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回望逝去的“报人时代”
邵飘萍
从1926年被杀的邵飘萍到1941年病故的张季鸾,再到1949年后不再办报的陈、邓夫妇,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报人,他们的报纸和那些以宣传或怀有其他目的的媒体不同,本身就是目的,对他们自身来说,办报就是安身立命之本,他们在自己报纸中寄托了全部的理想,他们倾注全部的生命,希望通过办报服务社会、影响社会,这已经和晚清时代怀抱维新理想办刊办报的梁启超们,和怀抱革命目标而办报的于右任们有了很大的区别。我把中国新闻史上的那个阶段称为“政论家时代”。等到邵飘萍、张季鸾这些人自己办报,中国才逐渐进入了一个“职业报人时代”,其中张季鸾和《大公报》、陈邓夫妇和《新民报》、成舍我和“世界”报系就是最好的代表,这是中国新闻业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他们的报纸各有特色,都具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个性,并不是千人一面、一个鼻孔出气的,也正是这种各自不同的个性打动和吸引了读者,赢得了读者,使他们傲然屹立在纷乱的时局中,但是他们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们的报纸都是独立的、民间的,基本上保持了文人论政的特征。
张季鸾
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新民报》系初创于1929年,大致上与张季鸾的《大公报》同时,靠了陈的兼容并蓄、容忍的工夫,靠了邓在企业管理上的长袖善舞,在一批在办报上有经验的文人鼎立支持下,几乎是白手起家,创造了新闻史上“五社八版”的传奇,成为中国民间报纸的又一个样本。与《大公报》等民间报纸一同建立了中国言论史、新闻史上的文人论政传统,把“政论家时代”推进到了一个成熟的“职业报人时代”。
陈铭德与邓季惺
相比之下,当邵飘萍办《京报》时,“职业报人时代”还没有到来,他是过渡期的人物,从新闻记者到自办通讯社、日报,他在很短的时间把《京报》办得有声有色,就是因为他不依附任何特殊势力,没有背景,不拿报纸做进身之阶,大胆敢言,许多独家的报道和他锋锐的评论都是他迅速崛起的原因。现在看来,他的办报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他在报纸中倾注了太强烈的感情成分,有时候显得冷静的理性不足,或者说他与现实政治的距离挨得太近了,包括他与冯玉祥的国民军那种密切关系。报纸毕竟是报纸,是公共媒介,报人本身可以有热烈的爱憎好恶,但是如何能尽最大可能地保持节制,保持客观性,少一些主观,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即便是在今天。
张季鸾曾写过一篇文章《无我与无私》,“根本上说: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当然发表主张或叙述问题,离不了‘我’。但是要极力尽到客观的探讨,不要把小我夹杂在内。譬如发表一主张,当然是为主张而主张,不要夹杂上自己的名誉心或利害心。而且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他还说,无私是从无我推演出来的,要做到彻底的无私太难。所以最要紧的是努力做到动机无私。只要动机是无私的,就可以站得住。可以为报纸献出生命的邵飘萍在新闻史上之所以站得住,也就是他本人并无什么不纯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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