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家陈氏，我纷霏的追忆》
作者：陈俊杰
一九五二年的四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锡家沟满沟的稻谷一片金黄。德明走到自己的田边拢过一缕稻子，像抱着宝贝一样。他随便挑出一穗数起稻粒，这一穗竟有三百多粒，根据他的经验：今年一亩可产六百多斤，是他这一辈子经历过的最好收成，隔壁田里的陈学明和四爷陈少林也看着丰收的稻田，满怀喜悦。 幺爸陈学明不禁发出感叹：“看来这共产党真该坐天下，天都保佑，人人有田有地，风调雨顺，看来今后大家也能过上安稳日子了。”“是呀，这么多年，不是天干，就是暴雨或大风吹倒谷子，今年这天气真没见过。”学明消息灵通，说道：“听说美国鬼子还在朝鲜捣乱，要从东北打过来，真不知会咋样？”“会咋样，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都经不起共产党打，还怕那几个美国鬼子？”德明说。此时正在抗美援朝，陈家没有什么适龄青年去参军，但村里孟姓、尹姓、张姓家都有人去参加志愿军。 粮食丰收了，交了公粮，大多数人的仓里围屯里都装满了粮食，也有不少农民为支援抗美援朝自愿多交粮。稻谷多了，多数农民中午都可以吃一顿红苕干饭了。陈俊良在曹家小学当老师，时不时的回家看看，也带回十万八万的钱给家里补贴用。后来国家使用新币：这一万元改作一元。所以千万别小看一元钱，可是含着旧币一万的大数目——当时能够买二十多斤大米，或者二三十个鸡蛋。
一九五二年秋的一个夜晚，锡家沟的人正在睡梦中，突然各家的狗都叫起来了，惊醒了陈氏族人。大家正疑惑发生了什么事，却听到子先在喊：“三爷保保，大哥回来了，大哥回来了！”一家人赶紧下床出来，果然是陈俊良回来了，穿着也变了，他穿着中山装戴着遮阳帽，脚上穿着黄胶鞋，背着黄色挎包，手里还提着些东西。“三爷保保，我回来了。”俊良一脸笑容。“你不是在曹家乡当老师，怎么半夜三更跑回来了？”“我现在不教书了。”大家听说陈俊良不教书了，都吃了一惊。“你教的好好的，怎么又不教了呢，那你又干啥子？”保保满脸疑惑。“今天我不是从曹家回来而是从内江回来的。”“从内江回来？”这真把大家搞得云里雾里了，不但三爷保保搞不清，连闻讯赶到的陈家叔伯婶娘也搞不明白，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俊良赶紧打开提回来的东西，拿出一些今天叫杂糖的东西分给大家吃，一边解释为什么不教书，又为什么从内江回来。原来他虽然转为公办老师，一月拿二十多万工资，但对工作仍不满意，总觉得没发挥自己的能力。后听说满井又在招人，他就去报名参加考试，结果又被录取了，然后去内江培训了三个月，被分到简阳建设科工作。离报到还有两天，所以连夜连晚赶回来告诉家里人。 大家明白了个大概：子中不教书了，要到简阳工作了。于是七嘴八舌起来：
“那你从内江走回来的？”“我先从内江坐火车到顺和场，再从顺和场走回来的。”“你坐了火车？火车啥样子？”三爷问。“我去内江，是从曹家走到顺河，再坐火车去内江。”“那你坐了两回火车啰？火车啥样子，坐起安不安逸？”仲明大哥问。“火车是靠烧煤炭来开动的，有一个火车头，拉有几十节车厢，一共有六七十丈长。每个车厢有一丈多宽，六七丈长，像个大房子，里面安有二十排椅子，每排可坐五个人，椅子之间还有一个小茶桌。火车头一开，几十个车厢都被拉动，就跑起来了。坐火车当然安逸，四平八稳的……“跑的快不快？”“当然快，你烧根烟时间它就能跑二十里！”“那么快，我的天！”大家都惊叹。“那车里又宽敞又明亮，中间还有一走道。干净得让人不敢坐。更让人笑话的是想屙尿也不知在哪里，一个服务员叫我到车箱头的小屋里，小屋地上铺着雪白的瓷砖，上面有灯照着，我哪敢屙尿。服务员看我畏畏缩缩的样子，对我说要解手吗？就在这里。我才关上门，麻起胆子屙了尿。”俊良说得大家都笑了，但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火车到底啥个样，火车怎么跑，为啥跑得那么快，为啥子又那么干净呢？尽管话题已经跑偏了，但是大家都聊得很愉快。
娃儿们倒没管什么火车咋个样，只管吃糖，因为这些糖是他们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又脆又香又甜又化渣，放在桌子上的那包已被消灭完了，娃儿们还在砸吧着嘴。这些糖都是在内江买的，那里盛产甘蔗也就盛产糖，所以号称甜城。内江是个大码头，是内江专署所在地，当时仁寿县还归内江专署管。临房的叔伯婶娘，兄弟姐妹都回去睡觉了，德明一家还兴奋了一阵，又摆了些龙门阵才去休息。 俊良在家耍了一天，第三天便要去简阳上班。三爷保保问：“你去简阳是坐车还是走路？”“到简阳只有走路，不能坐车。”“那要走几天啊，那么远？”“可能要走两天。”“到简阳要经过宝马？”“好像要经过宝马，哦，我可以去二孃家看看二孃。”德明春凤满意地点了点头。 大哥离开家了，该我登场了！
我叫陈文玉，字俊吉，小名小华。我就是陈家的那个小七子。读小学时，大哥正式给我取名陈俊吉。回忆五十年代的小学生涯，满满的快乐：学习的课本就只有两本，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不像现在的孩子背着个大书包，超过十来斤，孩子们的腰都压弯了。我们那时真是轻松，书包里除了课本外只有两个自订的作业本。那时学生用毛笔做作业，因此有墨和砚盘，所谓砚盘就是烂粗碗的碗底翻过来就是砚台了，有的家长或学生觉得烂碗底不耐看，会打磨一下让它变得好看一些。
每天我们到学校第一件事，就是在砚盘里倒入一些水开始磨墨，碗底面较粗糙，磨起来还是比较容易，几分钟就能磨好一盘墨，够一天使用了。磨完墨就开始读书，开始几十个娃乌哩哇啦的大声读，教室如同水塘的青蛙大声鸣叫。接着王老师领读，有如唱歌谓之唱读，几十个娃儿用童声一起唱读，无人不显示自己的声音，无人搞小动作，更无人打瞌睡。这种唱读不仅对老师，就是对校外田野的农夫，也是一种美妙的音乐。唱读完便讲授新课，就是教学生认新字新词，然后又领读新课文。读完了，学生再自由阅读，几十个娃又成了一塘的青蛙——听取蛙声一片。之后，老师抽学生读课文。先抽平时差一点的学生，读得好的予以表扬，读错了的立即予以纠正，接着抽中等的优等的学生来读，无什么问题就让一个学生领读，其余学生跟着唱读。接着就书写新字新词，一般新字新词要书写几遍，并让老师检阅画圈。这不但巩固了学生掌握新字新词也练了书法。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时代出来的学生都有一定的文字功底，书写也有一定的功力，跟这种教学方法很大关系。现在的孩子，估计都不会写毛笔字了。
上完一节课，便是课间十分钟休息。两百来个学生在四合院中的晒坝上乱跑乱跳追逐打闹。这时的双龙小学已不在邓家祠堂，而是在一个叫王寿丹的地主的房子里。这是一个青瓦四合院，院东南北三方的房子已改作教室，这三方的阶沿较宽有一米多，似走廊。西边要差一些，貌似留给王寿丹一家居住。 大哥从内江回来给我买了一顶遮阳帽。现在想来，当时戴起这帽肯定是惹人注目的。一下课我这个瘦小的个头便遭殃了，帽子被川川三哥和尹金国同学揭了去，在空中丢来甩去，我在那里跑来跑去想抢回来，但是总抢不着，实际上是被逗瓜了。还好被校长曾绍周看见，便走过来一手抓住川川，一手抓住尹金国，拉到他的办公室外，让他俩站在办公室外的两个石墩上，罚站当门神。其他参与逗瓜的学生见状赶快丢下我的帽儿跑散了。我的帽子也不知被踩了多少脚印，我去捡回来，帽子不仅沾满了尘土，帽舌也变形了。后来川川三哥下来找着我：“小华，对不起了，今天的事你不要告诉我爸妈好不好？”“没什么，我不会告你的！”我和三哥是从小在一起的伙伴，一起捡狗屎，一起捡柴，一起割牛草，一起打猪草，我当然不会告他爸妈。但不久还是被其他大人知道了。估计跟陈少川、尹金国被罚站，当了曾校长几天门神有关。 那时小学的课程确实简单，不费什么劲就可以高高兴兴学好。我一直认为小学生的课本不必搞得那么复杂。认字认词遣词造句学习一些写作知识，学习算术，加减乘除能熟练运算，学习一些科学的生活常识就可以了。小学阶段重点应该培养学生的学习习惯和基本能力，而不是知识和学习难度——现在的小学教育过分强调社会竞争，加大了知识的学习难度，把学生搞得头昏脑涨，其实是本末倒置。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很多孩子才小学，就戴上了眼镜。我确实很感慨，怀念我的小学时光。 不久锡家沟又传出消息，说陈俊吉在学校给同学上课。这事有点夸张。真相是王老师病了，不能上课，就让我拿着她出的数学题抄到黑板上让同学们自己做，我在讲台上做，然后叫同学们上讲台来对答案纠错。最后我总结了一下同学们的作业情况，并指出那些题容易做错和做错的原因……没想到就传成了我在给同学上课。 小学三年级时学校建立了少先队，我是首批戴红领巾的少先队员。记得是满井小学的杨老师带着几个高小的少先队员来给我们戴红领巾的，我记得入队仪式搞得庄严隆重，让我满怀骄傲和欣喜，感觉不亚于我后来入党宣誓的时候。初小三年级时王老师调走了，也不知到哪里任教去了，从此再也未见到这位经常挂着笑容的好老师。
来接替王老师的是曾老师，三十多岁，脾气特别温和，也总是笑眯眯的，说话轻言细语，从不发脾气，所以那些调皮的同学就不怕曾老师，上课时班上的秩序有点乱。但曾老师也不训斥他们，总是耐心教育，让那些捣蛋鬼安静下来再继续上课，后来调皮的同学也慢慢不再捣蛋了。初小四年是值得怀念的快乐时光。那时，天风调雨顺，庄稼五谷丰登，农民的肚里不管装的是粗粮细粮还是红苕杂粮，总算是吃饱了的。每天早晨，我和川哥子、元哥、淑英姐一起背着书包跳着跑着迎着初升的太阳去上学，唱着“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好风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走在绿油油的田野小路上，走向学校走向轻松愉快的课堂，那真是快乐的童年！ 一九五六年初小四年结束，我参加了满井高小的招生考试，几个乡的上千名学生参加考试，只能收四个班二百多名学生。双龙小学有四十多学生参考，结果有二十一名同学被录取，这让曾老师和双龙小学在区里名声大震。我也有幸成为满井高小五年级的学生。
（未完待读，下周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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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片 @陶余涛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