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家陈氏，我纷霏的追忆》
作者：陈俊杰
在仁寿八中上课不到两个月，大炼钢铁的火便烧到了学校。这炼钢的事怎么会扯到学校呢？因为国家建设需要钢。解放初钢产量不足二十万吨，经过几年努力已增至一九五七年的五百三十五吨，增速不谓不快，但据说高层一激动，希望“今年翻一番”。于是冶金部长王鹤寿开始布置：一九五八年的钢产量就要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这炼钢可不是闹着玩的，不像农民挖土那么容易。正规钢铁厂加班加点是不可能完成的，怎么办？于是就动员全社会来炼钢，这就是“大练钢铁”的运动。
那时，城镇机关单位都要建小高炉炼钢，农民也大量被调去赶修高炉炼钢。仁寿八中当然也参加。估计是怕初一学生太小，没让我们直接炼，而是干砍树烧杠炭的活——不好意思的是：我们把树砍了不少，但炭却没烧出多少。才初中一年级，哪能干好这种事？后来，我们初一的学生又被要求搞“四秋”。所谓“四秋”，就是秋收、秋藏、秋耕、秋种。大约是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田里的谷子收完了，但田还没有耕。收了稻谷的秧茬发出了新芽，上面还结了些谷子在秋风中摇曳；棉花地里的棉铃已爆开，露出白花花的棉絮无人收；地里的红苕经霜打过叶子已泛红，红苕无人挖，也有些老人小孩妇女挖出些红苕却堆在地里没有挑回去窖藏。当时国家进行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实验，已成立了人民公社，办了公共食堂，社员只要到公共食堂都得给饭吃……报纸上说的“人民公社就是天堂，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所以大家都懒得去地里收粮食。能到人民公社白吃饭，干嘛要去地里辛苦干活呢？我记得我们几个小娃还私下议论：这些粮食不收回去，红苕不好好下窖，吃饭无人管，随便吃，那明年又吃啥子呢？ 秋种主要是种麦子、豌豆、胡豆。学生怎么种的记不清了，但那时强调密植，已不讲适当了。当时的乡镇干部不知怎么发明了一个理论，那就是越密越好，一粒麦子一棵秧，一棵秧即使接两粒籽，一亩地撒五百斤种子，将来也要收一千斤一亩。当时的始建公社的领导为了推广密植，在东岳庙外，胡家祠对面的一块地里搞了个实验（幸好只搞实验）。不知他们在这块地里种了多少麦子，但长出的麦苗像毛毯一样，后来长到三四寸高我们看见的麦秧已是一颗挨一棵，已是密不透风了。上学路上，我和汪文君、程耀光一起经过这里，看着这片麦苗议论说：“这麦子有收成吗？”，然后相视而笑。不足三个月，这片麦苗枯黄了，撒下的几百斤麦子变成泥土了。我当时在想，这些公社的书记、社长大多是农民，难道他们不会种地吗？后来听韩玉芳说她老爸韩绍章社长就反对这样干，但反对无效，还差点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炼钢到底炼得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的任务是难以完成的。于是从上到下给各级单位下任务下指标，强迫群众交废钢铁冒充炼的钢。浮夸成了时髦，被冠之曰“放卫星”。五七年苏联卫星上天，所以我们也要把粮食产量吹得高上天，所以叫放卫星。为了放好卫星，大家都不惜虚报产量。第一个放卫星的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实际情况北方的小麦亩产就只有二三百斤，能到三百五十斤就上天了，他们居然“放了”个三千五百三十斤。于是各地都开始比赛卫星的数字。到九月份，人民日报报道：广西环江县水稻产十三万斤，这卫星也太大了。
我记得当时还和几位同学测算了一下：一亩地六百六十六平米，按此计算一平米要产二百斤谷子，也就是三尺长三尺宽的地面上要摆四箩筐谷子，才能凑够这个数。我们在农家的小孩都不大相信这个数字，可人民日报刊出，也不敢怀疑。若干年后听说最高领袖也对这个数字质疑，请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学森通过计算论证，说是只要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五转化为农作物的产量，“是有可能的”。不知道这个传说是否真的，不过我看来，他是科学家不假，但他肯定没种过田。随之而来的还有人民公社，它是由全乡的农业合作社合并而成，把乡改成人民公社。农业合作社相当于民居小组，有二三十户约一百多人，几个或十几个农业合作社组成一个村，后来村改称大队，农业社改称生产队。以前分配是以农业社为单位核算，现在乡改公社后说是叫“一大二公”，以公社为单位核算，刮起“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所谓“平”就是以全公社为单位平均分配生活资料，所谓“调”就是把产量高收获较多的生产队的生活资料调节给产量低生活资料较少的生产队。也就是“大平均主义”，显然有悖于按劳分配的原则。
公社在各生产队成立了公共食堂，把分散居住的农民集中到大房子里去，这些大房子原本是地主的，解放时分给了佃户，现在加进一些农户根本住不下，就把房子的廊檐也隔成房间给这些人住。不但分散的，就连我的家所在的房子有十来户人也被赶到不同的地方去住。我们的这座房子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我隔房的二老爷，他是牛倌不能赶走，一个是我的母亲——保保，陈春凤，她体弱多病，也五十来岁，坚决不走，生产队的干部也拿她没办法。每天每顿都是我小妹金霞在食堂吃了饭，用一个钵钵提点饭——红苕稀饭、菜稀饭或包谷搅搅回去给保保吃。 一九五八年冬，生产队缺粮还不算严重，但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夏之交问题就严重了，食堂里的饭已是清汤寡水，好多人特别是老人小孩已出现水肿。但我们的那个生产队队长算有点常识，他一看情况不对，赶紧组织了六个老农，其中包括我的父亲陈德明，组成了一个种菜小组，栽种大量牛皮菜、白菜、青菜、白萝卜、红萝卜。粮食少就吃菜来填饱肚皮，就这样还是相继死了好几个人：九老爷、九奶奶，尹二爷及儿子媳妇，罗幺爸陈学明的小女儿，雪阳大爷的老儿子——大娘快五十岁才生的叫“叫花子”的小兄弟，永昌兄的父亲少修大叔，远房的少先大叔的父亲陈树宣二老爷，麻二爷陈大文……锡家沟这个生产队死了十来个人，他们的死都和饥饿有关。现在一些分析文章的说，当时的社员出工不出力，懒惰偷工导致了农业减产。所以粮食不够吃，饿死人。但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情况不全是这样。寒暑假我都回家参加劳动。那时的社员从早到晚都在田地里干活，一般由队长安排劳动，哪些社员干什么在哪些地里干，规定安排的人都必须完成才能收工。当时农民只能在田地干农活，没有人也没有机会去城镇打工，也不能去做买卖。当时农村并不缺劳动人，所以为了粮食生产真是做到了精耕细作，田要耕几遍耙几遍，土要深翻打细，种下庄稼还要薅好几遍，地里难得见一根草。田边地头也铲得干干净净，收集草皮沃肥料，庄稼长出后还要施几次肥，主要是猪牛粪水，没什么化肥，有时有点，一个队也只能分到几袋（一袋五十斤）化肥就当成宝了。施肥后还要薅地垒窝除杂草。相比今天的农民耕田，那时的农民用功费力比现在多出几倍。粮食产量上不去，肥料缺少，种子质量不行是很重要的原因。现在农业能保持稳定高产靠什么，一靠那些修的水利设施，二靠化肥厂的尿素等化肥，三靠科学家培育出来的优良品种——没有科学种粮、技术的发展，仅仅靠包产到户、提高个体的积极性，中国的粮食产量不可能提高这么多。我认为包产到户最重要的功能是解放了农民，让多余的农民外出打工，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廉价劳动力——农民工。
仁寿八中的师生在外面劳累了两三个月，炼钢的不成，搞四秋的人也人困马乏，在十二月带着一身烟灰尘土回到了学校，又开始了学习生活。
一九五九年夏季收成不好，原因是五八年的秋耕秋种人力不够搞得不好。到了秋收，虽然社员仍是辛勤劳动，但秋收的收成仍不如意，产量没有达到五七年五八年的水平，交了公粮和统购粮外，剩下的粮食是无法让人吃饱的。我们生产队仍加大蔬菜种植，用以充饥。当时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本意是纠正过左的做法，没料到出了个彭总的“万言书”。据说引起了最高领导的反感，认为彭总要夺权——这下，反左的会议风向骤然转变成反右，彭总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紧接着全国掀起了“反右倾”的浪潮，到处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导致我家，也卷进一起冤案中——我的家族虽然远在偏僻的地方，但也随着国家的运动起伏。 那年，胜利乡石鼓村大队（即十大队）第六生产队因地盘大、人口多不便管理而分成两个组，上边即西边，是以尹姓为主的一个组，下边即东边，是以陈姓为主的一个组（后来改为生产队），并成立了一个食堂，生产队长是幺爸陈学明。 虽然大家很努力，但锡家沟生产队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不但没增产还减少了一些。本来，粮食产量有一定的波动是正常的，但习惯了阶级斗争思维的公社领导却不这么看，加上其他地方还在放卫星，都在蹭蹭增产，偏偏锡家沟减产，他们脸上也挂不住，所以一口认定：一定被坏人瞒产私分了，故意少报了粮食产量。正好遇到国家搞“反右倾”运动，于是有人利用这个运动，制造了所谓的“瞒产私分冤案”。我父亲也被冤进其中。
（未完待读，下周三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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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图片 @张海年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