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极端民粹，同时警惕将“网民声音”形塑为中国主流
不出意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身亡在中国网络上引发轩然大波，有极端者甚至表示要“庆贺”，毫不掩饰“幸灾乐祸”之感；同样不出意外的是，这样的“中国网民声音”很快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溢出新闻”，乃至有媒体在当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将问题抛给发言人赵立坚，换来“不予置评”的回应。
之所以说“不出意外”，主要基于两点：一方面，中日之间有太过沉重的历史记忆和伤疤，烙印在中国人身上的对日本的复杂情感，随时都可能被激活。具体到那些幸灾乐祸的网民，可能根本不知道安倍晋三的实际对华政策如何，以及他作为日本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在任上做了什么，而只需要几个关键的讯息传导，比如“他是日本前首相”、“他曾经参拜过靖国神社”，就足以让他们血脉喷张。
另一方面，网络舆论场向来是越极端的声音越有“市场”，也越容易被看到，所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不管安倍晋三以往对华政策如何，面对这样的暴力枪杀事件，人们的常识和理性都应该是谴责暴力和罪犯，这是全人类不论国别、肤色、种族的共同的底线，但如果有人越过底线，甚至公然“弹冠相庆”，再加上中日的历史渊源以及外界对于今日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警惕，部分网民极端民粹的声音自然会成为媒体追逐的新闻。
在谴责暴力和极端民粹之外，同样必须明确的是，“网民声音”并不是中国主流。每每有重大新闻发生，网络上总会有一些杂音甚至是极端民粹、突破底线的声音，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是存在的。比如这次安倍晋三遇袭身亡后，台湾有网民扬言“想枪毙蔡英文”，但稍微有点理性的人都知道，这并不是台湾的主流。再比如不久前的张学友被网暴风波，部分网民揪着“香港加油”上纲上线、鸡蛋里面挑骨头，同样不代表中国主流，正如《北京晚报》在后来的评论中所言，“真正的‘正能量’，没有这么狭隘，也没有那么虚弱。”
当个别的“网民声音”被形塑为中国的主流，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亲者痛、仇者快”。今年年初在海外网络空间出现的“大翻译运动”，正是通过语言形塑一个闭关锁国与“极左”中国的典型例子。
《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在3月29日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大翻译运动”片面截取翻译了中文社交媒体上一些过激言论，向外国受众传递的标签化信息带有明显反华倾向和诱导性。按照“德国之声”的说法，个别“大翻译运动”的参与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组建“大翻译运动”的初衷，是“希望能够让更多国家的人明白，中国人并不是和大外宣当中的形象一样‘热情，好客，温良’，而是骄傲，自大，民粹主义兴盛，残忍，嗜血，毫无同情心的集合体”。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全世界拥有华人血统的人“为自己的愚昧而感到羞耻”。
这里提及“大翻译运动”并不是为中国网络空间确实存在的极端民粹辩护，毕竟虽然这些声音不是中国主流，也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透过同样实实在在的存在的“大翻译运动”，以及动辄将“网民声音”上升为中国主流的论断，也需要保持警惕。中国很大，不能用部分网民的极端民粹就断定，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无可救药。中国能走到今天，走过很多弯路，犯过一些错，但同样也带领着数亿人脱贫走上了小康路。就像历史学家许倬云所言，“最短的是人，比人稍微长一点的是政治，比政治稍微长一点的是经济，比经济稍微长一点的是社会，时段最长的是文化，更长的是自然。”我们需要看到个人之短，同样需要看到文化之长。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和文明，从来是“和为贵”，从来是“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
面对接二连三因网络民粹而引发的事端和风波，除了表达谴责并警惕将“网民声音”形塑为中国主流外，也需要意识到，今日之中国确实面临着“发展起来以后怎么办”的问题。复旦大学教授王德峰在疫情之前曾坦言，我们已经从一个“物质上普遍不满足的时代，进入到了一个精神上普遍不安宁的时代”。网络激进主义和民粹主义只是精神上不安宁最极端的呈现，具体到保持基本理性和常识的普罗大众，如何走出“精神上普遍的不安宁”，也是后疫情时代必须直面的问题。用鲁迅的话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归结到一点，是人的问题，人的发展问题。”包括有：人的生存环境（政治、社会、生态环境），人的权利和平等，人的精神自由，人的尊严，人的道德水准，人的全面发展，国民素质，等等。
基于此，鲁迅除了身体力行的“永远站在平民一边”，同时强调，一味鼓动“民气”，而不注重增强“民力”，“国家终亦渐弱”，“增长国民的实力”，这才是真正的维护民族利益之道。一个民族不能没有“气”，但必须在其中注入理性精神；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豪感，但更要有自省精神。敢于、善于自我反省，正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心和表现，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在五卅运动中鲁迅就提醒年轻的学生，“对于群众，在引起他们的公愤之余，还须设法注入深沉的勇气，当鼓舞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如果听任民众非理性的公愤泛滥，“历史指示过我们，遭殃的不是什么敌手而是自己的同胞与子孙。”
“深沉的勇气”、“明白的理性”、增强“民力”，这是中国必须面对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之一，也是民族复兴的最大底气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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