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际和十月革命

  小蚱蜢  

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了101年，这场革命是人类历史舞台上重要一幕，影响深远。

我们谈论十月革命的意义，是不能仅以几天或是几年的时间段来评判的。举例来讲，应以何时作为革命结束的时刻呢？它的上限是彼得格勒苏维埃宣布掌握政权，我们也可以把布尔什维克取得全国军队控制权作为一个结束时刻，又或者采取一般的说法，到1922年内战结束与苏联成立作为结束。但这段时间发生的改变很少，我们知道十月革命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到此时布尔什维克的作为仅是终止无政府状态、恢复正常的政府职能，远看不出他们带来了什么新东西。要知道直到1936年，斯大林才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谈论十月革命，就必须把它放在更长的时间段里进行考察，不然一定无法得出正确的结论！以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至1991年苏联解体，它并没有“乖乖”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所预言的那样，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反而遭到了很大挫折。

以“狭义”的角度看，以1991年作为俄罗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尝试的结束，是比较好的选择。从“广义”上看，布尔什维克的理念仍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实践并发展，我们都得承认，“革命活着”。活生生的事物是难以做简单的对错二元价值判断的，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超出预期”，而决定革命发展的就是现在的我们。

十月革命是一个宝库，有许多经验和教训等待发掘，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养料完善自身。可现在，我更愿意讲讲关于第二国际的故事。我们最熟知的观点是第三国际的观点，它这样描述一战前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与改良主义不断滋长，最终堕落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导致破产，这是片面的。在批判修正主义时，总是以老修正主义作为靶子攻击、总是责备左派的斗争还不够彻底、总是强调机会主义路线控制了国际等，这自然无法得出客观而正确的评价。

事实上，第二国际根本上来说是“革命的国际”。一战前机会主义从未成为一股左右国际前进方向的力量，战争爆发后，左派和大多数中派也都力图维持国际的革命性质，只有右翼机会主义集团才篡改了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并使之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战后恢复原来意义上的第二国际曾一度出现转机，由于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人为阻力，最终形成了以社会民主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以共产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国际，使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长期陷于更深的分裂状态。

第二国际的影响

早在第一国际时期，社会主义者这个概念和今天大不相同，它包括了我们今日所说的无政府主义（安那其主义）、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1872年海牙会议后，第一国际的解散，大部分安那其主义者就和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了。鉴于此时工人的力量十分弱小，恩格斯明确指出“恢复国际的时机尚未来到”。

随着各国社会党稳步发展，到1889年，第二国际成立了。国际的活动应被高度评价，恩格斯称赞道，“现在的国际要比从前强大得多了，它已由一些小的社会主义宗派，发展成了一个使整个官方世界发抖的强大政党”，并且他非常赞同第二国际“自由联合和历次代表大会所支持的自愿联系”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并认为这“足以保证我们取得胜利”。列宁在战争爆发后也指出“第二国际完成了广泛传播社会主义、预先地和初步地、极简单地组织社会主义力量这件非常重要而有益的工作”，他进一步强调，“第二国际具有历史性的功绩，具有觉悟的工人永远不会抛弃的不朽成果：它创立了群众性的工人组织——合作社的、工会的和政治的组织，利用了资产阶级议会制以及所有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机构等等。”据此，列宁称第二国际时期是“给工人运动在许多国家的广大发展准备基础的时代”。

当然，第二国际在此阶段也犯有严重的错误，这是我们不应忽视的。争取八小时工作制 （此外，还有如劳动立法、禁止童工、保障女工利益等斗争） 是第二国际的一项重要任务，“五一” 节的出现标志着其取得阶段性成果。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捍卫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增强其体力和智力，以为其政治、社会活动提供必要前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把当前利益和长远目标、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为一体的指导思想。这与安那其主义“空喊口号、脱离实际斗争、否定一切改良” 划清界限，也同改良主义“夸大合法作用、片面强调当前要求以至放弃革命最终目标”区分开来。 

战争阴霾

关于战争问题，早在新国际成立伊始，国际就通过了《废除常备军、进行全民武装》决议，这也符合巴黎公社的精神，然而这个讨论并未深入。布鲁塞尔会议上，对立双方针锋相对，李卜克内西提出了反战的决议案。但纽文胡斯尖锐地批评了这个议案，认为这只是一纸空文，他主张应采取切实的步骤，其中包括拒服兵役、实行普遍罢工、甚至发动国内战争。纽文胡斯的议案得到了英、法、荷的部分代表的肯定，却遭到李卜克内西等人的强烈反对，中途有英国和荷兰代表提出了调和的主张，但最终在法德两党领导人的坚持下，李卜克内西的议案得到了通过。

此外，当时的国际还存在一种错误思维，文明的民主国家应该联合起来消灭野蛮的专制国家。它生搬硬套马恩关于俄国沙皇是欧洲反动堡垒的教条，忽视了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共同的侵略好战本性。正因如此，战争一爆发，大多数社会党特别是德国党的领导人们就一下子站在了政府一边，陷进了“保卫祖国”的沙文主义泥坑。

新国际关于战争的问题直到1907年斯图加特大会才最终解决，在这次大会上，国际及其各国党派最终达成共识，发表了共同宣言。宣言的最后一段是这样的：“然而如果战争爆发，他们（有关国家的工人和议会代表）有责任迅速终止战争，并利用战争所带来的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来唤醒民众并加速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由德国温和的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起草、提出的最初决议，并不包含最后这句——它在“迅速终止战争”这句就结束了。修改后的决议中的过激言辞是由来自俄国党的马尔托夫和列宁以及来自波兰党的罗莎·卢森堡起草的。

以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为界，这一天以后第二国际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了，国际的分裂并非一日之寒，各方的分歧于此前的大小会议中就可以看出。

以事后诸葛的角度看，倍倍尔在战争的关键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机会主义的怯懦”再者就是“保卫祖国”的攻防论，考茨基也在随后的德国党会议上批评了倍倍尔的攻防论：“我们的着眼点并不在战争的攻防上，而在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民主的利益是否受到威胁”。考茨基是后来中派主义的领导者，一向被认为是暧昧、调和的，具有橡胶性，而此时他却这样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立场。

第二次摩洛哥危机与巴尔干战争的爆发让社会党国际局嗅到了大战的危险，国际于10月28日召开紧急会议，并提议在11月24—25日于瑞士巴塞尔召开特别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国际通过了反战宣言。瓦扬、哈弟等人再次喊出了口号，“如果政治行动不足以制止，工人阶级应不惜一切使出第二个重要武器，即经济武器——国际的革命的反战大罢工”。但大多数发言者并没有认同这些举措，他们倾向于通过国际仲裁与普遍裁军来解决问题，最后通过的宣言也未规定具体的反战措施。

不同路线的斗争

国际因战争问题分出右中左三派。右派有如德国的谢德曼、艾伯特等；中派有法国盖德、饶勒斯，德国的哈阿兹、考茨基、伯恩斯坦，奥匈的阿德勒等；左派则是德国的卡尔·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俄国的列宁等人。社民党右翼企图篡改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并使之为帝国主义战争服务，左派则一直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数量最多的中派也大都力图维持第二国际的革命性质，不过在战争的刚开始，中派的无所作为确实为机会主义的猖獗打开了大门。

由于这些中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斗争的原则，他们受到了各种排斥与打击。德国的卢森堡、马尔赫列夫斯基和李卜克内西相继被捕。就这样，在德国党的演变的关键时刻，失去了一支同机会主义者抗衡的革命力量，机会主义统治全党终于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对于俄国来说，最有威信的革命家、左翼政党的领袖们大都流亡海外，剩下的少数在监狱和流放地。法国党中不懈进行反战宣传的让·饶勒斯，在7月31日被一位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刺杀。

8月5日，列宁在克拉科夫于报纸上获悉德国党的“八月四日政策”后，即公开宣布“这是第二国际的末日,……从今天起我不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要成为共产党人。”在国际的多数成员党公开倒向资产阶级的同时，一批马克思主义政党与马克思主义者异军突起，他们高举反战和革命的旗帜展开斗争，逐渐成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中流砥柱。

新国际内部的主要矛盾正是斗争方式上的分歧：最低纲领，即改善工人生活状况，最高纲领，即实现共产主义，这二者的矛盾是根本性的，这也是将来改良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决裂的原因。然而，发生决裂的直接原因是对战争的态度。第二国际没有拿出更具体而可行的反战举措。最终在战争爆发时，机会主义者控制了各国社会党多数派，谢德曼等人在著名的八月四日国会会议上发表了同意无限战争债券的言论，德国社会党和许多其他党相继陷入社会沙文主义的泥坑。

客观地说，战争提供了一个窗口期，也就是被后人叫作“列宁时刻”的时期，这使得在俄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国家首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可能。同样也是因为这样战争，使得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决裂，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反复与曲折。我们要像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能不正确认识这段历史，吸取其经验教训，用于将来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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