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消民企顾虑，混改才能取得新突破

文章来源：亚当斯密经济学

ID：adamsmitheconomics

作者：刘胜军

01

知难而进 

国企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中心环节，而混改则是国企改革的重点实施路径。

越重要的改革，推进难度越大。

过去几年，混改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中央企业实施混改3700多项，引入非公资本超过1万亿元，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占比超过70%，比2012年底提高近20个百分点；中央企业资产总额的65%已进入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61% ，利润总额的88%都来自于这些上市公司。 

但毋庸讳言：“不敢混、不愿混、为混而混、一混了之、重混轻改”的现象依然非常突出。

原因何在？俗话说：魔鬼藏在细节之中。由于国企改革在操作细节上的不清晰是制约国企改革大踏步前进的重要因素。

于是，10月31日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理清了关键操作细节，意义非常重大。

02

民企在担心什么？ 

2014年7月15日，笔者应邀参加李克强总理经济形势座谈会，与总理有过一段有关混合所有制的问答。

笔者在会上说：“混合所有制改革非常有必要，但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对混合所有制还存有顾虑。”

“什么顾虑？”李克强总理马上问。

我回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政府拿出什么东西（好企业还是烂企业）来混合？二是民营资本能占多大比例？三是‘混合联姻’后会不会受到干预？”

这些因素也在过去几年得到了不少企业家和改革专家的印证。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国有企业具有政府背书、资金雄厚、消费者认同等优势，但在机制灵活性，决策市场化等方面显然还不够。如何帮助国企提升市场化格局、提高效率，让管理者真正分享企业价值，就需要包括混改在内的一系列改革。新希望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参与过混改，当时收购了30余个饲料企业，现在看来，凡是收购的、参与合资的企业，都过得不错，没谈成的企业几乎都垮了。现在约99%的饲料企业都是民企，所以早一点做混改是对的。”

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真正的混改必须改革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目前看到的多数国企混改方案，都是拿出少数股权在社会上出售，动员民营资本去认购。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模式依然是国企体制，例如高管限薪。如果仅停留在这一层次，混改是不到位的。混改一定要真正达到改变企业经营模式的目标，按行业竞争力的标准向社会招聘管理者。如何进行混改，是决策者需要想透的重大命题。”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对于国有企业来讲，不是让别人来选股东就是混改。国有企业的混改工作，一定程度上是以国企市场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在混改的同时，还要加快法治化的速度，完善法治。只有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才能真正发挥市场主体的活力。”

中国保利集团董事长徐念沙：“上市公司虽然在形式上实现了混改，但大家期待的却不只是资产的混合，还希望在管理形式上有所体现，也就是说，虽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有民营资本，但民营资本在企业管理和决策上是否有话语权，更符合大家对于混改的想象。所以，要让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在国企混合所有制中得到实现和体现。”

华彬集团董事长严彬：“‘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响亮口号，今天依然适用。具体来说，希望国有股东要减少行政干预，不要把它视同国有企业来管理，否则就会束缚混改，也失去了混改的意义，这非常重要。只有解决了认知上的差异，才可能克服合资过程中的诸多顾虑，像央企害怕‘国有资产流失’，民企担心‘羊入虎口’等等。在今天的国际形势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混合所有制，其实我很想知道，国家对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决心有多大？除了涉及国计民生安全的领域，对民企开放的幅度有多大？在混合所有制项目上，民企参股的比例有多大，对实际运营管理的参与度有多大？混合所有制要自上而下形成共识，才能快速推动。在我的一些接触中，层层落实下去，很多关键岗位的执行人员还有顾虑，还用原来国企管理的思维和模式去推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现在，很多国企通过上市成了混合所有制企业，但并未形成实质性规范。由于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因素未能消除，在混合所有制企业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政企不分的现象仍具有普遍性。比如，显性或隐性地赋予大型国有上市公司行政级别，把‘三重一大’延伸到混合所有制企业，重大决策通过非正式渠道完成，用以规模为导向的指标进行业绩考核，直接管理高管人员的薪酬，各种审批、检查、报表，会议几乎都等同于国有独资企业。人们所期望的混合所有制，不是停留在股权结构上的混合，而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公司治理的现代化，真正深化改革，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活力，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对于混改，有人有误解，民营企业好处在哪里？机制灵活，很多民企有担心，觉得自己‘块头很小’，和央企、国企一混合，那我的‘声音’怎么发出来？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如何赋予‘它’现代企业制度，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比如建立起董事会决策、总经理负责、监事会监督的制度，这样各负其责。国企、央企有报告制度，一个项目的投资，市场这边火烧眉毛了，那边还要打报告请示。如果能把民企机制灵活的作用和国企、央企‘压舱石’的作用结合起来，我相信会为下一步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带来非常大的推动。只有建立起规范的、法治化的环境，用公司法的制度要求来落地。以后管国企、央企的思路，从什么都管，能不能变成由市场机制决定，这样更能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而带动民间资本，推动民间力量积极进入。去年有一句话比较流行：‘颠覆创新，凡墙皆是门’。假如因循守旧，凡门皆是墙。”

03

指引来了 

2019年10月31日，国资委发布《中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操作指引》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都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充分向非公有资本释放股权，尽可能使非公有资本能够派出董事或监事。对拟参与方的条件要求不得有明确指向性或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内容。

国有出资方强化以出资额和出资比例为限，以派出股权董事依托的管控方式，明确监管边界，股东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

混合所有制企业要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充分发挥公司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非公有资本股东的积极作用，依法确定非公有资本股东提名和委派董事、监事的规则，建立各方参与、有效制衡的董事会，促进非公有资本股东代表能够有效参与公司治理。

中央企业要科学合理界定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权责边界，避免“行政化”，“机关化”管控，加快实现从“控制”到“配置”的转变。国有股东要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按照市场化规则，以股东角色和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和经营管理，不干预企业日常经营。

依法保障混合所有制企业自主经营权，落实董事会对经理层成员选聘、业绩考核和薪酬管理等职权。

推动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更大范围实行经理层成员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具备条件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接轨的经理层激励制度。

完善市场化薪酬分配制度，优化薪酬结构，坚持向关键岗位和核心骨干倾斜，坚持与绩效考核紧密挂钩，合理拉开收入分配差距，打破高水平“大锅饭”。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员工持股总量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30%，单一员工持股比例原则上不高于公司总股本的1%。

期待《指引》的出台，可以“扫清”民企混改之顾虑，加快推动释放混改红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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