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重读方方日记，人们还会认为她是递刀者吗？

昨天收听梁文道主持的“八分”节目，在回答读者留言部分谈到了莫言和他当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有一位读者转述了一些人的观点，借此表达对今天人们无法包容不同声音的担忧，转述的大概意思是：为什么诺奖要颁给批评中国的人？是不是不批评中国的作家就没办法获得诺奖？梁文道给出了相对理性和中庸的回答：当年莫言获得诺奖大家都很高兴，没有人在意莫言是不是批评中国。紧接着，梁文道也留下了一个问题：对于莫言批评中国的争议，是最近两三年才开始成为一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听到这里，第一时间想到了两个事情，一个是莫言老师前不久开了公众号了，一个是在疫情初期每天写日记记录武汉情况的作家方方。莫言老师的公众号很疗愈，跟批评不批评中国没有关系，推荐大家去看看。至于方方和她的日记，结合梁文道留下的问题，这两天一直在盘算另一个同类问题：如果今天再看方方日记，那些当初痛骂乃至诅咒方方的人，激越的情绪过后，还会认为她是在给西方敌对势力递刀子吗？

去年3月，也就是中国疫情还处在攻坚战之际，因为工作的需要，通读了一遍方方日记，当时看完后，写了一篇《方方日记读后感：回归常识和独立思考有多重要》的文章。这篇读后感，在肯定方方日记确实存在瑕疵的基础上，着重谈了她在日记里如何反复强调回归常识、独立思考的重要性。

比如在2月4日的日记中，方方写道，“一个社会如果缺乏常识，不实事求是，后果不只是嘴上说的害死人，而且真的会害死人，并且是死很多人。”再如3月9日的日记在批评瞒报官员时写的，“说起来还是缺乏常识。他们把常识建立在政治概念上，而我们把常识建立在生活经验上。”

而对于“独立思考”，方方引用了几个人的话来夯实自己的坚持。一个是朱镕基，这位铁腕总理当年在上海做自我介绍时说，“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一个是老作家姜弘，一次他在会上说，“我们的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上。”还有一个是易中天，“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都是容不得多样的生态，只准世界上有一个声音，一种腔调。”

我们不能否认，方方日记确实有一些瑕疵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它最大的价值，其实是在给处于疫情漩涡中的武汉人民以一份温暖和情绪宣泄口的同时，也给我们所有经历了这场重大疫情的人提了个醒，或者敲响了警钟：回归常识有多重要，独立思考有多重要。

今天的舆论场，看上去热闹非凡，信息无限量，每个人手里都握着麦克风，你方唱罢我登场。可身处这个信息时代的“大染缸”中，我们正在慢慢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基本的常识面前也开始左右踟蹰。尤其在面对不同观点和看法时，辨识力和理性思考更是难上加难。

正如方方面对网友攻击时所反问的：究竟有什么事让他们对一个素未谋面的人、一个他们毫无了解的人有这样意欲大卸八块的刻骨之恨呢？难道他们自小接受的是教育不是真与善而是仇与恨？

疫情一周年之际，跟同事一起书面采访了方方本人，也跟一些学者请教过该如何理解“方方现象”，对于方方日记也有了更多的思考。比如在采访方方时，她也谈到了实事求是、回归常识和独立思考的问题。“实事求是，回归常识，独立思考，也是我在《武汉日记》中一再强调的东西。我在《武汉日记》中曾经写过一句话：‘常识是深刻中的深刻。’很多东西，没那么复杂，也不用多说，开放即可。有了开放，方有包容，有了包容，就会有选择。在没有选择的背景下，独立思考不过是一句空话。”

而在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时，他这样分析“方方日记”现象——“以这次疫情中‘方方日记’现象来说，就很有象征意义，表明人们在思想价值观上的分歧越来越深刻了。持不同观点的人们基本上忽视对基本事实的认知与判断，统统是价值先行，否定性思维，上纲上线，选边站队。这就说明我们社会的思想分歧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很难调和。”

“政治分歧是最伤害人的，它会给人带来非常深远的感情伤痛。生活中其他事情都好说，你骗了我的钱、骗了我的感情，我都可能原谅你。而一旦有了政治分歧，就只好分道扬镳了。实际上，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政治学者，在生活中很少跟朋友谈政治，因为我怕影响到朋友之间的感情。一旦政治上说不到一块儿，就会翻脸不认人。文化大革命时这种人和事多了，夫妻反目，子女斗父母，学生打老师，泯灭人性啊！为什么？就是因为政治上的分歧，加害者往往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这是除害。”

新冠肺炎疫情的确考验了一切，也检验了一切，而且一年多后的今天，这种考验和检验还在继续。今天重新提起方方日记，并不是想要给方方鸣不平，亦或者支持或否定那些认为方方是在给西方递刀子的群体，而只是想以方方和她的疫情日记为载体，来重新回看我们共同遭遇的这场危机和灾难。就像人们回看李文亮医生一样，也每每会被他留给我们的那句“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感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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