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VS戈尔巴乔夫，三大不同决定中国命运

‍当地时间30日夜，俄罗斯总统事务局中央临床医院发布消息称，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当晚上因长期重病医治无效去世，终年91岁。中国前外长李肇星在自己的回忆录《说不尽的外交》中，披露了自己与戈尔巴乔夫的一次偶遇。在那次偶遇中，李肇星就苏联解体的原因向他提问，戈尔巴乔夫面色凝重地说，自己最敬佩邓小平，但俄罗斯没有邓小平。日前，笔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房宁。在房宁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苏联的改革存在三大不同，而这三大不同，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以下为房宁回答的原文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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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国和苏联都面临着社会危机，都迫切需要改革。这是毫无疑问的。在中国和苏联，改革不是哪个领导人或领导集团主张的，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当年改革不是问题，但如何改革却是个大问题。苏联也好、中国也罢，当年可是人心思变，进行改革是共识。但如何改革？谁也不知道！尤其在中国，改革更是无先例可循。这样就有一个方法问题了，事实证明，只有采用正确方法才能走通改革之路，而错误的方法会把国家引进死胡同。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开始于80年代中期，二者在时间上相距不远。中国改革很快就见到了成效。我们那一代人深有感受的是中国人温饱问题的解决。新中国建立不久，为了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到1958年“大跃进”时搞起了人民公社。但是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搞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居然没有解决中国人温饱问题，中间还经历了三年大饥荒，到文革时古来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都有吃不饱的问题了。而实行改革新政仅仅5、6年，即到1984年中国神奇般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至少解决了“碳水化合物饥饿”问题。中国人基本上能吃饱饭，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而苏联戈尔巴乔夫改革6年后苏联竟然解体了！对比中国和苏联改革至少有三个重大区别。

第一，“向前看”还是“向后看”。

中国改革是“向前看”，苏联改革是“向后看”。在正式拉开中国改革开放大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共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发言，这被认为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总纲领的阐述，它为中国改革开放定下了总基调。

当年中国与苏联也曾相似，从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中国在“左倾”道路上越走越远，“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四清运动”，最后是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一路折腾下来，国家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当时，有两大事件直接触动改革开放的政策大调整，一是广东的“大逃港”，一是云南知识青年要求返城的“大罢工”。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两件事预示着一场全面社会危机即将到来。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就在这一天，云南知识青年上访代表团冲破重重阻力达到北京。当时，中国社会积累了几十年的问题和矛盾，可谓积重难返，一招不慎就可能引发不可收拾的局面。在这时候，如果清算历史旧账，分清历史上的是是非非，必然重新挑起内斗。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共确立的“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方针必然会落空，整个国家就会重新回到“阶级斗争为纲”的状态上去，全党全民就会落入彼此仇视、彼此清算的渊薮。

邓小平看清了中国社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主要问题和矛盾，他毅然决然地把中国人民的目光引向经济建设，引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相信，只有暂时放下是非恩怨，靠时间、靠生产发展、靠人民生活的改善，才能医治国家创痛，抚慰人心。

对比苏联，很不幸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向后看”，他试图以否定前人的方法获得合法性，结果挑起了社会大混乱、大动荡，把社会引向新的纷争，最后不仅是非没有分清，整个国家被葬送了。对比中国改革的成功，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把改革引错了方向。我想，戈尔巴乔夫对李肇星说“俄罗斯没有邓小平”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吧！

第二，“两点论”还是“单向度”。

中共关于改革开放有个“基本路线”，叫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新政之后，社会上十分活跃，各种思想、各种主张纷纷涌现，关于改革也有各种观念和思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各种思想碰撞达到了一个高潮。

为此，会议主办单位中共中央宣传部不得不找邓小平出来“统一思想”。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来到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这就是后来收到《邓小平文选》二卷中的名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篇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两个：第一，中国必须改变过去的旧政策、旧思路，走一条全面改革开放的新路；第二，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内进行。

所谓“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什么在即将开始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时候，却要提出这“四个坚持”呢？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奥妙就在这里！当时的中国要走一条新路，但新路怎么走，改革如何搞，却无人知晓。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的方法是，既然不知道改革什么，就从不能改什么入手。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为即将到来的改革设置“负面清单”，这是对改革的未雨绸缪，是风险防控。

这确实可以说是中国人的智慧，是邓小平的智慧。他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改革开放，他把否定“文革”左倾路线与坚持四项原则“对冲”，并以此设为改革开放的逻辑起点。由此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尽可能把风险放置于可以调整控制的范围之内。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大胆改革，成功的推广，发现错误赶快改！总之，邓小平指导的改革开放的灵活双向的。对比戈尔巴乔夫“单向度”、“单车道”的有去无回的改革，其中的奥妙一目了然。

第三，“摸石头过河”还是“一揽子计划”。

“摸着石头过河”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句名言。它的意思是，在改革开放的探索中强调实践第一，从问题出发，靠问题推动改革开放，而不是事先人为地制定一揽子计划或搞什么“顶层设计”。改革开放无现成经验可循，改革现有制度和体制十分复杂，从问题出发可以避免主观性、盲目性，可以避免系统性风险，将可能遇到的问题和风险置于可控范围内。“摸着石头过河”还有一层意思是经过试点，采用“试错法”。中国改革开放从开始时就采取试点方法，如1979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对外开放特区，对改革开放举措进行实验。在实验、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进、逐步推广。

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顶层设计”开始的。他的《改革与新思维》就是一个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内到国际的“一揽子”方案。而社会问题是复杂的，社会进程是“单行道”，一旦失误满盘皆输，连纠正的机会都没有。苏联改革就是吃了这个亏。

我们今天回头来看，当年中国和苏联都搞改革，为什么中国成功，苏联失败了？一直以来有一种很流行的阴谋论说法，说戈尔巴乔夫是个背叛者。我以为，如果从客观效果上说他背叛也不为过。但从主观上看，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故意要把苏联搞垮。改革不是他的个人意志，而是整个苏联社会上下的共识，他不过是个主持人。戈尔巴乔夫的问题，简单否定过去是错误的，从根本上改变苏联制度也是行不通的。中国则不然，当时中国面临的危机和问题丝毫不逊色于苏联，甚至更为严峻，中国那套“左”的东西实在搞不下去了，必须改革，必须开放。而中国幸运的是选择和采取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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