long-term effects of academic mobility to Germany, 1954—2000. Global networks, 9(3), 315—338.

[41 ]Celis, S., & Kim, J. (2018). The making of homophilic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A global perspective from Chilean and Korean engineering. Research Policy, 47(3), 573—582.

[42 ]Jöns, H.,  Heffernan, M., & Meusburger, P..(2017). Mobilities of knowledge. Springer Nature, 272.

[43 ]Jöns, H. (2015). Talent mobility and the shifting geographies of Latourian knowledge hub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1(4), 372—389.

[44 ]Signer, E., & Galston, A.W. (1972). Education and science in China. Science, 175(4017), 15—23.

[45 ]Zhao, X., & Xie, Y. (1992). Western influence on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6(4), 509—529.

[47 ]Henderson, P. H. etc.(1996).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nited States universities. Summary Report 1995.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38.

[46 ]顾宁. 评冷战的文化遗产: 中美教育交流(1949~1990) [J ].史学月刊,2005(12): 78—84.

[48 ]浙江大学档案馆. 1978年拟派出国进修生情况简表 [A ].杭州：浙江大学,存档号ZD-1978-XZ-0017-005.

[49 ]中国科技大学档案馆. 1982中国科技大大学与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学术合作八个月来的总结及今后意见 [A ].合肥：中国科技大学,校外字（82）第224号.

[50 ]Xu, D. (2009).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academic returnees in China.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26(1), 27—35.

[51 ]沈文钦. 全球化对中国博士生教育的影响: 人员流动的视角 [J ]. 教育发展研究, 2018(38): 35—42+63.

[52 ]Shen, W. (2018). Transnational research training: Chinese visiting doctoral students overseas and their host supervisors. Higher Education Quarterly, 72(3), 224—236.

[53 ]Liu, H., Wang, T. (2018). China and the “Singapore model”: Perspectives from mid-level cad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transfer. The China Quarterly, 236, 988—1011.

[54 ]江庚和.如何看待 “通才” 教育与 “专业” 教育——从威斯康辛大学电气与计算机工程系的课程设置所想到的 [J ]. 高等教育研究, 1981(4): 67—74.

[55 ]程尚模, 金梦石, 潘衍强, 吴克诚, 张以增, 孙健, 刘再华, 黄玉盈. 关于美国的机械工程教育 [J ].高等教育研究, 1982(01): 76—80.

[56 ]Chen, Q. (2016). Globalization and transnational academic mobility: The experiences of Chinese academic returnees. Springer,96—100.

[57 ]Nisbett, R. (2004).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How Asians and westerners think differently ... and why. Brock Education Journal, 13.

[58 ]中央教育行政学院. 高等学校教学改革探讨（下） [M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6: 12.

[59 ]吕维雪. 对高等工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一些看法 [J ].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1985(01): 77—78+82.

[60 ]范康年. CGP与中国化学留学生 [J ].大学化学, 2009(24): 17—20.

[61 ]Perkins, D.H. (2016). Preface for special issue honoring Gregory Chow. 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 11(1), 1—6.

[62 ]Broaded, C.M. China's Response to the brain dra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37(3), 277—303.

[63 ]  [66 ]Zhao, D. (1996). Foreign study as a safety-valve: The experience of China's university students going abroad in the eighties. Higher Education, 31(2), 145—163.

[64 ]Li, H. (2012). From state function to private enterprise: Reversing the historical trend i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In Teaching America to the world and the world to Americ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17—237.

[65 ]Chang, Z. (2009). The CUSBEA program: Twenty years after. IUBMB Life, 61(6), 555—565.

[67 ]谢定裕. 智力引进与人才发展——兼论留学政策 [J ]. 科技导报, 1986(04): 67—69.

[68 ]Rosen, S., Pepper, S., & Thogersen, S.  (2011).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in the 1980s: Policies, issues,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4), 919.

[69 ]NSF. 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1993. Appendix table 2—29.

[70 ]Zhang, G.C. (2003). Migration of highly skilled Chinese to Europe: Trends and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1(3), 73—97.

[71 ]Anastas, P. (2011). The path forward: The future of 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71.

[72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 Universities 2013, table 25.

[73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2007). Asia's ris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rength: Comparative indicators for As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14.

[74 ]Finn, M.G. (2007). Stay rates of foreign doctorate recipients from U.S. universities, 2005. Oak Ridge Institute for Science and Education. http://orise.orau.gov/sep/files/stayrate07.pdf.

[75 ]Cao, C. (2008). China's brain drain at the high end: Why government policies have failed to attract first-rate academics to return. Asian Population Studies, 4(3), 331—345.

[76 ]Jonkers, K.(2010). Mobility,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London: Routledge. 115.

[77 ]李潇潇, 左玥, 沈文钦.谁获得了精英大学的教职——基于北大、清华2011—2017年新任教师的履历分析 [J ]. 中国高教研究, 2018(08): 47—52.

[78 ]李丽萍, 沈文钦, 赵芳祺.精英大学教师的学缘结构及其十年变化趋势——以化学学科为例 [J ]. 教育学术月刊, 2019(10):78—83.

[79 ]Ma,Y.P., & Pan S.Y. (2015). Chinese returnees from overseas study: An understanding of brain gain and brain circul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0(2), 306—329.

[80 ] [84 ]Jonkers, K., & Tijssen, R. (2008). Chinese researchers returning home: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mobility on research collaboration and scientific productivity. Scientometrics, 77(2), 309—333.

[81 ]李婧华. 从2014年国际顶级期刊论文看世界大气科学领域华人学者的高影响研究活动 [J ]. 气象科技进展, 2015(2): 66—67.

[82 ]Laudel, G. (2002). Collaboration and reward: What do we measure by co-authorships? Research Evaluation, 11(1), 3—15.

[83 ] [93 ]Melkers, J., & Kiopa, A. (2010). The social capital of global ties in science: The added value of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27(4), 389—414.

[85 ]Bozeman, B., Dietz, J., & Gaughan, M. (2001).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human capital: An alternative model for research eval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2(7/8), 716—740.

[86 ]Melin, G. (2004). Postdoc abroad: Inherited scientific contacts or establishment of new networks? Research Evaluation, 13(2), 95—102.

[87 ]Scellato, G., Franzoni, C., & Stephan, P. (2015). Migrant scientists and international networks. Research Policy, 44(1), 108—120.

[88 ]Kato, M., & Ando, A.  (2017). National ties of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and researcher mobility found in Nature and Science. Scientometrics, 110(2), 673—694.

[89 ]National Science Board, NSB (2020).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20, Table S5A-33. https://ncses.nsf.gov/pubs/nsb20201

[90 ]Zhang, L., Shang, Y., Huang, Y., & Sivertsen, G. (2020). Toward internationalization: A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from 1979 to 2018. Quantitative Science Studies, submitted for peer review.

[91 ] [114 ]Yuan, L., Hao, Y., Li, M., Bao, C., Li, J., & Wu, D. (2018). Who are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llaboration partners for China? A novel data perspective based on NSFC grants. Scientometrics, 116(1), 401—422.

[92 ] [103 ]Jiang, J., & Shen, W. (2019). International mentorship an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Evidence from European-trained Chinese PhD returnees. Frontiers of Education in China, 14(2), 180—205.

[94 ]Jöns, H.(2015). Talent mobility and the shifting geographies of Latourian knowledge hubs.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21(4), 372—389.

[95 ]王晓娜.国际学术流动与国际科研合作——基于留学瑞士学者的研究 [D ].北京大学,2020.

[96 ]Woolley R, Turpin T, Marceau J, et al. (2008).Mobility matters: Research training and network building in science. Comparative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ociety, 6(3), 159—184.

 [97 ]陈萍,沈文钦,张存群.国际合作与博士生的知识生产——基于某“985工程”高校三个实验室的分析 [J ].中国高教研究,2019(03):83—90.

[98 ]Yang R., & Qiu, F.F. (2010). Globalisation and the Chinese knowledge diaspora: An Australian case study. The Australia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7(3), 19—37.

[99 ]Jonkers, K. (2010). Mobility, 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scientific research system. New York: Routledge.

[100 ]Jonkers, K. (2007).Scientific mobility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research system: The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scientists, Atlant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Conference 2007, Atlanta, US.

[101 ]Wang, Xianwen, et al. (2013). Chinese elite brain drain to USA: An investigation of 100 United States national universities. Scientometrics, 97(1), 37—46.

[102 ]Blachford, D.R., & Zhang, B. (2014).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brain circulation: The case of Chinese-Canadian academic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8(3), 202—222.

[104 ]Yuasa, M. (1962). The shifting center of scientific activity in the West. Japanes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1, 57—75.

[105 ]Ben David, J.(1971).The scientist's role in society: a comparative study.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4.

[106 ]Ben David, J. (1992). Centers of learning: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6.

[107 ]Jian, W. C., & Xie, K. Y. (1954). On the large deflection of circular plate. Scientia Sinica, 3(4), 405—436.

[108 ]Hershatter, G. (1996). 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18.

[109 ]竺可桢.竺可桢全集第16卷 [M ].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133.

[110 ]Frame, D., Narin, F., & Carpenter, M. P. (1977). The distribution of world scienc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7(4), 501—516.

[111 ]Cheatham, T. E., Clark, W. A., Holt, A. W., Ornstein, S. M., Perlis, A. J., & Simon, H. A. (1973). Computing in China: A travel report. Science, 182(4108), 134—140.

[112 ]沈文钦,王东芳.世界高等教育体系的五大梯队与中国的战略抉择 [J ] 高等教育研究,2014,35(01):1—10

[113 ]黄颖.成为精英？——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出国留学动机与决策研究 [D ].北京大学,2019.

[115 ]Bello, W. (2006). The capitalist conjuncture: Over-accumulation,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retreat from globalisation. Third World Quarterly, 27(8), 1345—1367.

[116 ]Curran, G. (2006). 21st century dissent: Anarchism, anti-globalization and environmentalism. Springer.

[117 ]Altbach, P. G., & de Wit, H. (2017). Trump and the coming revolu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89), 3—5.

[118 ]Peters, M. A. (2020). The crisis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52:12, 1233—1242.

[119 ]Krige, J.(2019). Regulating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exchange: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and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from the 1950s to Today. Technology and culture, 60(1), 252—277.

[120 ]Lemonick, M. D. (2006). Are we losing our edge. Time Magazine, 167(7), 22—30.

[121 ]Qiu, Jane. (2017).China’s quest to become a space science superpower. Nature News, 547(7664)，394.

[122 ]Silver, A. (2018). US-Chinese trade war puts scientists in the cross hairs. Nature, 558(7711), 494.

[123 ]Lee,  J.J.,&  Haupt,  J.P.  (2020).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on  COVID-19 amidst geopolit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search Square. https://doi.org/10.21203/rs.3.rs-37599/v1.

[124 ]Altbach, P. G. (2019). The coming ‘China crisis’ in global higher education. https://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post.php?story=20190403104242366.

[125 ]Todoran, Corina, and Claudette Peterson. (2020). Should they stay or should they go? How the 2017 US Travel Ban affects international doctoral students. 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4(4), 440—455.

[126 ]Lee,  J.J.,&  Haupt,  J.P.  (2020).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on COVID-19 amidst geopolit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search Square.

[127 ]Horta, H.,& Shen, W.(2020). Current and future challenges of the Chinese research system.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d Management, 42(2), 157—177.

[128 ]Wells, W. (2007), The returning tide, How China, the Worlds most populous country, is building a competitive research bas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24 , 210—235.

[129 ]李梅.从边缘迈向中心: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之路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67—72.

[130 ]Wang, L.,& Wang, X. (2017).Who sets up the bridge? Tracking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Research Evaluation, 26(2), 124—131.

[131 ]Lee, J., & Haupt, J.P. (2020). Winners and losers in US-China scientific research collaborations. Higher Education, 80(2),1—18.

[132 ]Lee,  J.J.,&  Haupt,  J.P. (2020). Scientific collaboration on COVID-19 amidst geopolit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esearch Square.

（责任编辑  范皑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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