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嘉书摘· 奥尔罕·帕慕克：我喜欢排山倒海的忧伤（一）

“一個作家從他駕馭語言那一刻起就應該看到，這個世界是多麽奇特、偉大和令人驚嘆。他開始超越語言的藩籬來尋找自己的聲音。”這是帕慕克寫在他的創作集《別樣的色彩》序言中的話。踏入土耳其疆界，居於伊斯坦布爾之城，我可以看到這個國家和這座城市對帕慕克具體而細微的影響，他書寫的事物和人生故事在這裡獲得印證。

加哈格爾街區的中心區域是奧爾罕·帕慕克住過的地方。到伊斯坦布爾時，我帶著他幾乎所有的中文版著作，作為旅行指南的是《純真博物館》和《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我依照書裡所附的城市地圖和所描寫的城市細節確定方向和路徑。關於加哈格爾街區，帕慕克在受訪時說：“我的某部早期作品是在這裡完成的，在我祖父的房子裡。夜裡我常常被妓女和她們的壯漢保鏢們驚醒，有時能聽到她們和客人的交易，當然也有纏鬥和廝打。”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者奥尔罕·帕慕克

伊斯坦布爾是一座古老和現代感交織的城市，多種民族及多種宗教共存，繁華和衰敗同在。因為城市依山勢而建，道路蜿蜒曲折，上下起伏。走在縱橫交錯迷宮般的街道，我仿佛看到帕慕克在這老城遊走的蹤跡。

“土耳其人像我一樣，既渴望現代化，但又處於懼怕丟失自己文化和身份的焦慮中。”帕慕克的很多小說都有對祖國的歷史文化與文明的洞察，他的思考可以從他的著作中讀到。《我的名字叫紅》《黑書》《雪》《純真博物館》等，都有對逝去文明的追懷和挽悼。“呼愁”是他使用最多的詞語，它起源於和憂傷一樣的“黑色激情”。

“我喜歡排山倒海的憂傷。”帕慕克說，“伊斯坦布爾的‘呼愁’不僅是由音樂和詩歌喚起的情緒，也是一種看待我們共同生命的方式；不僅是一種精神境界，也是一種思想狀態，最後既肯定也否定人生。‘呼愁’不是某個孤獨之人的憂傷，而是數百萬人共有的陰暗情緒。是伊斯坦布爾整座城市的‘呼愁’。”

2007年我訪問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中心”的創辦人聶華苓女士，她講到帕慕克在愛荷華時的狀態。帕慕克是當年受邀請的作家中最勤奮的一位。那是1985年，帕慕克三十三歲。那時他正在寫《白色城堡》，生活日夜顛倒，寫作通宵。聶華苓評價道：“帕慕克是土耳其的社會良心，但他不以社會異議者自居。他尊崇的是藝術，但他也決不放棄說話的自由。”

希什利區也是帕慕克長久生活過的地區。在祖母獨自生活四十三年的三層樓房正對面的法庭裡他有過一次受審。2005年，他面臨訴訟——因為在一次訪問中談到土耳其歷史上有過一百萬亞美尼亞人和三萬庫爾德人被屠殺，他受到司法指控。帕慕克是唯一一個有勇氣談論它的人。相關訪問被刊登在瑞士的一家媒體上，同時也在土耳其引起了軒然大波：他受到了死亡威脅、媒體的詆毀，土耳其當局甚至以“公開詆毀土耳其人民尊嚴”為由對他進行指控。雖然當局的指控在一片國際抗議聲中於2006年被撤回，對他的死亡威脅也慢慢地減少。

帕慕克的文學顯示出多重性和豐富性。《雪》是政治小說，讀這部書很容易將他想象成政治性作家；但是讀《純真博物館》《新人生》，他又被看成是情感型作家；讀《我的名字叫紅》《黑書》，他又被視為懸疑作家。

這種豐富性和多變性是他有意追求的。帕慕克很像他筆下的《雪》的主人公卡——他對政治並不是特別感興趣，他甚至根本不喜歡政治；他看待土耳其政治的方式就 仿佛別人看待一 件意外的事故——不在意料之中，卻已經被卷入進去。“政治小說是一種有局限的體裁。”他說道，“因為政治包含一種不去理解非我族類的決斷，而小說藝術則包含一種要去理解非我族類者的決斷。但是政治可以被納入小說的程度是無限的。”

帕慕克家中采访现场

我們訪問帕慕克是在炎熱的七月。正午陽光熾烈，這是馬爾馬拉海岸的光照。馬糞的 氣息在集市彌漫，數十輛馬車停 在集市上，毛色各異的高頭大馬們噴著響鼻等待著人們坐到裝飾著的馬車裡。這是大島的集市。從伊斯坦布爾市區到大 島——王子群島中最大的一座， 需要坐輪船四十分鐘，我和同行的采訪團隊從伊斯坦布爾街區乘坐輪船抵達大島，帕慕克隱居在這裡。大島依山 麓而建，四面臨海。這裡不通汽車，馬車是唯一的交通工具。柏油路不斷有高頭大馬載著客人奔馳而過，馬蹄踏響的聲音時疾時緩。下午三時，預約訪問的時間到，帕慕克從臨海一幢別墅的木柵門裡走出來迎客。

他穿著墨綠色的T 恤，黑色短褲，光腳穿一雙棕色皮涼鞋，戴著眼鏡，面孔微黑，像個斯文的園藝工人。

這幢臨海別墅是帕慕克臨時的居所，這些年每到盛夏他會住在這裡寫作。一條在茂密的樹叢之間開出的小徑向下延伸百米長，小徑的盡頭就是帕慕克借居的別墅。他帶我們進入居所，穿過廊道來到開闊的橢圓形陽台。那裡面朝大海，海上有數十艘輪船或者行進，或者停泊，海風吹拂，沁涼的海風迎面而來。橢圓形的陽台是帕慕克的寫作空間，兩張長方桌對接拼在一起，墨綠色桌布上堆滿雜物：他正在寫作中的小說手稿，畫滿圖畫和符號，滿是修改的痕跡；剪刀、針線，幾管黑色鋼筆和顏色多樣的鉛筆，堆在桌上的東西看上去淩亂而隨意。帕慕克身材高大，友善而活潑，采訪團隊進入陽台工作間後他回臥室迅速換下短褲，換上深黑西服出來，接受攝影師的調度拍攝。鏡頭前的帕慕克不時跟人逗趣，露出他的標志性微笑，這是狡黠和頑皮的笑。來自瑞士的攝影師雙手高  舉攝影機跪在地上按動快門快速連拍，照相機發出清脆的聲響。帕慕克在攝影燈光的烘烤下衣服迅速被汗濕透，他不時地朗聲大笑，他的聲音硬朗，說話時語氣堅定，聽著是一個性情果斷的人。

帕慕克的聲音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音調。在伊斯坦布爾老城區楚庫爾主麻有一 幢由民房改建的純真博物館，以帕慕克同名虛構作品為藍本建造，觀眾只要佩戴解說器就能聽到帕慕克的原聲旁白。純真博物館的樓體是粉紅色的，有三層，歐式建築風格，大門上繪制著蝴蝶的標識，三層樓的展廳裡密集陳列著紛繁的老照片 和舊物品，都是帕慕克在虛構作品中寫到過的東西。“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刻，而我卻不知道。”這是小說主人公，三十歲的富家公子凱末爾的內心獨白，它被書寫在博物館三層的墻壁上。凱末爾與名媛茜貝 爾訂婚在先，卻意外遇到出身貧 寒的遠房表妹，十八歲的清純少女芙頌。小說對這場邂逅的情愛及其所涉物質有超絕而極致的書寫。

只要戴上耳機就可以聽到帕慕克的聲音，優雅而平和，不失幽默感。在伊斯坦布爾訪問的幾天裡，我數次到純真博物館，獨自 在那裡觀看由帕慕克多年來為寫作小說從 各處搜集的實物：鐘表、油燈、針線、鋼筆、電話、打印機、各種玩具、不同時期的老照片 ，這是浩瀚的物的世界。最為震撼的是如裝置藝術般滿墻陳列的4213個煙頭——這是女主角芙頌吸過的。“三十年來我所積攢的所有收藏都在陰影裡靜靜地待著，”帕慕克借助小說主人公的語言陳述他建立博物館的初衷，“我能夠看見所有的東西，就像一個能夠發現物品靈魂的薩滿巫師那樣，我在感受它們的故事在我心裡的騷動。”

帕慕克与纯真博物馆

“小說和管弦樂一樣，是西方文明偉大的藝術。”2006年12月，帕慕克出現在瑞典學院文學院的講台發表演講《父親的手提箱》 。這是他被世界所認識的時刻。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他被認為是當代歐洲最傑出的小說家之一，是享譽國際的土耳其文學巨擘，他的作品總計已被譯成六十多種語言。

《純真博物館》柔化了帕慕克的文學風格，使他的敘事顯示出另一種音調。很多時候帕慕克被視為鋒芒畢現的政治性作家——因為批評土耳其執政當局隱瞞亞美尼亞大 屠殺的歷史而惹 出訴訟，被本土的 批評家圍剿式批評，幾年前甚至隨時面臨生命危險，出行時必須帶著政府配備的保鏢，這是帕慕克經歷過的異質生活。人 們普遍將他視為關心 公共事務，勇於對現實發出批判之聲的政治傾向強烈的小說家。《雪》的中文版在2007年面世時就在封面上出現“最受爭議的政治小說”的薦語。然而帕慕克似乎並不喜歡被貼上“政 治”的標簽。他說：“政治不是我們熱切為自己 作出的選擇，而是我們被迫接受的不幸事故。”

曾經有生命危險，整天和保鏢待在一起

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一天的時間是怎麽過的？

帕慕克：我年紀越大，就越勤奮寫作，因為我有很多寫作計劃。年輕時候很多的寫作構想我希望現在能夠付諸實現。我的女朋友Aspa在醫院工作，每天早上我送她上班然後再開始寫作。十二個小時之後她回來。她不在的時間裡我都在工作。中間偶爾會睡一下，午睡。讀書讀一兩個小時。再上網查一下郵件。我偶爾也會接受一些采訪，一般每周的活動大概就是這樣。我年紀越大就越經常問自己，這輩子想做的事情都做了，錢也有了，身體也不錯，我還要什麽呢？我的回答是，我腦子裡想說的東西，還要寫出來，生活還要繼續。我認為我自己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年輕的時候 一直想做的事情是做一個作家，把住在伊斯坦布爾的事情寫出來，後來那本書裡面都寫了。我想做的事情都做到了，並且人們也很感謝我做的事情。

看你的個性其實是開朗快樂幽默的，但是我看你寫《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的時候，有大量的對於恥辱、失敗和挫折的書寫，我想問在今天你還會有這樣的對於恥辱、失敗和挫折的體驗嗎？

帕慕克：不要被我的外表欺騙了（笑）。我這個人的內在就跟一般人一樣，都會有憤怒、嫉妒、難過和挫折，一般的情感都有。我現在沒有金錢上的困擾。但是今天在土耳其這個很少人讀書的地方，要用寫作來達到自己的理想，我也經歷過很多的挫折和沮喪。我現在很快樂地寫作和過日子。但曾經有幾年時間我隨時有生命危險，整天和保鏢待在一起。我寫作的出發點是生活，又會想到全人類全世界的問題。年輕時我好像是個比較悲觀憂郁的青年，但是年紀越大我越樂觀，越快樂，越感到幸福。

生命受到威脅，那段時間是怎麽過來的？這樣的時刻對你的寫作產生什麽樣的影響？

帕慕克：嗯，仍然在寫作，持續了五年。書寫對我來說像是藥一樣。七八年前是最難過的時候，父親去世，和太太離婚，生命受到威脅。但我還是堅持寫作，寫伊斯坦布爾那本書，有時候我都不想起床，可起床洗個澡開始寫作，我就會覺得高興很多。寫作對我來說不是困難的事情， 像是小孩子玩玩具，讓人感到很快樂。剛才你看到我隨身都帶著筆記本， 到哪裡都帶著，寫一寫就很高興。

我想知道你的寫作立場、想表達的東西會不會因為這樣的境遇而改變？

帕慕克：不會。我的腦子裡對要寫什麽東西一直是有構想的。挫折和阻礙讓我更有智慧。我把生活裡面遭遇到的壞人壞事全部都寫在小說裡面。我想在這裡引用托爾斯泰的一句話：寫小說中的好人的時候，加 一些壞的成分，寫壞人的時候，加一些好的成分。（笑）

看到你談到尊敬的作家，我想知道這麽多年之後再回過頭看，你認為好的作家應該是什麽樣的，好的作家的標準是什麽樣的？

帕慕克：一個好的作家不是很快樂，也不會很悲觀。一個好的作家應該能夠明了別人的苦難和生活。他太快樂不行，太不快樂也不行，這樣都不能理解別人的生活。我二十歲開始寫作，那時候還活著的作家跟我說，你還是小孩子啊，有什麽能寫的？我那時候跟他們說，文學不是關於生活的，文學是關於文學的。四十年之後我說，他們說的是對的，文學是關於生活的。好的作家要能經歷很多。我經歷了很多很多，同時我還是很快樂很幸福。

現在你還會像青年時代那樣遊歷伊斯坦布爾，深入一座城市的街道嗎？

帕慕克：是的，我還會這麽做。比如我的新書《我腦袋裡的怪東西》，講述一個在伊斯坦布爾街頭遊蕩了四十年的攤販的故事。我一條條去走他走過的街道。我是伊斯坦布爾人，我出生的時候伊斯坦布爾只有100萬人口，現在有1700萬。我現在六十三歲，我從小出生在這裡，一歲到四十五歲有很多變化，四十五歲到六十三歲也有很多變化。後面這段的變化更大，而最近五年的變化更大。作為一個作家要體驗這些改變我就必須在街頭走動。不用擔心，我在街頭的時候都有人保護我。小時候不曾走過的地方我都走過了，每個地方都去了。伊斯坦布爾變化得那麽快，我都沒法去了解了，但我會盡量去了解。

帕慕克手绘的伊斯坦布尔街头小贩

帶著保鏢在伊斯坦布爾街頭走動會不會有不方便的地方？

帕慕克：十年前這樣子我很不舒服。現在我已經習慣了，和保鏢們也變成了好朋友。他們是政府派來保護我的，要求我接受保鏢。我的生命危險也減少了。

你經常強調個人獨立空間對一個作家的重要性。你說寫《黑書》的時候，有四年時間是和外界隔絕的，切斷電話線，謝絕一切可能的打擾。我想知道這樣的情況還會出現在你的生活中嗎？

帕慕克：我在寫《黑書》的時候還不是很有名，所以我可以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但是現在有很多活動，比如書籍的宣傳，到國外的介紹等等， 所以沒法再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寫作了。《黑書》是我找到自己聲音的一部著作，我那時候常常工作到深夜才睡覺，快到中午才起來。我投注了很多心力寫那本書。

我不是政治作家，但如果感到憤怒，我會說出來

你最近有什麽新的寫作計劃？

帕慕克：我正在準備兩本書，一本是《我腦袋裡的怪東西》，描述的是在伊斯坦布爾生活了四十年的一個流動攤販的生活。男主角愛上了一個通信三年的筆友，後來兩個人結了婚，一起在伊斯坦布爾生活。整本書其實就是寫一個貧窮的人家在伊斯坦布爾的四十年的生活。另一本正在寫。是很久以來第一次寫得短一點的小說。名字還沒有定，有關一個挖井的人和他的學徒。1970年代的時候伊斯坦布爾有很多水井。這本書的靈感來自我認識的一個挖井的朋友。

你有什麽日常運動麽？寫作會不會影響身體狀況？

帕慕克：我每天遊泳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年輕時候我常常打籃球和踢足球，我很喜歡運動。不久前我踢足球傷膝蓋動了手術。寫作是會影響健康，所以我也很注意，於是我會遊泳。冬天也可以繼續遊。

我注意到你書桌上準備了藥。你常常把寫作比喻成藥物，現在還是這樣嗎？

帕慕克：是的。（笑）書寫讓我快樂。尤其是書寫能讓別人滿意和喜歡，我就會感到很樂觀。

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你的生活有多大的改變嗎？因為很多人獲得諾獎之後，生活有很大的改變，他們稱之為“幸福的災難”，需要對付世界性的應酬。

帕慕克：諾貝爾獎是我年輕時候獲得的，並不是像老年退休金一般，所以對我的人生的改變是正面的。我那時候正在寫一本書，我那時候不必特別考慮我要寫什麽，我要怎麽寫，已經可以專心地把我要寫的東西寫下來了。記者們都期待我對諾貝爾獎有些什麽抱怨，可是我真的沒有，我建議大家都去得諾貝爾獎（笑）。諾貝爾獎給我帶來很多讀者，我的書已經被翻譯成六十多種語言了，接觸到這麽多讀者令我感到非常高興。

你在評論阿爾貝·加繆時說：“政治不是我們熱切為自己作出的選擇，而是我們被迫接受的不幸事故。”你對作家的政治意識怎麽看？

帕慕克：作家並非必須要和政治扯上關係。我的上一代土耳其作家都很關心政治。他們經常批評我是布爾喬亞，富有人家出生的孩子。他們是政治作家。可是我不想像他們那樣，我對政治一點興趣都沒有。很多作家被關在監獄，有些被控訴，有些人找我簽名。我並不是因為關心政治才有名，而是因為我有名了才被政治牽扯。很多人問我與政治相關的問題，那麽我就回答了。我在這個國家生活，我過得很好，但是有些人過得不好，我有責任關心他們。如果政府做的事情你不滿意，你生氣，你會忍不住就是要說。我從來不是一個有系統地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可是我關心這些人這些事。如果我感到憤怒，我就會說出來，幫助這些政治犯，並且回答別人的提問。

東西方文明的隔離或融合一直影響著各個地域的人。你談到過，土耳其作家時常會在意來自美國的眼光。那麽現在的土耳其作家還會在意西方的評價嗎？

帕慕克：我的觀點裡，東方的觀點和西方的觀點沒有太大的區別。我內在兩種觀點都有。土耳其橫跨東西，但與其說土耳其是東西的差異，不如說是階級的差異更多。一般來說，富有的人、知識分子比較傾向於西方；比較貧窮的、沒有知識的人，比較傾向於宗教和東方思想。我的工作，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要去了解貧窮者的思想。可是土耳其人有關女權、平等、民主，還有尊重少數民族等等，都是從西方學來的。我們從歐洲學的並不是錯的。我要捍衛這些價值，同時我也是一個政教分離的捍衛者。歐洲的文明和土耳其的傳統文明產生了沖突，就好像東西的沖突，在他們沖突的地方產生了我的小說。所以我不會抱怨這些沖突，只是他們不要因為我發生沖突（笑）。

你怎麽看待現在的伊斯坦布爾？你對它滿意嗎？

帕慕克：我感到很驚訝，很難想象它有這樣的變化。六十三年前，當我放眼這座城市，看到的全是山，沒有什麽房子。讓我驚訝的有兩點：一是高樓大廈像雨後春筍一般出現。最近十年土耳其變得很富有了。我小時候幻想要的東西，以前只在歐洲才有，現在這裡什麽都有了，都看得到了。這一切把我的腦子搞糊塗了。以前大家都在抱怨要變得有錢，現在大家還是在抱怨，但是方向不同了。一般針對的是政府的貪腐，沒有好好地維護以前美好的建築。近些年，對於人們變得富有了，我是給予正面肯定的。我小時候的伊斯坦布爾，人口只有 100 萬，那是我可以了解的。可是現在的伊斯坦布爾有 1700 萬人，變得很大，如果要了解，我必須要運用我的想象力。如果要了解他們，我就要更努力地書寫。我小時候會停水停電，只有一個電台，沒有電視。現在與那時候相反，什麽都有了，但人的想象力變貧乏了。我常常寫一些過去的事情，並不是因為我懷舊。我並不懷念過去。

帕慕克手绘伊斯坦布尔街景，并指定用作《我脑袋里的怪东西》一书的封面

你現在寫作已經具有了一個國際性的視野，而且也有國際性的經歷。從世界的文明角度觀察，你怎麽看待自己的國家？

帕慕克：現在來看我的國家，現執政政府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伊斯蘭政府。我來自一個支持政教分離的西化家庭，在基本價值上跟他們是有沖突的。我希望土耳其加入歐盟，可是他們沒有。現任政府比較威權。我對這次選舉的結果很滿意，停止你的那種專政，不要做得太過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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