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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嘉书摘】貝多芬:革命還是反革命?——貝多芬誕辰250年紀念

章凝 壹嘉出版 2020-10-01

“歷史上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貝多芬,一個為推翻封建王朝而歡呼雀躍,另一個和帝王將相過從甚密,與封建體系水乳交融。這兩個貝多芬共生於一個矛盾統一體。不錯,貝多芬是一個啟蒙主義者,政治觀念進步且成熟,正義、平等、自由等人文思想根深蒂固。但終其一生,貝多芬與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皇室、眾多貴族之間的關係,用如魚得水來形容恰如其分。這些思想開明、文藝修養高深的貴族精英們對貝多芬的幫助提攜可謂無微不至,令人感動。貝多芬最後所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就,他們也功不可沒。”


壹嘉新書《英雄命運:貝多芬250年頌》是獻給貝多芬250年誕辰的一份頗有分量的禮物。本書擺脫專業研究之窠臼,以翔實的史料,嚴謹的論證,提出了嶄新的觀點。作者章凝,華裔美國作家、詩人、音樂愛好者,基於對所書歷史人物及其作品全面深刻的理解認識,作者在一些重要專業課題及領域推出了個人獨闢蹊徑富有首創性的論點和意見。


本文摘自《英雄命運:貝多芬250年頌》第五章《我是火焰非刀劍》,有刪節。


《英雄命運:貝多芬250年頌》壹嘉2020年5月版


本書目錄



兩個截然不同的貝多芬



歷史上有兩個截然不同的貝多芬,一個為推翻封建王朝而歡呼雀躍,另一個和帝王將相過從甚密,與封建體系水乳交融這兩個貝多芬共生於一個矛盾統一體。不錯,貝多芬是一個啟蒙主義者,政治觀念進步且成熟,正義、平等、自由等人文思想根深蒂固。但終其一生,貝多芬與神聖羅馬帝國、奧地利帝國皇室、眾多貴族之間的關係,用如魚得水來形容恰如其分。從波恩的科隆選帝侯馬克西米廉、華德斯坦伯爵,到維也納的李希諾夫斯基親王(Prince Lichnowsky)、魯道夫大公(Archduke Rudolf)等,貝多芬藝術生涯的每一步,後面都帶有王公貴族協助扶持的身影。後者提供給他金錢、食宿、學生、沙龍、音樂會場所、人脈關係及社會地位,並親自演奏、推廣他的作品,甚至給他義務當差作不支薪的秘書如格萊辛斯坦伯爵(Ignaz Gleichenstein)。這些思想開明、文藝修養高深的貴族精英們對貝多芬的幫助提攜可謂無微不至,令人感動。貝多芬最後所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就,他們也功不可沒。


慧眼識珠——伯樂華德斯坦伯爵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幾位貴族並不是在貝多芬已經功成名就之後,才來附庸風雅和他套近乎的,而是在他遠未取得公認的成績之前,即求賢若渴愛才如命,主動前來提供幫助。貝多芬的伯樂除了他少年時的恩師柰弗,就屬華德斯坦和李希諾夫斯基了。華德斯坦是伯恩的科隆选帝侯的宠臣,認識貝多芬時,後者還只是個17歲的半大孩子,並沒有寫出與莫札特同齡時相似水準的東西。換句話說,貝多芬不是神童。但華德斯坦慧眼識珠,最早將他與當時音樂界的偶像人物莫札特、海頓相提並論,並發出驚人預言:貝多芬將影響整個音樂世界。華德斯坦說:“無論如何,我要幫助這個有才華、有朝氣的年輕人,使他成為最有前途的作曲家,最偉大的作曲家。”華德斯坦不但有伯樂之才,更有鮑叔牙之賢:他資助貝多芬以金錢,不是將同情憐憫掛在臉上,更不是高高在上擺出一副施捨姿態,而是很有分寸地借著貝多芬的雇主選帝侯,以工作獎勵或例行賞賜的名義進行,充分照顧到了少年受惠者的自尊心。除去經濟上的慷慨資助,華德斯壇將貝多芬引進貴族社會及上流文化圈,這大大擴展了年輕音樂家的眼界,積極促進了他的思想成長。


華德斯坦的另一重大善行義舉是利用自己作為選帝侯親信顧問的影響力,將貝多芬介紹給了當時歐洲樂壇第一人海頓,促成了他去維也納留學深造,一切費用由波恩宮廷支付。華德斯坦在歡送貝多芬的留言簿上寫道:“親愛的貝多芬!你現在要去維也納實現長久以來受阻的願望。莫札特的英靈仍在哀泣他弟子的去世。他在勤奮的海頓身上找到避風港,卻不長久駐留;他希望通過海頓再次和某人結合。通過你不停息的努力,從海頓手中接受莫札特的精神。1792年10月29日于波恩。你真誠的朋友華德斯坦。”



這一去如矯龍入海,貝多芬就此於維也納安家35年,在這裡完成了他的千古偉業,卻再也沒能回歸那讓他夢牽魂繞的故鄉波恩。


後來發生的事情也值得一提:這位華德斯坦伯爵不但是一位樂壇預言家,同時還是一個鐵杆保皇派。作為保守的條頓騎士團的統領,他對法國大革命深惡痛絕,迷信神聖羅馬帝國的武力,幾次三番越權勸說弗蘭茨二世(Franz II)去和法蘭西開戰,最後因此惹惱了皇帝陛下,被撤職流放。可他仍不死心,一面聯絡法國的死敵英國,一面散盡千金組織私家軍隊,想要親自上陣去和拿破崙對壘,蕩平法蘭西共和國。只可惜勇氣可嘉時運不濟,結果是軍隊沒建成,自己卻破了產。窮困落魄潛回維也納,還要東躲西藏以逃避債主。自波恩一別,十餘年來兩人沒什麼聯繫,個忙個的,一個忙著作曲,一個忙著消滅拿破崙。現在聽說了故人的淒涼現狀,貝多芬心裡挺不好受,可又幫不上什麼忙,愛莫能助,只有將新近創作的《第21鋼琴奏鳴曲》題獻給昔日的恩公兼老友,聊表懷舊和關切之情。這就是著名的《華德斯坦奏鳴曲》的來龍去脈。


小插曲裡面有大文章:作品號為53的《華德斯坦奏鳴曲》與作品號為55的《英雄交響曲》創作於同一時期,都是1803-1804這兩年間。《英雄交響曲》原計劃題獻給“革命英雄”拿破崙,《華德斯坦奏鳴曲》卻題獻給了“反革命頭目”華德斯坦。不瞭解貝多芬的人會因此以為他是個機會主義者,共和封建兩頭下注左右逢源,最後不論哪邊得勢了自己都會有好果子吃,至少不會被劃為階級敵人。其實這矛盾之舉不過是體現了當時貝多芬政治立場的不確定性。對於政治問題,他從來都不是愛恨分明,黑是黑白是白,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華德斯坦奏鳴曲》的音樂形象朝氣蓬勃,故又名《黎明奏鳴曲》。可是在接到天才故人的友情題獻後,華德斯坦的人生卻日趨黃昏。命運的無常詭異正在於此。1823年,一代名爵華德斯坦於維也納郊外的一個貧民收容所屈辱地死去,不過他可以暝目了:一是仇敵拿破崙已於兩年前先他而去,法蘭西共和國也已完結;二是30年前他對貝多芬所作的先知性預言,如今已百分之百應驗;三是華德斯坦家族至他絕嗣,但華德斯坦這個名字,將伴隨著《黎明奏鳴曲》千古永存。


李希諾夫斯基親王——“我最忠實的朋友和贊助人”


再來看另一位伯樂。22歲的貝多芬初到維也納,舉目無親,揣著華德斯坦的推薦信前往李府拜訪,一下子就投對了門。當時維也納文藝界的領袖,為人豪爽、愛好藝術的李希諾夫斯基夫婦隨即提供給他食宿,領他進入當地的音樂社交圈,在上流社會為他大打廣告,資助他外出巡演以擴大視野和影響,並協助他出版了作品第1號,3首鋼琴三重奏。這使貝多芬賺到了急需的名氣與金錢,很快就在音樂之都站穩了腳跟,為繼續向前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自1800到1806年,李希諾夫斯基自掏腰包支付貝多芬薪俸,使他能夠免于後顧之憂安心創作。這是貝多芬由初步成功大踏步走向全面成熟的期間,也是他高質豐產的幾年,李希諾夫斯基功莫大焉。貝多芬稱李為“我最忠實的朋友兼藝術贊助人”。在給親朋好友的信裡他寫道:“說實話,在我所有的朋友當中,李希諾夫斯基是最真誠的。”“我必須告訴你們,李希諾夫斯基一直是,依然是我最溫暖的朋友。我們之間偶爾會有一些小分歧,但這些分歧只會加強我們的友誼。”他在寫給兩個弟弟卡爾(Carl)和約翰(Johann)的《海利根施塔特遺書(The Heiligenstadt Testament)》裡還特別提到了李希諾夫斯基,感謝他對自己的幫助:“別了,望你們互愛!我感謝所有的朋友,特別是李希諾夫斯基親王和施密特教授。李希諾夫斯基贈送我的樂器,希望你們倆當中的一個能將它們妥善保存,但不要為之起紛爭。如果能對你們更有幫助,那就賣了它們吧。”當初作為一個很不錯的提琴手的李希諾夫斯基為了鼓勵貝多芬寫絃樂四重奏而送給他的這些名貴義大利絃樂器,現都保存在波恩的貝多芬紀念館。貝多芬獨步古今的16首絃樂四重奏,應該就是出自這些“李希諾夫斯基樂器”的琴弦吧。幸運的它們,已經成為那段不平凡歷史的見證。


後來不幸發生了那個“拒演事件”:貝多芬拒絕為正在李家鄉間別墅作客的法國軍官彈琴助興,而和李希諾夫斯基起了衝突。具體過程大致為:主人提出請求或要求,遭音樂家拒絕。這讓主人有些下不來台,固請;音樂家的倔勁兒也上來了,固辭。雙方話趕話,情況越來越糟,期間還有旁人進來插一腳,局面越發不可收拾,幾乎造成了音樂大師和法國軍人的肢體衝突。音樂家的備戰武器是一把椅子,軍人的是什麼不清楚但不難想象。結局:不顧主人的挽留,貝多芬大怒離去,懷揣《熱情奏鳴曲》手稿,連夜冒雨步行8公里 —— 定是一次刻骨銘心的體驗,投宿小鎮客棧,次日趕回維也納。有驚無險,謝天謝地!



要說這事的起因,李確實難逃其疚,後人歸罪於他不無道理:既然你明白貝是個特殊天才,就不該隨意使喚他,不論你對他有多眷顧,施予了多少恩惠,他無論如何不是你的僕人,而是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藝術家。你花在他身上的金錢精力,全都是為文化事業做貢獻,公正的歷史自然會記上你一筆。當然貝多芬的反應或許也有點過度,但完全可以理解。事發時貝多芬發出的那句怒吼流傳至今成了他的名言:“你之所以成為一個親王,只是由於你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為貝多芬,完全是靠我自己。你這樣的王公貴族現在有得是,將來也有得是,而貝多芬卻只有我一個!”("What you are, you are by accident of birth; what I am, I am by myself. There are and will be a thousand princes; there is only one Beethoven.")話說得不錯,可是氣頭上的貝多芬一定沒有想到:在這許許多多的王公貴族當中,像李希諾夫斯基這樣衷心熱愛藝術,慷慨資助貧困藝術家的大好人不說是鳳毛麟角,也是百裡挑一。這是前不久貝多芬自己也承認了的:“在他那個社會階層群體裡,李希諾夫斯基確實是一個罕見的例子。”("He really is -- surely a rare example among persons of his social class -- one of my most faithful friends and promoters of my art.")如果沒有這幾個不常見的好心貴族,世界上這唯一的貝多芬最後能否成為貝多芬,恐怕還不好說。當時李希諾夫斯基確實有將貝多芬當作高級奴僕的意念,這是時代的局限,後人不必苛求。總體而言,他做得已經相當不錯。


此事又牽扯上了政治。作為奧地利大貴族的李希諾夫斯基熱情接待了法國軍官 ——當然或許他不敢不這樣做,而貝多芬作為一介平民、思想開明人士,為何對法國人如此冷漠甚至仇視呢,連逢場作戲為他們彈彈琴都堅決不肯,為此不惜與自己長期的恩主兼好友決裂。他不是熱切嚮往法國大革命的嗎,他不是音樂界的革命家嗎。雖說拿破崙稱了帝,可是革命的成果並未因此而完全失去,《民法典》、《國家憲法》、《人權與公民權宣言》等章典制度還在,自由、平等、博愛等進步思想理念更是深入人心。與歐洲其它古老封建帝國相比,法國人仍舊是革命的代表,法蘭西依然是先進政體的典範。法國大軍在拿破崙的統率下東征西討,並不是為了推行殖民主義,而是為了打破奧、俄等封建王朝的聯合圍剿。所以這不是民族鬥爭,而是階級鬥爭。法國軍隊所到之處傳播革命火種,打破舊有封建體制,解放社會低層民眾,等等。所有這些,理應為“穿著散腿褲的激進共和主義者”貝多芬所喜聞樂見。豈止是喜聞樂見,簡直就是夢想成真了呀。況且他的祖先為弗拉芒人(Flamand)人,來自如今位於比利時的弗蘭德(Flanders)地區,族源與荷蘭人大致相同。他的故鄉波恩靠近法國邊界,所以他從小就學習法文,成年後法語流利。日爾曼、德意志等民族國家概念對他而言應該不是特別強烈。可貝多芬為什麼就是不待見這些法國來的“革命軍人”,幾乎視之為洪水猛獸呢?答案只能有一個:他不在乎。他不在乎你法國人是革命還是反革命的代表,他不在乎你法國的政治制度比奧地利、普魯士的更先進還是更落後。此一時彼一時,兩三年前《英雄交響曲》時期的政治狂熱已經退燒,眼下他只在乎他自己,和他的音樂藝術。


兩人關係斷絕後又恢復,卻再也沒能和好如初。李希諾夫斯基盡了很大努力,但這次貝多芬比較記仇 —— 很多類似情形他倒不是這樣,雷陣雨來得快去得也快,與人爭執後主動修好甚至賠禮道歉是家常便飯。即便如此,李希諾夫斯基仍然關愛著他,與魯道夫等一道為他的年薪張羅,雖然自己的家境已是每況愈下。李希諾夫斯基的晚景淒涼,健康欠佳瀕臨破產,卻還有閒情逸致時常去貝多芬的公寓,爬上四層樓,坐在房門外聽他彈琴,以此為莫大的享受。他告訴貝多芬的僕人說,自己能這樣坐在門外聽琴就很滿意了 —— 一個人癡迷上了藝術,就無可救藥了。而愛上了貝4多芬這樣的藝術家,就像愛上了一個美麗迷人卻又高傲任性的女人,教人一點沒有辦法。貝多芬從未請他進門,極端藝術家氣質的負作用在此顯現,這豈止是不近人情,簡直就是忘恩負義了 — 我真希望這個傳聞不是真的,可憐的李希諾夫斯基。貝多芬題獻給李希諾夫斯基夫人克莉斯婷公主(Princess Christiane)兩部作品,包括《普羅米修士的創造物》,另外還題獻給李希諾夫斯基家族的其他成員多部作品。他題獻給李希諾夫斯基本人7部作品,包括上面提到的作品1號、《葬禮奏鳴曲》(Op26)、《第二交響曲》(Op36)和他的首部名作《悲愴奏鳴曲》。唉,兩人恩恩怨怨的這段歷史,讀來還真讓人有些悲愴。


完全可以說,貝多芬一生所取得的所有藝術成就,都離不開哈布斯堡王室及上流社會的開明眷顧 —— 完全不似生於貧賤死于窮困的平民作曲家舒伯特,甚至在他公開表達了對法國大革命的代表人物拿破崙的崇敬之情之後,作為後者政治上的死對頭,維也納的封建貴族們也寬宏大量地不予計較,對他的厚愛關懷不減分毫。對此貝多芬自然心知肚明,滿懷感激。雖然以他天生的自由氣質和威武不能屈的品行,不可能因此出賣獨立人格,做出違背自己良知和原則的事情,但波恩、維也納金主對其長達數十年的仁慈寬厚,不可能不對貝多芬的政治觀念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為之投桃報李也完全符合正常的人性


作為回報,除了作曲外別無長物的貝多芬所能夠做的,一是直接為自己的恩主們譜曲,或為其歌功頌德,或表達自己對他們的感激,及雙方之間的友情;二是將自己的作品題獻給他們。從12歲時的處女作《選帝侯奏鳴曲》(WoO 47),到開始走向成熟的《葬禮康塔塔》、《加冕康塔塔》,直到晚期的《莊嚴彌撒》(Op.123)、《第九交響曲》等。王公侯門、淑女貴婦的名字貫穿於貝多芬各個時期的作品 — 其他古典作曲家很少有這種現象,一些已約定俗成成為著名作品篇名,為後人耳熟能詳,如《大公三重奏》(Op.97)、《華德斯坦奏鳴曲》、《拉祖莫夫斯基絃樂四重奏》(Op.59)等。如今,華德斯坦伯爵、李希諾夫斯基親王、魯道夫大公、洛布科維茲王子、金斯基親王(Prince Kinsky)、拉祖莫夫斯基公爵、伊斯特霍茲王子(Prince Esterházy)等名字,已經和貝多芬這個偉大符號密不可分。他們與貝多芬共同譜寫的樂壇佳話,被載入音樂史冊流芳百世。


魯道夫大公——學生、慷慨的贊助人與知心好友


貝多芬題獻給魯道夫大公15部作品,其中Opus作品11件,WoO作品4件,幾乎占其出版物的十分之一。考慮到他的約一半作品沒有題獻人,這個比例就更高。其中名作計有《第4鋼琴協奏曲》(Op.58)、《皇帝鋼琴協奏曲》(Op.73)、《槌子鍵琴奏鳴曲》(Op.106)、《第32鋼琴奏鳴曲》(Op.111)、《大賦格絃樂四重奏》(Op.133)。其它幾部傑作貝多芬是專門為魯道夫所寫:形式別具的《三重協奏曲》(Op.56)、情深誼長的《告別奏鳴曲》(Op.81a)、光輝燦爛的《大公三重奏》和崇高神聖的《莊嚴彌撒》。這是其他任何人 — 不論你是帝王、貴胄還是美人 — 做夢也享受不到的榮譽。這位魯道夫何許人也,值得樂聖如此厚愛。瞭解一下貝多芬和魯道夫的相互關係,對於幫助我們把握貝多芬的政治思想脈絡不無益處。


神聖羅馬帝國不戴皇冠的女皇、“歐洲岳母”瑪麗亞•特蕾西亞(Maria Theresa)和丈夫弗蘭茨一世(Franz I)生育有16個子女,其中四位皇子公主和貝多芬有直接或間接聯繫:約瑟夫二世(4子)、利奧波德二世(9子)、瑪麗•安托內特(15女)、科隆選帝侯馬克西米廉(16子)。以下二人為利奧波德二世之子:奧地利皇帝弗蘭茨一世(Franz I,長子,暨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蘭茨二世)、魯道夫大公(幼子)。


魯道夫大約在15歲時(1803年)拜貝多芬為師,學習鋼琴和作曲。貝多芬一生的活動範圍,少說一半囿于貴族圈內,施教過的豪門子弟無數,卻沒有人如魯道夫這般身世顯赫的,當朝皇上的親弟弟,自己身為大公爵。作為貝多芬的學生,魯道夫不是茶餘飯後的票友,更不是附庸風雅的紈胯。他是真正的音樂發燒友,並且有一定天賦。跟隨老師學習長達二十年之久,直到當上了奧洛摩茨大主教(Archbishop of Olomouc)後仍未停止。有一次他回維也納四周時間,不清楚是度假還是公務,竟提出了一個過份要求,讓已年過半百的貝多芬在這四周裡天天給他上課,每天兩個半到三小時。可能是急於補回失去的時間吧,由此可見他勤勉認真的學習態度。有專家評說魯道夫是貝多芬一生所教過的最具投入精神的學生。依靠自己的長期努力和名師的用心調教,魯道夫成為了哈布斯堡王室有史以來最優秀的音樂家。




除了學習鋼琴,魯道夫還是貝多芬唯一的作曲學生。留下來24件正式作品及幾十篇未完成品,體裁多為室內樂,其中的三重奏等不是容易駕馭的樂曲形式。他是當時的流行作曲家,當然這或許多少借助於他顯赫的身份。今天查理斯王子要是能寫幾首歌,保不准能被捧為貓王二世。看看貝多芬對魯道夫的評價:“他理解音樂並且十分投入。他很有天份,這讓我感到對不起他,因為不能像過去那樣對他的學業費心。”("He understands music and is quite absorbed in it. He is so talented that I am sorry not to be able to take as much interest in him as I used to.")


作為學生,魯道夫崇拜、敬愛貝多芬;作為恩主,魯道夫尊重、眷顧貝多芬,從各個方面甚至包括:1815年貝多芬的長弟卡爾病逝,貝多芬開始與弟媳約翰娜(Johanna van Beethoven)爭奪侄兒卡爾(Karl)的監護權,官司打到了民事法庭。無權無勢又沒錢,一介平民寡婦如何能鬥得過當朝皇弟的老師呢,結果也正是這樣,貝多芬贏了官司。傳說法庭背後有魯道夫的身影,當然也只是一個傳說。這個官司曠日持久,一打就是整整四年,搞得貝多芬心力交瘁,嚴重影響了寫作,對於本來根據當時的法律贏面就很大的他,最後結果只能算是個皮魯斯的勝利。如果他真的走了自己皇弟學生的後門,這個後門實在是不夠強硬。事情發生在尚處封建制的奧地利,西方司法由來已久的獨立性,由此可見一斑。除去金錢等資助,學生甚至還在音樂寫作上給了老師以某種特殊而直接的幫助。當時魯道夫以自己的財力,在皇宮裡建立了一個音樂資料庫,力所能及地收集了大量樂譜和書籍,1814年時已收藏有古今825位元作曲家的5700件作品。即便在兩百年後出版印刷業高度發達的今天,如此規模的專業圖書館也屬罕見。魯道夫音樂庫對貝多芬敞開大門。不說其它資料,他在那裡尋找自己的舊作都比在他那亂七八糟的家裡還便捷。豐富的信息來源讓貝多芬獲益匪淺,這直接影響了他的後期寫作。如此看來,魯道夫不僅充實了貝多芬的口袋,並且還充實了他的腦袋。


魯道夫之於貝多芬,兼具多種身份:一個勤奮的學生,一位慷慨的藝術贊助人,李希諾夫斯基之後,魯道夫是貝多芬唯一長期而穩定的收入來源。其他幾位金主如金斯基、洛布科維茲等,由於多種主客觀原因,最後證明都不十分靠得住。長期以往持之以恆作貝多芬堅實經濟後盾的,只有魯道夫一人。一個值得自豪甚至誇耀的上層關係,貝多芬很以有如此尊貴的學生為榮,平時言談之間不時流露出來。除了當年亞裡斯多德做過亞歷山大的老師,古往今來還真沒幾個文化巨匠成為皇家先生。最為難能可貴的是這位年輕大公,教養修行一流,沒有任何皇族傲氣,對老師執弟子禮甚恭,比如在大街上碰到了當眾脫帽致敬,讓自尊心極強的老師感覺甚佳。貝多芬曾將魯道夫比作十字軍時期的英國獅心王查理(King Richard the Lion Heart),而將自己比作查理身邊的隨從,曾解救主人于牢籠的遊吟詩人兼歌手布隆德爾(Blondel de Nesle)。隔著時間長河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比喻實在不咋地,倒過來用還差不多。最後是一位知音好友。二十年地久天長,二人之間產生了深厚的感情。魯道夫定是一個有著特殊魅力的男人,高貴而和藹,莊重又可親,如同那光輝燦爛的《大公三重奏》第一樂章展現的音樂形象,這是貝多芬為魯道夫的人格氣質所激發的神來之筆,靈感之作。魯道夫像是一個高明的馴獸師,與其恩威並施,莫如以柔克剛,生生將貝多芬這頭桀驁不馴的雄獅給降服了。到最後老師幾乎離不開學生了:


1809年春,法軍擊敗奧軍,兵臨維也納城下,魯道夫隨皇室倉皇出逃。貝多芬沒有走,自然不是為了留下來歡迎革命軍,而可能是預計將不會有什麼危險吧。當時交戰的雙方都還文明,不搞贏者通吃株連九族那一套。法國佔領軍沒來找奧國皇家音樂教師的麻煩,但貝多芬卻因魯道夫的離去而倍感傷感失落,滿腔心緒付諸音樂,寫下了《告別奏鳴曲》。有別于作者的其它無標題器樂作品,《告別奏鳴曲》是貝多芬唯一以某一親身經歷事件為素材,並附有具體標題及說明文字的樂曲。由此可見此次與魯道夫的離別給他造成的心理衝擊有多大,因為分別時誰也不知道何年何月再能重逢,很有可能就是生離死別。師生被迫分離的直接罪魁禍首就是那個昔日的革命英雄拿破崙,此時的貝多芬對他懷有的恐怕只是怨恨。為樂曲及章節加提示性標題是19世紀浪漫派的通常作法,貝多芬為首創者(之一)。《告別奏鳴曲》三樂章的標題分別為“告別”、“缺席”和“重逢”。樂曲手稿上所附文字:第一樂章:“告別,1809年5月4日維也納,離開殿下,可敬的魯道夫大公。”第三樂章:“1810年1月30日,尊敬的親王,魯道夫大公歸來。”第一樂章寫於魯道夫臨別之際,第二樂章寫於分別期間,同時他還為不在城內的魯道夫編寫了《數字低音教材》,對學生的歸來充滿期待。貝多芬寫信給魯道夫說,在您歸來維也納之前,我將不寫這個奏鳴曲的終曲樂章。事實上他說到做到。貝多芬到底是貝多芬,對悲傷痛苦憂愁孤獨等老朋友從來都是來者不拒,你們可以不時來拜訪我,在我身心的殿堂小駐,但謝絕長期紮營,反客為主更是休想。1809年身處被法軍佔領的維也納,他還寫下了那震鑠千古的《皇帝鋼琴協奏曲》。自然,這個皇帝,決非拿破崙,更不是弗蘭茨一世,而是精神之王,貝多芬他本人。


這幅描繪歌德和貝多芬路遇皇室出行,一謙卑一倨傲的畫作中,右側的魯道夫大公正脫帽回頭,向自己趾高氣昂的老師行注目禮


離別九月,一朝重逢。生活重歸正軌,人生還是美好地。魯道夫是上帝給貝多芬派來的守護天使,貝多芬對之越來越珍視。一次貝多芬出了一個主題《Theme "O Hoffnung" for piano》(WoO 200)作為練習給魯道夫,學生就此寫了一組變奏曲,題贈予老師作為新年禮物。貝多芬收到後喜出望外,寫信向學生致謝:“這偉大的變奏曲......我這崇高而尊貴的學生,繆斯的寵兒。你給我帶來了恩愛和驚奇,我不知怎樣用語言和文字來表達我的感謝,因為我比你低下得太多。我要做的是譜寫一首新曲以報答你。願上天垂聽且接受我的禱告,祝願殿下健康。我在此保證,幾天內一定聆聽殿下贈給我的傑作......此致崇高的殿下。深切的愛慕和尊敬來自你最謙遜的僕人路德維希•範•貝多芬。”一道家庭作業值得老師如此熱情洋溢嗎,誇張得近乎受寵若驚了。這與長期以來人們印象中的狂人貝多芬形象差距不小。管中窺豹,從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事實真相:一是貝多芬是人不是神,雖然思維超前行為狂放,但決非不食人間煙火,該面對現實放下身段時並不拒絕這樣做,也常常有庸俗謙卑的時候。二是貝多芬和魯道夫的關係非同一般,老師確實是真心感激、喜愛這個特殊學生,師生關係極其親密,相互之間如魚得水。


貝多芬對魯道夫持有的,除了親屬感,還包含一種帝王情節。除去上述獅心王比喻,他甚至走得更遠。結構宏大、技法艱深的《槌子鍵琴奏鳴曲》,被人譽為古今絕無僅有的大型鋼琴曲,是貝多芬渡過中年低潮期,進而向成果輝煌的晚期創作進軍的轉捩點。寫作此曲時,他同時還醞釀著為魯道夫的命名日寫一首合唱曲。他在同一本草稿簿上記下了兩首樂曲的構思,奏鳴曲與合唱曲的主題動機竟然是相同的,也即後來《槌子鍵琴奏鳴曲》起始段那道如同英雄號角聲的雄壯旋律。兩首樂曲各含同一句解說文字 —— “魯道夫萬歲(Long live Rudolph)!”情深誼長加崇拜忠誠,溢於言表力透紙背。


貝多芬於1827年去世後,魯道夫將當時奧德新聞界對他的眾多讚美詞及訃告等,全部認真地親筆抄寫下來,作為最後的哀思與紀念。他還完整地保存著老師多年來寫給他的近百封信件。又過了4年,自小體弱多病的魯道夫就追隨著貝多芬去了,年僅43歲。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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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章凝:來自知識分子家庭。90年代留學美國,詩人、作家、貝多芬研究學者、貝多芬作品演奏版本鑒賞家。中國工程學士、美國大眾傳播碩士,現任職政府部門IT基礎結構管理。有詩歌、散文、小說、評論等多篇作品發表於海內外媒體並獲獎,已出版圖書 《英雄命運-貝多芬250年頌》(美國壹嘉出版)、《英雄命運-章凝小說集》(美國壹嘉出版)、《英雄命運-章凝散文集》(臺灣秀威出版社)、《英雄命運-章凝詩歌隨筆集》。


《英雄命運:章凝小說集》,壹嘉出版2019年12月版。

章凝小說的總體思維意識屬於二十一世紀,表達了現代個體對人生與生命的迷茫困惑,渴望超越靈肉,探尋存在意義等,其行文風格卻具有這個時代罕見的古典氣質:雄奇壯麗的想像,詩情畫意的語言,崇尚高貴、超脫的愛與美,充滿浪漫的英雄主義和理想主義情懷。亞馬遜、B&N書店及壹嘉出版官網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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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嘉出版  1 Plus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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