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透过梁漱溟重新寻找答案

1918年11月7日，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正准备出门，遇到梁漱溟，二人谈起关于欧战的一则新闻。“世界会好吗？”梁济问道。梁漱溟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济说罢就离开了家。

三天之后，梁济投净业湖（今积水潭）自尽。

不同于父亲临终前对世界的叩问，梁漱溟一生中更关注两个基本命题：

其一：人为什么活着？

其二：中国未来向何处去？

用梁漱溟自己的话说，“我常常说，我一生啊占据我自己头脑的有两大问题，一个是中国问题，是现实的中国国家的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就是中国的衰弱危亡、社会的苦痛，这是常常地占据我的头脑的一个问题。可是另外一个问题远远超过、大过这个问题，就是对人生问题的怀疑烦闷、以至于对人生的否定。一直是这么两个问题，有时候这个问题占优势，有时候那个问题占优势。”

为了解答这两个问题，梁漱溟用了一生的时间，并且被外界赋予了不少“头衔”——最后的儒家、最有骨气的人、公开否定文革第一人、中国乡建运动领军人物……而且也留下了不少“佳话”——与胡适的交战、与毛泽东的互呛、与蒋介石的恩怨、与冯友兰的过往……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

这大抵也是今天困扰很多人的问题。对青年梁漱溟来说，因现实政治产生的幻灭感，最终催生出对自己、对整个人生的轻视和厌恶，以至于无论看到什么，都成了佐证世界邪恶本质的新例证。被逼到墙角的梁漱溟，不得不以自杀作为最后的避难所。

对于政治的幻灭感，梁漱溟曾这样的写道——“（我）渐渐晓得事实不尽如理想。对于‘革命’、‘政治’、‘伟大人物’……皆有不过如此之感。有些下流行径，鄙俗心理，以及尖刻、狠毒、凶暴之事，以前在家庭、在学校遇不到的，此时却看见了；颇引起我对于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

而在谈到世界邪恶本质时，梁漱溟也有亲身经历来佐证——“又有一件事，是我在北京街上闲走，看见一个拉人力车的。是一个白头发的老头，勉强往前拉，跑也跑不动；而坐车的人，却催他快走，他一忙就跌倒了；白的胡子上面，摔出血来！而我的眼里，也掉出泪来了！……我受到种种的感触，反复的思索，使我的血达到了沸点，那一年我几乎成了疯狂。……我因为心里这样激昂，精神状况很不稳定，所以有那一年在南京未成的事。”

不得不说，这时的梁漱溟，像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而他眼见的拉人力车的老头，又像极了老舍《骆驼祥子》里描绘的那个一个个老年后的“祥子”……最终，《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选择了救赎，而老舍笔下的“祥子”则选择了自我沉沦。

所幸，两次自杀未遂之后，梁漱溟将目光投向了佛家和佛学，进而过渡到儒家，并最终完成了自我救赎。198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艾恺在访问梁漱溟时曾经问：“五四时代，您就好像是放弃了佛学而转入儒学”，梁漱溟对于自己思想的根本进行了说明，并解答了很多人对于“从佛家转入儒家”的疑惑。用梁漱溟的话说，“那个都不大相干，说放弃，也没有放弃，不过是，原来想出家做和尚放弃了，在思想上还是那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梁漱溟94岁高龄时直接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佛教徒——“我是一个佛教徒，从来没有向人说过，怕人家笑话。一个人有今生，有来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个和尚，一个禅宗和尚！

而经历一番政治和现实的洗礼，梁漱溟对于“人为什么活着”有了更彻悟的理解。晚年梁漱溟认为，人要幸福，需解决三大问题：

先解决人和物之间的问题；

然后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

最后解决人和身心之间的问题；

基于此，梁漱溟晚年最后一本书就叫做《人心与人生》，而在与艾恺教授的对谈中，梁漱溟也反复提到这本书，并将其当做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在这位老人看来，现在的人类不认识自己，管不住自己，这将是今后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

再看第二个问题——中国未来向何处去？

相较于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看似距离每个人很远，但其实又很近。因为对自己的认识，对“人为什么活着”命题的思索，本身就离不开特定的环境，离不开“中国”这个母体。

过去四十余年，“中国崛起”作为一个现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今天来自四面八方的围攻堵截并不意外，是大国崛起的必然结果。而之所以很多人不解中国“崛起”背后的动力和原因，也不解中国崛起后何以真的走出强国必霸的历史轨迹，关键在于不解这一切表象背后的中国文化之要义。就像很多人不解为什么疫情期间中国人可以这么听话乖乖待在家里，为什么西方媒体口中针对新疆的论调在中国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对梁漱溟来说，从始至终坚信：中国未来向何处去，起着决定作用的是中国固有的文化，而且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基于这一认知，所以梁漱溟选择离开北大，投入到乡村建设中去。因为在当时的梁漱溟看来，最能体现、或者说最为纯粹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之所在，仅仅存在于广大农村。

艾恺教授在《最后的儒家》一书中就此写道，“在整个宇宙历史过程中，中国人被赋予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历史上的一个群体，中国人拥有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是独一无二的，并最充分地展现了人类道德方面有可能达到的最高层次。在腐朽的外壳下，这个道德的群体至今仍然存活着，至少是在农村。”

将目光锁定于广大农村和农民，这大概是梁漱溟与毛泽东早年能一拍即合的最大基础，当然两人后来也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而分道扬镳。历史的巧合与偶然，总是让人唏嘘不已，却又无比迷恋。

在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农会与地主控制的民团之间的武装冲突后，梁漱溟对农民运动更有信心了。他坚信谁驾驭了农民的愤怒和沮丧，谁就掌握了未来。“农民运动是中国目前必须有的，谁忽视了农民运动，他就不能理解目前的形势。”

195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针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报告的小组讨论，梁漱溟第一个站出来为农民仗义直言：“过去将近30年，中共都是依靠农民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

这一仗义直言，最终激化了梁漱溟与毛泽东的关系，毛泽东发表了《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讲话，并将其收录在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其中写道，“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在接受艾恺教授访问时，梁漱溟本人是对这次交锋有反思的，他认为自己当时确实做得不够好，没有给领导人面子。而谈到最佩服的人时，这位老人还是脱口而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人的名字——毛泽东。

最后，还是回到开头的话题，人为什么活着？中国未来向何处去？透过梁漱溟来重新寻找答案，于我而言不过是两句话：解决人和身心之间的问题，莫忘中国文化之根本和广大的农村。关于后者，笔者曾写过一篇《建国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定要善待农民》，惟愿今天的乡村建设能真正切中要害，这大概才是对梁漱溟等早年致力于乡建的先驱们最好的告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