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丢掉“温良”的精神了吗？

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中，有很经典的一幕，是辜鸿铭面对着北大学人讲《中国人的精神》。在电视剧中，限于时长，辜鸿铭只能讲个梗概，大概意思是——

 “何为中国人的精神？众所周知，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美国人，他们纯朴、博大，但是他们不深沉；英国人，纯朴、深沉，但是不够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但是没有纯朴；我们中国人，思想、性格，有很多的弱点，但是在我们中国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没有的难以言喻的东西，那就是温良。什么是温良？温良，不是温顺，更不是懦弱，温良是一种力量，是一种同情，和人类智慧的力量。我们中国人之所以有同情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生活在一种心灵的生活里。这就是与洋人不同的地方。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是一种来自人性深处的情感，是心灵的激情，和人类之爱的情感。”

电视剧中所呈现的这个片段，正是出自于辜鸿铭1915年所写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在书中，辜鸿铭这位“怪才”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有更深入的论述，而且始终围绕着一个关键词——温良。在辜鸿铭看来，中国人的温良精神，是以中国文化和文明作为底蕴的，故而是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

这几天眼看着围绕张文宏“与病毒共存论”而起的争议持续发酵，再重温《觉醒年代》的这些经典片段，让人不禁怀疑和追问：难道中国人丢掉“温良”的精神了吗？难道中国人丢掉“同情”的力量了吗？在此，先复盘一下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7月29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在微博发文，这则微博一共有1,698字，内容是基于对南京疫情爆发和大范围扩散的思考，主要回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南京疫情会不会失控或者继续恶化？疫苗有没有效果？接下来我们该如何与病毒共存？目前舆论场争议最多的，是第三个问题。

张文宏的原文是这样说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疫情不会短期结束，可能长期也结束不了。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病毒学家都认可这是一个常驻病毒，世界要学会与这个病毒共存。南京疫情让我们再次看到病毒的无时不在。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未来的风险一直会有。世界如何与病毒共存，各个国家都在作出自己的回答。中国曾经给出一张漂亮的答卷，南京疫情之后，我们一定会学习到更多。未来中国选择的方式一定是既保证与世界的命运共同体，实现与世界的互通，回归正常的生活，同时又能保障国民免于对病毒的恐惧。中国应该有这样的智慧。我们已经赢过新冠病毒一次，未来我们一定会找到长久的制胜之道。”

其实只要耐心看完张文宏医生的这段话，结合他一以贯之的态度，就不难得出结论，张文宏这里所说的“与病毒共存”，并不等于中国要向病毒投降，要效仿欧美等国的群体免疫直接躺平，而是明显将中国方案与世界其他各国的选择做了区分。而且在文前，张文宏特别提醒人们，“目前这个阶段最需要冷静，严格遵循防控策略，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风，尽量少出门，让城市慢下来。逐步逐区完成核酸检测，最差的时候就会过去。”

抛开这些文字上的纠缠，“与病毒共存”原本也是一个常识。想想看，从十四世纪那场导致欧洲超过三分之一人口死亡的黑死病，到1918年那场造成四千万人死亡、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可怕的全球性H1N1甲型流感疫潮，再到近些年由野生动物引发的鼠疫、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非典等疫情，病毒宿命般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侵袭一次人类，疯狂肆虐一番后又戛然离去，真的很难说，这些病毒已经被人类彻底消灭。

就像法国作家加缪在《鼠疫》最后一个章节所写的，“翻阅医书便可知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亡，这种杆菌能在家具和内衣被褥中休眠几十年，在房间、地窖、箱子、手帕或废纸里耐心等待，也许会等到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将其大批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里死去，给人们带去灾难和教训。”所以，即便有朝一日新冠肺炎疫情被人类战胜了，也并不能就此认定，病毒已经被彻底消灭，它们可能只是处于某种休眠态、潜伏态。

让张文宏“与病毒共存论”成为一场公共事件的最大助推力，来自另一位专家——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原卫生部部长高强。8月5日，高强在《人民日报》旗下的《健康时报》发表题为《“与病毒共存”可行吗？》的文章，后来该文被《人民日报》等媒体转载。该文从世界多国疫情失控现状切入，批评了英、美等国为显示统治力和影响力，不顾人民健康安危，盲目解除或放松了对疫情的管控措施，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追求所谓的“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的再次泛滥。按照高强的说法，“尽管病毒变异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很大困难，但决定疫情变化趋势的永远是人。人类应对病毒策略正确，再强大的病毒也能战胜；人类应对病毒策略失误，再弱小的病毒也会蔓延。”显然，高强批驳的，是以“与病毒共存”当做挡箭牌，来推卸防疫责任的做法。

在文中，高强也明确写道，“令人诧异的是，我们的一些专家也大讲德尔塔毒株的惊人威力，建议国家考虑‘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策略，‘学会与病毒共存’。专家们的观点，既宣扬德尔塔病毒的严重威胁，又主张‘与病毒长期共存’，岂不是矛盾吗？”鉴于张文宏刚刚说过“与病毒共存”，所以高强笔下的“我们的一些专家”就有了具体的对象，于是“高强PK张文宏”的论战格局就此形成。

如果只是专业人士之间的论战，倒也无妨，且值得鼓励，毕竟术业有专攻，即便是同一领域，各有己见再正常不过。而且如果这场论战能以更多专业人士的参与形成大辩论，不仅对于决策层很有参考意义，而且对于普罗大众来说，也是一次全民普及教育的机会。就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场思想变革一样，都是依托于不同观点的争论和交锋，比如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姓资姓社之争，都极大推动了中国的思想变革和历史发展进程。很难想象，没有当年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国还要在“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中迷茫、徘徊多久。

可惜的是，这场有关“与病毒共存”的争论，刚刚起步很快就跑偏了。因为当这场论战从专业人士下沉到“外行”的民众，注定了其很难继续“就事论事”、有说一有二说二。而且鉴于高强的身份以及其文被《人民日报》转载，高强渐渐被塑造成为官方的代表，既然这样，就不仅要和西方的“与病毒共存”划清界限，而且在疫情和其他所有问题上，都绝不能投降和低头。言外之意是，“与病毒共存”不仅是向病毒投降，更是向“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世界投降。

所以张文宏所代表的另一派，就自然而然需要背负所有这样指控和情绪。一夕之间，这位去年还获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党员”的知名医生，就成了要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当代汪精卫”、“汉奸”。现实仿若历史的翻版，让不少人感到毛骨悚然，所以他们竭力“保卫张文宏”，免遭政治的围剿。在一片讨伐和保卫张文宏的“混战”和对撞声中，最新的消息是，有网民举报张文宏早年博士论文抄袭，8月15日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已经启动了相关调查。

现在调查结果如何人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启动调查前的这一波舆论震荡，已经将舆论生态这摊浑水搅得愈发不堪入目，而且让我们再次错失了一次通过大辩论进步的机会。因为接下来，不仅“张文宏们”不愿意再多说什么，被代言的“高强们”估计也心有戚戚然，不想再卷入类似的是非场。庸庸大众们，只能吃点吴亦凡的瓜，嘲笑着张哲瀚的无知，围观着阿富汗的惨状，一切严肃的讨论都变得不可能，一切思想的论争也都将让位于“讲政治”。

回到开头的问题：难道中国人丢掉“温良”的精神了吗？难道中国人丢掉“同情”的力量了吗？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也就是说，仁、义、礼、智这些中国人的精神，不是外界强加的，是本来就有的，不过是没有思考追求罢了。尤其在今天浮躁、虚拟的互联网场域，我们正在变得肤浅而不自知，狂妄却自我感觉良好。

历史从来都是在不同力量的碰撞与撕扯中才得以向前走。最怕的是，只有唯一且不容置喙的声音和力量存在，我们还不自知地高昂着头、唱着凯歌紧随其后，并用扣帽子、抡棍子的方式同仇敌忾打倒另一种力量。从这个层面来看，《觉醒年代》的确是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它让我们看到，在那样一个摸索中国出路的动乱年代，不同观点和思想碰撞出了怎样动人的火花，新旧两派又是如何抱持着“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互相尊重，共同探讨中国未来的出路。今天，也许我们也需要另一场“觉醒”，来唤起中国人的精神，唤起我们固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否则，就算有朝一日我们强大了，崛起了，也只是因循着大国崛起的既定轨道，依托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而很难从中国文化出发，重塑另一种文明样态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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