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原：大河的隱喻——序何倩《西江逝水》

馮原，建築學博士，中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中山大學視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樣式的對策：建築的符號生產及其象徵的邏輯》《被壓迫的美學：視覺表象的文化批評》等。

西江是條大河，起自於我讀大學時與它的相遇，1980年代初，從桂林到廣州念書，大都坐火車經衡陽中轉，時逢改革初起，廣東已成熱土，如大潮湧珠江，南下火車沒有不擠成悶罐裏的沙丁魚，個中之辛酸苦辣簡直不堪回憶，直到1982年，有了桂林—廣州的水陸聯運，於是，即使是極害怕暈車的我也毫不猶豫的選擇這條南下之路，原因就是經過白天的班車顛簸之後，只要到了梧州，就可以坐上西江上的紅星客輪。

珠江-西江經濟帶簡圖

在西江上，那可能真是時值青春期的我能遇到的最愜意的旅程了，黃昏時在梧州碼頭上船，居然人人都有鋪位，無須爭搶的，且有一個窗口臨江，憑窗遠眺，江風吹拂，西江的暮色盡入眼裏，輪船發出有節奏的、低沈的轟鳴，入夜八點，客船的廚房供應夜宵，有艇仔粥等廣府味的小食，那種輕松與火車之苦悶簡直成天壤之別，一夜入眠後，淩晨六點多抵達廣州大沙頭碼頭，一點不覺辛苦的。

大學畢業後即告別了西江上的旅程，但也是與西江有緣，我來到肇慶師範學校任老師，在肇慶呆了三年，見證了珠三角修路建橋的熱潮，直至1995年後，我們開始自駕走兩廣，大多會走三水轉四會、沿著綏江過懷集入廣西，偶爾也會走321國道經梧州過，不過那時，西江就沒那麽引人註目了。轉眼到了我讀完建築學博士，入職中山大學之後，我為上海《東方早報》撰寫專欄，專寫建築與文化等，就這樣，西江與水運、梧州和騎樓等等又躍入腦海，於我而言，竟突然活化為一種方法論的感悟，我本來興趣頗雜，涉獵社會經濟史、地方史和生物學、人類學等。所謂方法論，似乎是找到了一種結構主義式的觀察和分析方法，如此，水運與騎樓的貿易成本與地理意義上的珠江水系和西江相聯，我覺得找到了一把解題的鑰匙，2005年為廣東規劃協會的年會寫了一篇長文「水運與城市」，便把香港、肇慶和梧州等西江邊城市串連起來思考，嶺南兩廣的地理二元論，作為分水嶺的五嶺和作為血管的珠江（西江）成為了解釋文化演變的初始條件，到後來2013年，與南都報南島的團隊和深圳的左氏兄弟團隊等一同參加「走讀國際大都市」的考查活動，那時，在紐約的廣場上的拍攝間隙，我打開隨身帶的戴蒙德的《槍炮病菌鋼鐵》來看，其實思緒卻是飛向了兩廣的西江，恍然間，我覺得自己領悟了戴氏的地理決定論，2015年春節前，我居然突發奇想，要親身考查春節返鄉潮的摩托大軍，我謂之為三文魚回遊式的奇觀，於是只身一人開一輛雅馬哈FZ1000，沿西江走321國道，經肇慶德慶封開到梧州，有時停車在江邊極目，思緒萬千，甚至想，1850年前後的洪天王從廣東花縣到廣西桂平，恐怕定是坐船走西江水路的，近至中山先生，1920年代到桂林策動北伐，走的就是西江到桂江及漓江之路，平樂碼頭還有船家菜流行，都與中山先生那二十多天的江上之旅有關，於是再沿潯江西進，經藤縣至桂平，再沿黔江經武宣象州荔浦至桂林，在飛馳的摩托上總是試圖領略這片江河土地的特征，聯系到2006年南京大學高華先生引薦我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訪問，也是關註20世紀兩廣的文化地理，其中有讀1968年的香港舊報紙，說到西江上的「漂流物」居然可以漂到香港水域，瞬間將68年發生於桂中地區的人倫慘劇與西江這條大河的流域聯系起來了。

回想起來，在摩旅西江流域的過程中，這種沿途即見即興的感慨之多，偶發微信抒發，直至被中山大學劉誌偉教授所見，劉誌偉是歷史人類學華南學派的大家，我們的對話也頗有意思，我本在藤縣吃魚生，感慨這藤縣魚生與順德魚生之異同，斷言一切都拜西江的主人疍家所賜，疍家行船沿江往來，食隨人走，於是形成流域和文化的圈，魚生便是水路文化傳播的證明。劉誌偉教授笑言：歷史學家吵了幾十年的問題，你在廣西吃個魚生就解決了。他說的是袁崇煥原籍貫屬地的公案，歷史學界劃分了兩派，一派說他是東莞人；另一派說他是廣西人，劉教授說，袁家本就是疍民，船家哪來定居之地，隨船而行，走到哪裏就是家，所以魚生傳播之說完全成立。

終至有一天，從方法論及至觀念創作，2015年後我著手做自己的「假設歷史學」創作，由假設歷史到「假設地理學」其實也是跨越一步而已，目標仍是轉向珠江—西江這片流域和土地。那是2017年深圳雙年展，由好友劉珩（香港中大教授）策劃的研討會，我便擬定了假設地理學的講題「大河的隱喻」，說是假設，其實絕非隨便編造，假設是以真實為前提，只是打破歷史的線性邏輯，引入反轉和顛倒等手法，頗像當代藝術創作的產品。在「大河的隱喻」裏，我開篇就以珠江水系的地圖為先導，開始了一系列假想測試，以珠江水系的入海口為例，將之反轉向上，變成珠江—尼羅河；將之鏡象反轉，變成珠江—恒河或珠江—揚子江。如此等等，然後進一步推導下去，假設嶺南—珠江水系的條件發生逆轉或顛倒，那麽，生活在這個區域的人們，其文化選擇會發生改變嗎，那些已成事實的歷史進程會發生劇變嗎？

其實，假設與真實是不可分離的，直到2021年在珠海唐家灣，華南理工馮江邀請參加七校工作坊，看到同學們有放1964年衛星地圖，才知道USGS上可下載1960-1980年份的鎖眼衛星圖像，於是我萬分激動的直撲進去，簡直像是阿里巴巴用芝麻開門的密語打開了藏寶的洞穴一樣，電腦上，成長條狀的地圖影像，一條條的覆蓋兩廣和珠三角，時間跨越60到50年前，在影像裏，西江與城鎮村落，從梧州、肇慶到廣州全都躍然而出，其清晰度可達看見江面上的小船，我覺得我在大腦內發生了穿越，我仿佛坐在時光機裏，打開當下的彩色的谷歌地球，對照著幾十年前黑白的西江流域一帶，任意的「飛臨」它的上空，俯瞰地面上的一切，村莊祠堂、田野和煙囪，江上的帆船和小艇，某個遙遠的時刻被定形在視野之內，事無巨細，一覽眾山小。我甚至這樣來比對，叫多重視角方法，如果你曾位於西江邊的某地，例如梧州碼頭邊的大新旅館，你將肉眼所見和上帝視角合到一起，再將50年跨度的影像進行比對，猛然之間，你就仿佛在茫茫人海中認出一個熟人的臉一樣，於是「大地之臉」的題目就應聲而出了，2022年，順德巽美術館的曼迪願意來做這個主題，我就把「大地之臉」變成一個假設地理學的進階之研究，現在，我進一步把這個研究稱為「地像學」，我想反復的探尋這一片流域和土地中的密碼，我稱為水土的DNA遺傳單元。

不過我真的沒有想過一個問題，那就是——我為什麽如此迷戀這片流域和土地呢？直到表妹何倩交給我這部書稿《西江逝水》，我仿佛又一次被某種力量擊中了心窩一樣，是西江這個名字更甚於何倩表妹的前一部《唐家故事》嗎？還是從《唐家故事》始，我就意識到，個人的心路歷程中似乎有來自基因傳承的隱秘的作用，說是隱秘的，是因為它若隱若現的那種狀態。

《西江逝水》書影。何倩著，壹嘉2023年10月版，亞馬遜及各大網絡書店有售，可搜中文書名直達。

說到何倩，就要打開另一條母親和外婆家的家族線索了，她的外公就是我的小舅公，我自小在桂林太平路的外婆家混，舅公是廣西師院的大教授，春節會來太平路拜年，童年時見過舅公，甚是儒雅莊重，如此這般的，時光荏苒，略過不提。一直來到何倩寫作《唐家故事》的時候，何倩好像是以她的《唐家故事》和所作所為提示了我，有一種家族的力量，某些遺傳了這種基因特質的人傳承或延續了隱形的力量，它又表現為感悟和書寫，於是內在的、不可見的基因與血脈的力量得以透過文字的形式顯形出來，這不就是演化生物學家道金斯假設的頗為迷人的文化基因的概念體現嗎？於是我推而及已，前述的那個問題似也有了文化基因式的答案，我與何倩是在兩條不同的路徑上，以不同的方式關註同一個領域，它在宏觀上是水域和地域的，時空和歷史的變遷過程；在微觀上是家族、家和個體，每一個社會微粒的行動和選擇。

從形式上看，小說當然是虛構，傳記也不乏虛構成份，但是什麽是真實呢，尤其是變成回憶之後的真實，回到我熱衷的視覺領域更是如此，以至我想把丹尼爾-丹內特拿出來作證，因為在當今最顯赫的腦科學或意識科學的論辯中，丹內特的關於人類意識是一種虛構的觀點很有代表性，我自己就是丹內特的粉絲，好吧，暫時拋開這個難纏的意識哲學的定義吧，無論如何，當我在看何倩表妹的《西江逝水》，那些地名、人名湧進眼裏，雜柔著粵音和氣味分子，我又實現了在腦內的穿越，一次又一次，這一次實現穿越的運載工具是小說的文字，但也不全是文字，我那些承載上帝視角的圖像穿越劃出了更多的空間輪廓，其實，所有的讀者都是一樣的，何倩書寫了又一批道金斯的MEME（文化基因的虛構名字），它將這片流域和土地上的人的故事傳輸進入了讀者的大腦，於是人們在復製和再復製它們。

也許這是從每一條大河被大自然創生出來之後就註定了的，我還是把我對《西江逝水》的感悟歸結到大河的隱喻之上。如今是高鐵時代，往返於兩廣之間的旅程早已告別了客輪和大巴，自駕也只是偶爾的選擇，從桂林到廣州走貴廣高鐵，只需兩小時五十分，每次坐在明凈的車廂裏遙看窗外風景時，都難免感慨萬千，那是因想起了西江上的紅星客輪和翻越大桂山的客運班車觸發的，所以，每次經過三水的思賢滘的鐵路橋時，我都不由自主的拿出手機拍幾張連續的風景照，因為這是西江與北江交匯之地，從這裏，西江轉了一個大彎進入珠三角，地貌和風光隨之大變，此地叫三水，哪來三水呢，原來是西江北江還加上懷集流下的綏江，三江匯流而成三水，珠三角的門戶之地也。

思緒就是這樣，被河流所激發，又因河流的走向而延伸著，若是手捧著《西江逝水》一書，這思緒定然還會神思蕩漾的。

是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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