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岚 | 大数据与世界文学教学

作者简介

郝岚 天津师范大学跨文化与世界文学研究院院长、《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文学，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理论、翻译研究等。

摘要：大数据与世界文学教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首先,近年世界文学选集编选具有大数据思维特征,例如选本范围更加广泛、注重相关性的并置式阅读等,因而也被批评专业性减弱;其二,大数据带来世界文学教学模式的立体多样与规模巨大;最后,大数据也带来阅读的扁平化、同质化与新霸权主义的问题。几乎只有世界文学教学最为快速地对技术与大数据为世界带来的广泛变化进行了回应,其他已经制度化的人文学科很难如此包容。总之,世界文学教学与大数据在深层结构上与社会民主化与世俗化进程同步,是认识论上多元的文学教育观念的体现。

关键词：大数据、世界文学、文选编辑、教学模式

本文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1期；注释等在此省略，完整文章请参见刊物或知网；书籍封面图片来自网络，如有不当，请联络。

近年来,“大数据”成为热词,许多人文学者认为这个词带着冷冰冰的技术理性的可憎面具,不仅不是我们应该热衷的,而是人文学者应该加以批判和抵制的。这种看法部分意义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大数据和电子媒介确实直接影响着文学阅读和课堂教学时,我们要反思自己: 疏离现代信息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是应该引以为荣的人文主义坚守,在什么程度上是缺乏对当前重要的社会变革的关切?

简单说,大数据就是通过对过去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海量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对未来的预测,并获得有价值的服务和洞见。它的基本特征简称“三V”( Volume容量,Variety多样,Value价值); 具体而言就是容量很大、形式多样(以文本、多媒体等多形式存在) 、价值密度与数据量成反比(数据越多蕴含的价值越小) ,因此数据优化分析很重要。事实上这种改变不仅涉及到信息科学,它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人文学科,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更是人文领域的“定音器”。

近年来围绕世界文学理论及其教学挑战的争论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变化深深联系在一起,使得世界文学教学比其它人文学科更先、更敏锐地感受和反应出时代特征,也引领了未来的新趋势。笔者认为,世界文学教学与大数据的关系主要体现在: 世界文学选集编选的大数据思维特征;教学模式的立体多样与规模巨大,以及世界文学对技术理性领先的敏锐反思等方面。

一、世界文学选集的“大数据”特征

早在大数据时代真正到来之前的2006 年,在美国比较文学十年报告中,主编苏源熙就在总结中专列了一个题目“信息时代”,他注意到传统文学批评的细读方式“一定是过去信息匮乏交流网络的症候”; 如今信息如此方便以至于毫无价值,文学身处其中,处境微妙,因为文学被压扁为大量信息,展示的却是“过于平坦的知识景观”,因此“阅读当代文学成为进入另一个认识论世界的旅行”(Saussy) 。苏源熙没有继续深入讨论信息时代的文学现象,但无疑这一大数据时代来临之前的报告,已经标示出比较文学对这一问题的密切关注。比较文学历经早期的信息化,以及如今大数据时代的洗礼,在世界文学教学领域,特别是文集编选上表现出典型的大数据思维特征。

在舍恩伯格那本被广泛征引的书中,作者认为大数据时代对思维方式变革有三: 一是不要随机要全面; 二是不重精确重宏观; 三是不重因果重相关(迈尔—舍恩伯格库克耶) 。恰好与这三个变革相对应,世界文学教学所使用的文选近年来也出现选本范围日益拓宽,(被批评) 文学性和专业性弱化,阅读方式不仅有单篇细读、也有主题相关的并置阅读等倾向。

和其他人文学科相比,世界文学课程所需要讲述、涉猎的作家作品就比国别文学课要多,而近年来在西方,特别是英文世界,世界文学课程虽然一直时数有限,但是囊括的文本数量越来越大: 例如具有影响力的《诺顿世界文学文选》(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1995 年开始首次包含了非西方的作品,增加了很多非西方的选文,使得作品数量更加庞大,而且涉及的语言至少有6 种之多。2007 年出版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更是包含了源语为纳瓦特尔语、闪语、中古高地德语、波兰语和越南语等的翻译文本。

“世界文学选集在教育系统中影响非常广泛,应该作为文学史的特殊题材引起特别关注[……]文学史家面对各种标准,选集的编辑必须选择有代表性的作品,同时考虑到文本的长度和伴随文本的教学法的挑战”,汤姆森在他的《测绘世界文学》一书中这样指出。他发现新版朗文的选集与“诺顿”和“哈伯·柯林斯”版按照民族、时期划分的世界文学完全不同,“朗文”版在两种方式间进行了妥协: 一种是单单选择名篇巨作,一种是通过呈现相同主题特征的文本搭建世界各文学间的相关性(请注意大数据时代思维的相关性特征) ; 汤姆森说: 这种“混合策略将世界文学的观念表现为一个整合的领域,并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Thomsen) 。

朗文的编选方式特别具有大数据思维的特征。大数据不仅处理过去以逻辑因果关系为核心的结构化数据,也处理无因果的相关性非结构化数据。同理,因果关系对应着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思路,相关性特征则对应了平行研究及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大数据时代人们思维方式对因果关系的弱化、对相关性的关注,其内在逻辑反映在世界文学教学上,就是开始在文选编选上出现主题相关的并置参照阅读。2007 年新版的《朗文世界文学选集》中篇目的编排虽然看上去是时代+地区的形式,但是它也创造性地以某个视域统辖不同文本。例如: “古代近东文学”部分选择了古埃及、巴比伦、犹太人的文本,并设有几个专题,其中之一是“异地的他乡人”(Strangers in a Strange Land) ,分别选择了古埃及的《辛努赫的故事》、《两兄弟的故事》,古犹太人的《约瑟的故事》、《路得记》等4 个文本。在专为此文选编写的教学指南中,编者提示说: 《辛努赫的故事》表现了当时巴勒斯坦人迁移到埃及的真实故事,是一个埃及角度的叙事; 《两兄弟的故事》是一个年轻男子拒绝了他上级妻子诱惑的早期埃及版; 这两个近东文本“在主题和文类两方面都与众所周知的圣经文本《路得记》和《约瑟的故事》有着联系”; 在专门的教学指导书上,编者接着说,这个主题更进一步可以扩展到“外国的旅行者或疏离者”,然后也可以将《吉尔伽美什》和《奥德赛》与以上相关文本参照阅读(Damrosch et al.) 。这样的编排和指导其实是对世界各民族的文学发生学多元认识论的结果。

从本质上说,无论是文集编选还是课堂讲授方式,过去单纯按民族或国别划分的世界文学教学,只能建基并导向于“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叠加”的错觉; 按历史时期或者思潮流派讲述不同民族的文学,则将民族文本作为某一时期宏观性文学史的一般性印证。如朗文版世界文学文选这样的编排,在相关性中对民族文学的普遍性和差异进行对照阅读和充分理解,才真正可能通过比较文学的方法,构建世界文学的新领域。事实上,这也是“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阅读模式与流通观念”(Damrosch)的教学表现。

《朗文世界文学选集》的主编达姆罗什认为,我们无需在要么自我中心、要么失去自我的阅读间选择。他认为世界文学更多应被视为一种两个焦点的椭圆结构: “我们阅读的时候从未停止做自己,我们当前所关注和阅读的模式总会为我们的理解提供焦点,但其他民族和时代的文学为我们呈现另一个焦点,我们在这两个焦点间阅读。”(Damrosch) 他认为世界文学不仅要讲述莎士比亚这样的超经典作家,更应该从跨民族、跨传统的角度将超经典与反经典并置阅读,横向对比。在具体的教学中,把超经典和反经典比照阅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讲述艾略特时不仅将作家熟悉的易卜生《玩偶之家》纳入视野,更把他所不知道的泰戈尔与樋口一叶放入其中。“当我们跨越国家的传统和帝国贸易的路线,这些比较文学的机会便悄然出现,并且让超经典作者和反经典作家都大放光彩。此外,这样的结合可以为关注这两类作家中任何一类的研究者引来更多读者。”(达姆罗什) 这才是真正的世界文学,而不是以世界之名,行西方中心主义或民族中心主义之实的“世界文学”。

多年以来,比较文学在其理论及其全球化前瞻性的工作方面,都取得了众多可喜的研究成果,但在教学与人才培养方面全球都有滞后。然而在近年来的世界文学教学,特别是文选编辑领域,比较文学的国际化不仅在理论上,更在体制和实践上,得到了真正具体的实现。

二、大数据与世界文学

教学模式和规模

大数据对世界文学教学,或者更大范围的高等教育变革的影响,还没有被教师充分重视。2012 年以来,随着MOOC (Massive Opening Online Courses“大型开放式在线课程”的简称,中文音译统称“慕课”) 、“翻转课堂”、微课堂、TED等概念在全球的流行,高等教育的信息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部分教师错误地以为,大数据就是我们过去所谓课程改革的视频录像和一个结构化网站,事实上它带来的是教学模式的巨大变革: 教师不再只是学习的唯一教育者,因为学生的学习不再仅仅依靠教师发布,自媒体时代的学习者也参与到了教学资源建设: 例如利用SNS社区(Social Networking Services,即社会性网络服务) 、各类讨论组、社交组群等方式自己发布学习内容与经验; 利用互联网观看其他国家公开课资源等。数据专家预测说,未来的学校功能将发生重大改变,现在的学校是一个学生接受信息的地方,但是在未来,学生们将在家里通过视频和自学之后到学校去和老师、同学讨论,因此学校将变成一个社会性的场所,是互相讨论和学习的地方。而教师的功能也将会发生改变: “以前照本宣科的传授、宣讲知识的技能,要让位于组织学生讨论的技能,让位于从数据中获取学生学习信息的技能,让位于根据数据对学生进行个别引导的技能。”(迈尔—舍思伯格) 正因如此,本就广阔丰厚的世界文学教学在大数据时代,需要的不仅是现代信息技术与教学的结合,而且需要关注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和对技术理性的警惕。

此外大数据为世界文学立体式学习提供技术支持,使得教学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在2009 年编辑出版的《世界文学教学》以及大卫·达姆罗什教授的著作《如何阅读世界文学》中,对新时代的世界文学教学做出的指引都提到了新技术和立体化教学模式: 其中不仅包括大学里的世界文学课程和优秀教材、出色的世界文学文集和选集、世界文学的理论探讨,也包括世界文学网站(Damrosch) 。这些网站超越了传统的单一文本阅读,囊括了影音、图像等优化了的信息组成的立体化教学。

比如安妮伯格基金会资助的美国教师与学生设计的“学习者网站”包含一门课程“世界文学之邀”(Invitation to World Literature) ,课程包含《吉尔伽美什》、《奥德赛》、《我的名字叫红》、《憨第德,又名老实人》、《源氏物语》、《百年孤独》等15 个专题。每个专题内容丰富,以《我的名字叫红》为例,该部分包含5 个专题:“开始学习”(含创作时间、语言、背景、特色) 、“阅读文本”(英文译本部分章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细密画以及托普卡帕皇宫的图片) 、“专家视频:博物馆式的作品”(含Michael Barry等3 位教授的讲解视频) 、“翻译与版本”(含英文译本、土耳其文本等的链接) 、“人物表”(含作品中所涉及的24 位虚构及真实历史人物的介绍、身份,其中个别难读人物名字还有英文发音) 。我们姑且不说它的选本原则,仅就其教学规模而言,依据网站所做的5 年分析报告,课程网站访问量每个月达500 万次,5 年共有117,000 所学校的学生获益。不仅如此,网络学习者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借助互联网享受到世界上优质的教育资源,这反映了现代信息技术对于高等教育受众规模与范围的巨大影响,它是以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化的一个非常具体可见的成果。

三、大数据的问题

与世界文学的反思

大数据使得教学集合了各类形式: 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的内容,可以随时随地方便学习,但是也有人认为它的方式阻碍了深度学习,电子媒介让“全世界的文学系的年轻教员都在大批离开文学研究,转向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媒体研究(电影、电视等) 、大众文化研究、女性研究、黑人研究等。他们写作、教学的方式常常接近社会科学,而不是接近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他们在写作和教学中常常把文学边缘化或忽视文学。”(米勒) 同时,这种阅读与研究常常陷于“方法论上的幼稚、文化上的孤立、文学上的绥靖政策和可疑的意识形态。”(Saussy) 这些批评并非危言耸听,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目前整体上文学研究甚至人文学科的问题。

此外,技术控制缩减了人类世界的丰富性,以MOOC为代表的教育新模式也带来了精英主义的新霸权趋势。虽然中国高等教育教师个体对大数据与教学关系的重视还不足,但却在各级制度化组织层面存在片面追捧新技术的倾向。殊不知,就是在“慕课”的发轫之地———美国的高校,“慕课”也遭到不少大学教授的反对: “慕课”是为了打破原有的传统课堂的同质化,实现教育的多元化,但是因为世界顶级名校的社会资源优势极大冲击了世界各地的各类、各级院校教育,所以未来知识领域有可能出现新一轮的同质化或者霸权化。2013 年5 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58 位教授联名给院长写了一封信,言及“教育在线”与“哈佛在线”上的公开课所引发的教师监管以及对高等教育体制的整体影响,要求学院成立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和评估。在署名的教授中,就包括英文系新历史主义批评家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 (转引自郭英健) 。这证明,在信息技术席卷教育领域的兴奋过后,更需要人文学者的冷静思考。

对于世界文学教学而言,一方面应该充分利用大数据带来的技术与思维变革,另一方面,应通过对民族文学的历史主义的阅读和比较文学的审视,召唤已经渐行渐远的人文主义,包括世界文学教学为身处技术理性和信息爆炸的时代带去理性的警惕和人文主义的反思。例如世界文学教学可以通过对全球性相关主题作品的阅读,最快反映出技术控制对人精神缩减的危险、科技带来的伦理学悖论、虚拟世界对“真实”观念的冲击等。事实上,这样的反思已经开始走入课堂: 朗文版文选的最后一个部分干脆叫做“文学、技术与媒体” (Literature,Technology,and Media) ,它选择了几部当代小说,包括略萨的《讲故事的人》、穆尼弗(Abdelrahman Munif) 的《盐城》、村上春树的《电视人》、赛博朋克作家威廉·吉布森《燃烧的铬》等文学作品。教学指南还建议在小说的阅读之后放映几部影片,备选的影片有《异次元骇客》(也译《十三阶梯》) 和《感官游戏》(又译《X接触》) ,“这两部影片都以复杂的嵌入式叙事触及了虚拟的问题,它们提出的问题———‘真实’的本质、人类感官的认识力的基础,以及新媒体重塑了我们的表达模式———将令我们的文本讨论更为圆满。”(Damrosch) 从文本阅读到跨媒介思考,这是目前文学研究的大趋势,但以如此开明的观念,将不同形式作品、不同风格的作家放入一门课的课堂,对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与技术为世界(而不仅是个体) 带来的变化进行如此广泛、多角度、深度化的人文主义的反思,大概世界文学教学能胜其余学科一筹。

总之,世界文学和大数据的认识对象都有着庞大的难以穷尽性。世界文学天然的胸怀和使命使得它的教学必须面对全球经典的开放性,这既是大数据时代信息广泛流通带来的变化,也和大数据有着哲学和社会学的同源性。吕乃基总结大数据的认识论特征时谈到,虽然大数据认识论的结果有客观性,但也“具有某种主体相关性,认识结果以特殊的方式嵌入于主体之中。在大数据认识论中,知识的公有性被知识的私有稀释,乃至取代”。也就是说,虽然大数据看似是数据在说话,但对于同样的数据不同人、不同角度的分析也会有不同结果。这意味着在大数据的认识论中,数据的主观个体性仍然难以避免,这是常被人忽视的。同理,世界文学的阅读也会因为主体不同具有一定的个性特征,而且这些阅读各具合法性,因此“有多少种民族和本土视角,就有多少世界文学”(Saussy) 。这是因为信息交流以及文学文本普遍的大数据化,加深了从社会到政治的民主化与世俗化进程。世界文学在深层结构上与这一转变同步,是认识论上多元的文学教育观念的体现。

大数据为世界各个层面带来的深度变革正在进行之中,而且有些领域还亟待开拓。无论有多少反对的声音,大数据对教育带来的广泛影响怎样评估都不过分。目前,还少有其他已经制度化的人文学科教学如此快速地对技术与大数据为世界带来的广泛变化作出反应,世界文学教学对大数据的迅速反应,正体现了它的包容性与独特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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