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
陈云与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会议公报
人民日报刊发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为期36天。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
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幕，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其一是1976年4月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是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同志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
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西北组的召集人，虽然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只有三次，但每一次发言内容都很重要。他话不长，内容却精彩。
我记得他第一次发言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那是我们分组第四次会议。他在关于重点转移的发言中，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
胡耀邦还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问题？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指出长期存在“党内有党，法外有法”的现象。
接着他介绍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主张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胡耀邦第二次发言的时间是11月16日，讲的是农业问题。胡耀邦认为，农业是当前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元气大伤，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人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糊窗纸，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破了。
胡耀邦发言中对“农业”的基本概念，还讲了一番有深刻见解的话。他不同意有些用我们中国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话来安慰自己。他说“养活”有各式各样的养活。糠菜半年粮是“养活”，丰衣足食、营养充足、体质好也是“养活”。他认为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同时他认为我国的耕地面积比统计上要多得多，他认为农民积极性起来之后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叶剑英功不可没
叶剑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行动中立了大功，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但是叶剑英在1978年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所做出的贡献，知道的人就很少了。我感到可以用“功不可没”这几个字。
叶剑英在闭幕会上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领导班子问题。这是会议开到最后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1978年时，刘少奇、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已相继逝世。81岁高龄的叶剑英，很自然地发出感慨：“我们这些老干部、老同志，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南征北战，度过了大半个世纪，现在，年岁都很大了。自然规律是违背不了的。”
大家都迫切希望邓小平出来主持中央工作。1978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在我们党中央的领袖地位就确立起来了。邓小平获得这样的地位，当然主要由于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广大干部与群众的爱戴，但是年高德劭的叶剑英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他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他说：这次会议，大家畅所欲言，充分讨论，开展了批评，一些犯了错误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评，这是我党兴旺发达的标志。叶剑英讲到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必须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
叶剑英接着讲了一段，说领导干部要发扬民主，就必须具有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他批评有些同志：“嘴里也天天喊要批评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可是，稍微尖锐的意见一来，他们的面孔就立刻拉长了。他们只会批评别人，从不批评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他讲的第三个问题是“勤奋学习，解放思想”。他认为勤奋学习，解放思想是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学习愈好，知识愈丰富，就愈有利于解放思想。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而且是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我们的同志，对待这样一场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呢？他认为许多人还是准备不足。有些同志还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规，因循守旧，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迈出一步。怕什么？是不是怕人家说自己“复辟资本主义”，怕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丢乌纱帽？他说，如果讲怕，他们为什么不怕两千多年遗留下来的手工业生产方式继续保存下去，不怕中国贫穷落后，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
叶剑英这篇讲话，讲的是多么好呀！当时实在很少看到在党的文献中对这件事情讲得如此透彻的。
（摘自《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于光远／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原名郁锺正，出生于中国上海，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经济学家。
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代表著作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等，曾荣获“致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智库建设40人”，2013年9月26日，于光远在北京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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