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二)第三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三五”)是指1966年至1970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以下简称“四五”)是指1971年至1975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一)第一次是由三年调整时期带来1966年上半年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由于1967、1968年连续两年的大破坏而急转直下。(二)第二次是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时期使财政经济得到恢复、发展,1974年再次受到破坏。1.196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明确指示国家财政大权,属于中央。2.1967年6月中共中央及时采取各种措施制止经济主义歪风。3.1969年国内局势稳定,党和国家采取的各种措施与对财政的有力支持以及广大财税人员的艰苦努力,使财政经济状况有了初步回升。4.1970年对内地建设优先安排,保证资金供应;对地方“五小”工业,给予支持。(3)加强企业管理,彻底查清固定资产和核定其需要量,狠抓薄弱环节和积压物资的处理利用。6.1974年,在反对“右倾回潮”的干扰下,刚起色的财政经济形势再度恶化。(三)第三次是1975年经过整顿后,财政经济又有起色,由于19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受摧残。1.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对财政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国民经济终于摆脱了停滞倒退开始走向恢复和发展。2.1975年年底,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整顿工作停滞,生产秩序打乱,已经纠正的错误政策和做法又被恢复了。3.1976年10月,中共中央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国家开始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1.“文化大革命”前期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预算管理办法。2.1968年为了保证必要支出,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得不暂时实行收支两条线的办法。即收入全部上交国家,支出全部由中央拨给。3.1969年,政局相对稳定,恢复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规定收入的分成比例。4.1970年,实行中央、省、县三级管理,“定收定支,总额分成”的办法。5.1971年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交(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的办法。6.1972年对包干体制作了局部修改:地、市、县不宜层层包干,可以采取收入分成办法或其他办法。7.1973年试点“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办法。1974年在全国普遍试行了这种办法。8.1976年恢复了“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同时扩大了收支范围和管理权限,保留了按1974年体制规定给地方的一笔固定数额的机动财力。从1968年税收制度开始变动到1973年正式进行了一次税制大简并,把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对企业征收的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及盐税合并成为一种工商税,将过去行之有效的复税制简化,基本上成了单一税制。这种基本单一税制的格局,不适应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使税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了,严重限制和削弱了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的发挥。 (1)企业奖金制度取消,实行按工资总额11%从成本中提取职工福利基金的制度。这是企业收入分配体制的倒退。 (2)固定资产更新和技术改造资金,实行基本折旧基金抵留的办法,不再采取由预算拨款和利润留成的办法。扩大企业机动权限,基本折旧基金必须留给企业一部分,留多少,由各部、各省、市、自治区自行确定。1972年财政部将“存款自愿,取款自由”,有钱就拨,要钱就给,只花钱不报帐,基本建设拨款支出连续几年突破国家预算,工程项目财务管理极其混乱的财务管理体制,采用抓“守计划,把口子,保重点,促投产”的手段,必要时采取冻结基本建设存款的方法,建立健全了建设单位年度财务决算必须由建设银行经办行审查签证的制度,完善了自下而上的决算编报审批核销体系。此外,建设银行还大力开展了参与计划落实投资的工作,帮助建设单位以余补缺、自求平衡弥补投资缺口,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行政事业财务管理的基本制度,主要是通过定员定额进行计划管理,严格执行行政事业经费的预算、决算制度。管理形式主要是差额预算管理和全额预算管理。这些制度在十年动乱中虽然继续执行、但由于政治的动乱和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的破杯、行政事业财务也遇到重重困难,定员定额制度有名无实,各项费用开支标准也非常混乱。在这期间国家对行政事业财务管理问题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主要是1973年9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教育卫生和行政财务座谈会提出的具体措施。对当时维护行政事业财务管理制度,扭转财务管理混乱的情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建设了大批水利工程,提高了农业现代化的装备水平,石油工业、石油化学工业、冶金工业迅速崛起、大批钢铁企业、机械、煤炭、电力工业企业建成投产。还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在杂交水稻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此期间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财政援助。 1.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财政分配结构畸形 4.农民和职工生活、社会公共事业欠帐严重,问题成堆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在将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带入混乱状态的同时,也使财政工作面临困局。不仅财政管理指挥体系大大削弱,财政管理思想陷于混乱,而且国家财经纪律也受到严重践踏。为应对由此而引致的不断增加的财政压力,财税体制的变动十分频繁。这种频繁变动,既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所累积的财政压力的不断加大,也凸显了扮演苦撑危局角色的新中国财政的特殊作用。在广大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斗争下,“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国民经济在这个时期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这些成就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足见,政治局势的大动乱和经济的急剧恶化给财政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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