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颠簸，使他们的逍遥梦想支离破碎 | 王宏图评《三室两厅》

《三室两厅》是当代著名诗人韩博的长篇处女作，呈现几个年轻人从大学时代到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希冀、迷茫、求索、沉浮，描绘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迄今，一代年轻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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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室两厅》

韩博 著

202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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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的诗意与乌托邦

——韩博《三室两厅》读后

文 | 王宏图

乍看之下，韩博这部新作的书名颇有吸引人眼球的魔力：三室两厅！在寸土寸金的帝都魔都，这是一组多么金光熠熠的字眼。尽管还远远攀不上顶级豪宅，但也是成功中产人士的标配。

但当你满怀一腔热情打开书页，先前的亢奋转眼间便会哗啦啦地退潮。这里既没有外省青年舍命打拼、终成正果的励志故事，也没有浮华世界的纸醉金迷，有的只是“虚构室”、“非虚构室”、“反虚构室”、“黑厅”及“软厅”这些非实体、寄寓在字里行间中的文本空间。

此外，想让紧绷的神经松弛一下的读者也找不到让人呼吸急促心跳加剧的情节，有的只是胡先生、韩先生、马先生等出自同一所校园的文化人，数十年的命运颠簸使他们先前的逍遥梦想支离破碎，归于无形。它力图展示的是一代知识人的精神蜕变。

不难发现，《三室两厅》是一部具有强烈先锋色彩的实验小说。众多读者打开小说，常常期望作者用一长串靓丽光滑的字句娓娓动听地讲述故事；然而，韩博的这部作品让他们失望了。

不仅仅是失望，他那种不无怪异的叙述方式对他们惯常的审美趣味简直是种无礼的冒犯。君不见，作者采用的完全是泥沙俱下的叙述方式：全书伊始，胡先生丢失了手机——在其他作家笔下，这原本是制造悬念、推动情节进展的绝佳时机，但韩博却偏偏无视读者的期盼，将它轻轻放过，而是用令人眼花缭乱的穿插、交叉、杂糅、连缀等方式，将繁杂的文本碎片组装成万花筒般的当代都市生活的全景图。

在某种意义上，它成了各种文体竞相登台的嘉年华：其中有惯常的叙述，层出不穷的戏剧场景，诗歌，旅行笔记，哲理随笔。这远不能囊括全部：还有就是从头至尾叙述者兴之所至、近乎滔滔不绝的议论点评，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文本（从文学、哲学到宗教，应有尽有）百科全书式的引证。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作者时不时以戏仿的笔法将那些脍炙人口的格言名句加以改写，在强烈的对比映衬下取得意想不到的喜剧效果。

尽管书中那些人物的结局并不完满，但《三室两厅》并不是一部悲剧性作品，不是一曲绵长深情的挽歌，而是充盈着丰沛蓬勃的生命活力，这在很大程度依仗了作者刻意制造的诙谐意味十足的戏仿效果。

面对《三室两厅》这样的作品，有人不禁要问：这还是小说吗？明明是作者构筑的语词的迷宫，或者是一幕语言的杂耍表演。如果局囿于人物、情节、环境三位一体的传统小说观念，发出上述感慨实在情理之中。

然而，与流行的观念不同，对于小说，人们一直有着另类的构想，昆德拉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在《小说的艺术》等书中不厌其烦地阐述了其小说观。在他看来，小说的基本特性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情感，不是人物，而是认识，“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而小说的最大优势在于，它“有一种非凡的融合能力；诗歌与哲学都无法融合小说，小说则既能融合诗歌，又能融合哲学，而且毫不丧失它特有的本性”。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昆德拉给小说下的定义是：“一部小说就是以带有虚构人物的游戏为基础的长篇综合性散文”。

反观韩博的这部新作，它的确具备了昆德拉所说“长篇综合性散文”的特性，其中有一组虚构人物，但作者并不试图在读者头脑中酿造出写实小说仿真性十足的幻觉，叙述者对人物命运遭际的讲述带有浓郁的游戏色彩，像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他叙述剧中倡导的“间离效果”，不时打破读者的幻觉，提醒他们他只是在讲一个虚拟的故事。在他眼里，他们并不是值得精心雕琢的形象，充其量只是展示创作者意念、激发读者思考的玩偶。

在创作这部小说前，韩博已是一个卓尔不群的诗人。显而易见，他在这部小说中灌注进浓郁的诗意，这不仅仅体现在文本中多处显现的诗歌片段，而且渗透在整体构思上。

《三室两厅》作者韩博

他不满足于讲述几个人物在尘世间浮沉的故事，而是赋予了他们一种诗意，力图从哲理层面上探索他们的命运与生活的意义，这在“非虚构室”那部分马先生在西南边地的历险的描绘中体现得尤为鲜明。

以这样的游戏杂糅方式，可以断言，韩博在《三室两厅》这部小说中想要构筑一个诗意盎然的叙述大厦。但这一个充溢着诗意的叙述文本同时也是一个叙述的乌托邦。

纵观文学史，这一宏伟的构想在19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作家、批评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那儿已是雏形初具。在他对浪漫主义文本的构想中，它“是渐进的总汇诗。它的使命不仅是要把诗的所有被割裂开来的体裁重新统一起来，使诗同哲学和修辞学产生接触。它想要、并且也应当把诗和散文、天赋和批评、艺术诗和自然诗时而混合在一起，进而融合起来，使诗变得生气盎然、热爱交际，赋予生活和社会以诗意，把机智变成诗，用一切种类的纯正的教育材料来充实和满足艺术的形式，通过幽默的震荡来赋予艺术的形式以活力。”（《断片集·116》）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

但这种力图包容一切、囊括一切、诗意盎然的蓝图一旦运用到叙述上，很容易沦为叙述的乌托邦。

这在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的《海因里希·冯·奥夫特丁根》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它描绘出生于市民家庭的主人公奥夫特丁根成长为诗人的历程。他梦境中浮现的奇异之花“蓝花”成了他憧憬中的远方的理想王国的表征。他历经一系列探寻的旅程后回到家乡，采摘到了蓝花，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整个人类变得富有诗意，新的黄金时代到来。”

然而，细读全书，你不能不发现诺瓦利斯构建的是一个脆弱不堪的叙述的乌托邦。在学者谷裕看来，对玄奥的形而上理念的演绎，无论采取多么形象的方式，与小说叙事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冲突。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诺瓦利斯

一方面，他力图在梦附加物中建构“诗”的理念、神性和诗意化的氛围，但另一方面在叙述推进过程中，诗的理念和神性或多或少被消解。这可谓诗与小说叙述的永恒冲突，这两种体裁并不像昆德拉设想那么容易融为一体。

而韩博《三室两厅》面临的也是同一样难题，诗意与小说叙述间的裂痕在他苦心经营的宏大文本中赫然在目，连篇累牍、有时近乎口水的议论与戏剧片段成了寄生在文本中的异物，最后将全书变成了一个不无苦涩的乌托邦，因而也使先锋、实验等大写的标签与晦涩、破碎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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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2020年1月4日解放日报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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