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 | 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有何唯物之处？（下）
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
有何唯物之处？
一篇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下）
|作者：Martha·E·Gimenez
|译者：Miranda
|校对：陈大毛
原文标题为：What’s material about materialist feminism? A Marxist Feminist critique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我该用这个名字吗？
然而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和政治相关性的积极女性主义评价，如今却很少见。女性主义者可能更认同兰德里和马克莱恩对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经济主义、阶级还原主义以及无视机构和文化与意识形态影响的批判。在这些和类似的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缺点的批判背后，是一种对马克思著作的经济学的、不辩证的解读。马克思可能没有解决二十世纪女性主义者认为重要的问题，但这不能成为否定他的方法论以及也他的资本主义理论在帮助我们理论化和研究压迫妇女的原因的潜力的充分条件。然而，这种潜力在妇女解放运动的早期阶段曾得到广泛承认。回过头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一些自封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著作中，她们实际上是在利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这种方式，与她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背道而驰。例如，《唯物主义和女性主义》（Materialism and Feminism）的编辑库恩（Annette Kuhn）和沃尔普（AnnMarie Wolpe），[31]采纳了恩格斯对唯物主义的定义：
根据唯物主义的概念，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是，就其本质而言，是眼前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
这同样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生产生存手段、食物、衣服和住所以及生产所需的工具;另一方面，人类本身的生产，作为物种的繁衍。[32]
因此，一个唯物主义的问题就意味着认识到，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对于分析人类历史和社会组织的根本重要性，即在不断变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的背景下，通过劳动改造自然和人性。[33]在库恩和沃尔普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析的区别，取决于它的分析是否超越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生产方式、其倾向、矛盾等等的关注，而将性别分工的历史特征和对"妇女与生产、再生产方式的关系"的考察纳入其中。[34]由此可见，除非把对劳动性别分工的分析，和对生产方式中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男女关系的所有其他方面的分析都纳入其中，马克思主义无法对妇女的压迫做出"正确的"分析。该书的作者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纠正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之处”，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资本主义与具体压迫妇女的制度之间的关系，比如父权制、家庭、国家、家务劳动、性别分工和妇女在劳动中的地位。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还与一些法国女性主义者，特别是克里斯蒂娜·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的作品有关。她认为，唯物主义（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下）是唯一将压迫视为最根本现实的历史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妇女和所有受压迫群体需要它来审视自己处境的原因："自压迫以降，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就得以定义......压迫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概念。[36] 对德尔菲来说，家庭或家庭生产模式，在分析上独立于生产并与其分离，是父权制剥削的场所，是压迫妇女的物质基础。她认为，婚姻是一种劳动合同，赋予男性剥削妇女的权利，在家庭环境中占有她们的劳动，或控制她们的工资或其他市场上的收入;就所有实际目的而言，它是一种奴役关系。[37]德尔菲在在生产方式中寻求性别分化的结构基础。她没有探究性别的社会结构或个人获得性别认同的方式，而是试图找出使男女处于不平等关系的物质条件。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和麦金托什（Mary McIntosh）[38]以几个理由批评了德尔菲。她们指责她的经济主义（她拒绝对意识形态重视因果的分析），过分强调对作为妻子的妇女的剥削（忽视母性的影响和单身妇女的状况），以及将生产方式的概念不恰当地套用到家庭中。她们认为，德尔菲在从生产方式上这样假设家庭或家庭生产方式的自主性时，将其与社会变革的动力性隔绝开来了。[39]在她们看来，一种可以接受的唯物主义分析，应该将经济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析联系起来，研究物质（如经济）条件如何构建意识。[40]
虽然早期自我界定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可能把巴雷特和麦金托什的作品理解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改造”，但实际上她们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妇女压迫的根本重要性。理论转向将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而不是利用这些假设来理论化新现象。正如她们所做的那样，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理解，在分析对妇女的压迫时，引入国家、意识形态、家庭和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方面的因果关系，就是忠于其基本原则，而不是改造它。
我在20世纪70年代也写过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的文章，我的方法不同，因为我把马克思作品中的缺陷仅仅看作是他对眼前的政治和理论优先化的结果。因为马克思的方法揭示了抽象起源理论所固有的问题，揭示了我们分析范畴的辩证性。[41]我之前就得出结论，父权制的概念在描述上是有用的，但在理论上并不健全。因为它被有意地发展，以寻求历史之外对妇女的压迫的根源（如独立于生产方式之外）。鉴于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妇女在物质利益上存在真实矛盾，我对使用“妇女”和“男性”作为分析类别（她们忽视了阶级、种族和民族分歧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以及"姐妹情谊"的乌托邦性质持批判态度。我来自阿根廷，一个与美国不同的社会，在这里职业妇女并不少见，阶级分化和自我认同盛行，使用家庭佣人的现象很普遍（这是职业女性和受雇的中产阶级妇女在工作和家庭之间缺乏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我并不信服那些过分笼统的男性统治和女性压迫的理论，这些理论对资本主义下的生活现实并不敏感，因为大多数男性并不强大，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也不是所有女性都是无能为力的。需要有更细致的理论来区分各种压迫并配有相应的分析层次。因此，在我的作品中，我试图确定历史上各个特定的资本主义条件，这些条件是显著的男女之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基础。
然而，我从未自称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在我看来，这个标签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性质，也掩盖了被贴上这个标签的作品的实际马克思主义本质。虽然我的观点与20世纪70年代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有些重叠，无论在分析主题方面，还是在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中被认为与研究对妇女的压迫有关的方面。但我的作品却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拒绝父权制作为一个解释性概念，并采用马克思的方法确定资本主义进程，将无财产的男女置于相似的阶级位置，同时面临不同的机会结构，因此无法平等地获得必要的再生产条件。[42]但比起我的作品与其他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英国的其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之间的差异和相似之处，更重要的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作为女性主义理论中一种时髦的潮流重新出现的问题。为什么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会再次出现？为什么它成为了一个"热门"的商品，就像最近大量以"唯物主义"为标题的出版物所反映的那样？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积极发展吗？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是否应该努力重新获得政治和学术上的合法性，从而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区分开来？
为什么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再现？我们应该投以关注吗？
虽然在早期的女性主义作品中，尤其是欧洲女性主义者所写的作品中，很难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分开。但如今，这两种女性主义是本质上不同的理论观点，具有完全不同的政治含义。它们变得有些混乱，反映了当前政治背景下，学术界和出版界中意识形态的权力平衡，其中“差异”、“种族、性别和阶级”、“后某某主义”，当然还有"唯物主义"，都具有正当性和卖点，而历史唯物主义却没有。
早期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尽管对马克思主义的不足提出了批评，但马克思主义和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一致认为，必须把对妇女的压迫置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背景下，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组织，生产与再生产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国家、法律制度等，是如何影响和再现家庭领域内外的男女不平等关系的。尽管存在分歧，她们仍认同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43]这种概念赋予了生产和再生产的组织及其不断变化的联系在人类历史中的关键作用，因为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方式也随之变化。
如今，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完全不同，因为它基于后结构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对"女性"作为一种分析范畴的解构，对被“话语性建构”的性别、性向、身体和妇女之间多方面差异的关注，切断了女性主义理论与塑造大多数女性生活的实际情况之间的联系。如今，“女性主义理论已经成为了后结构女性主义”[44]，这意味着其采用的原则（如反本质主义、偶然性、社会建构主义、将社会现实还原为话语、拒绝‘元叙事’等）与对妇女和所有受压迫人民有用的社会分析和政治战略的发展背道而驰。[45] 妇女受压迫的概念以她们困境的物质现实及其主张的有效性为前提，这些概念超出了理论的范围，一切都是相对的、偶然的和被话语性建构的。埃伯特（Teresa Ebert）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无法处理影响女性现实生活的物质（即客观的、独立于主体的意识）条件，才导致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出现危机，因为历史过程的客观性和有力影响“不能在话语中被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困扰着女性主义”。[46]
鉴于劳动者，特别是妇女的客观情况日益恶化，坚持一切都是社会性或话语性的建构，或者说是局部的、偶然故事的观念已越来越站不住脚。对妇女的压迫不是一个故事，也不是一段文本，更不是解释或解读世界的一种形式。因此政治沦为对世界的重新书写或重新描述，这一结论源于对话语的物质性的坚持。由于后现代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者否定了一切的"元叙事"，因此话语与资本主义结构、过程和情况存在着自相矛盾的关系，这些矛盾是它们的可能性条件。它们只是与生产方式的"偶然性"相关（从而适当避免了"还原主义"和"经济主义"的幽灵），但由于它们在影响上被认为是物质性的，实际上就被假定为本身就是决定性的，从而导致一种不被承认的话语还原主义。
轩尼诗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必要将作为意识形态被概念化的话语与压迫女性的相关"全球分析学"——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之间保持联系。然而，她们的努力不足以将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从其明显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中解脱出来，只会增加概念的模糊性。此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已经进一步远离了弥合话语、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差距的可能性。后结构主义唯物主义最近的复兴，不是语言、文本或话语的问题，而是"非话语权的抵抗性 ‘物质’”，而身体作为物质正是被考虑的对象。[47]物质，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其他的，都必须被历史具体化，才能使其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物质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创造和抽象化”。这反过来又预先考虑到生产方式的特点，这些特征决定了劳动过程的种类和其他形式的实践，辩证地改变了自然和人的本性、存在形式和意识形式，身体和关于身体的话语等等。然而，这种对物质和唯物主义的理论化方法，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假设相矛盾，因此面临着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如何不否认主体意识之外的世界，但也不使这个世界作为社会实践的物质原因。”[49] 如果物质性意味着因果关系，则否认生产方式的因果性（如，通过生产力量的变化、阶级剥削、阶级斗争等），同时假设语言和话语的实质性，最终会陷入一种话语决定论中，破坏了话语的物质性所应发挥的作用，因为“如果连意义都是物质的，那么无物不如此，而这个词就会完全被层层抵消。[50]
也许这些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和政治死角是其学术和商业吸引力的基础。在其主导理论假设（本质上是特权机构，拥护偶然性和免除资本主义的责任；在强调多元化、多样性和身份政治的同时，尽量减少阶级剥削的关键作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以及热切拥护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中上阶层专家和学生的生活方式和世界观，包括各种表现形式的唯物女权之间，存在着一种"选择性亲和力"[51]。
唯物主义女性主义这个术语在过去对女性主义者来说可能很有用，尽管她们对此持批判立场，但仍然坚定地支持马克思主义传统，但在今天这个词所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文化唯物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是深刻地反马克思主义的，那么扩大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含义以涵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又有什么用呢？那两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著作的选集是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支持下出版，证明了"唯物主义"更大的市场价值和出版商决定销量的能力，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理论趋同。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在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标签下被驯服和"士绅化"，新一代人将如何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对女性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已经被边缘化了;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纳入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保护伞下，只会加剧年轻一代女性主义者之间已经普遍存在的误解，因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要引起对"物质"的关注，会强化对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庸俗唯物主义"的主流成见。因此，现在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中分离出来，维护其方法的正当性和政治紧迫性的时候了。
从本质上讲，这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尽管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方法含糊不清，充满遗漏，具有复杂性和19世纪的局限性，但他比当代理论更能给女性主义者和所有受压迫者的贡献要大。因为当代理论割裂了存在与意识之间的内部联系，或者说割裂了话语与其物质条件的可能性之间的内部关系，假定话语的物质性和任何在话语"之外"的东西（自然？身体？）的物质性，而拒绝作为"经济主义"的实质性—独立于人的意识和因果关系之外的现实，以及劳动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因果关系。正如埃伯特毫不含糊地指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恰当地描述了今天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唯物主义："就费尔巴哈作为唯物主义者而言，他不考虑历史，就他对历史的考量而言，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另外还有一个为何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应该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中“脱钩”的原因：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更加清楚这个概念在政治和理论上的含义。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仍然是一个模糊的东西，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她们很清楚自己拒绝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谓的缺陷，但似乎对自己地立场不太确定。当然，女性主义学者确实知道她们所理论化的现代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是什么，但她们的工作似乎在吸引其学术研究的消费者方面有困难。我根据这些主张建立发展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电子讨论网络，MATFEM和M-Fem。 [53] MATFEM（唯物主义女性主义）于1994年12月由我与克里斯·英格拉哈姆和罗斯玛丽·轩尼诗创建，多年来一直稳定会员超过350人（目前是363人）。一开始，通常有一些自我介绍的信息，但当介绍完了，我们失望地发现，没有持续的讨论。我们曾经尝试过让大家讨论罗斯玛丽·轩尼诗的一篇文章，但这个计划失败了。列表上的人大多保持沉默，偶尔有人会发布新书的公告，或论文征集。MATFEM缺乏一种知识分子和政治目的共同体意识；从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并没有一种紧迫感，去研究各种持续压迫妇女的社会进程。M-Fem（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这个网络并非由我创建，但由我协助主持。它成立于1997年5月;其成员人数不多（72），反映了当今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的人很少。虽然邮件数量各不相同，网络也经历了相对长时间的沉默，但它产生了非常积极和有价值的理论和政治讨论，而且信息量也比MATFEM大得多。事实上，这篇文章的很大一部分是作为对一位M-Fem成员的回应而写的，该成员问到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之间的区别。我将文章发在两个网站上，但从MATFEM没有得到任何反应，（除了罗斯玛丽轩尼诗热情积极的回应之外），同时在M-Fem上引起了一些评论。这些网络档案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异是显著的：M-Fem的档案记录了马克思主义在对研究当今影响妇女生活的条件上的力量，[54]，而MATFEM的档案的平淡无奇，可以由后现代女性主义在理论上的相对不相关和政治不成熟来解释。近五年来，尽管MATFEM的成员远多于M-Fem，但一直未能进行一场持续的理论或政治讨论。
现实地讲，美国学术界的女性主义者公开鼓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职业上和政治上都有风险的。自我认知上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很可能在政治和专业上会面临困难时期。她们将被视为"正统派"或"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找工作时会遇到困难，尤其是在美国大学中终身制职位日益稀缺的时候。因此，从短期来看，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的学术主导地位可能不会受到挑战。从长远来看，这取决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导致的跨国政治动荡，以及更多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大多数劳动妇女的命运与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及时性和相关性将再次变得不言而喻。同时，正如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唯物女性主义之间令人不安的、令人困惑的关系所充分说明的那样，意识形态层面的阶级斗争还在继续。
注释：
31. Annette Kuhn and Annemarie Wolpe, eds, Feminism and Materialism: Women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Routledge, London, 1978.
32. Ibid., p. 7.
33. Ibid.
34. Ibid., pp. 7–8.
35. Christine Delphy, The Main Enemy: A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Womenʼs Oppression, Womenʼs Research and Resources Centre Publications, London, 1977.
36. Christine Delphy, ʻA Materialist Feminism is Possibleʼ, Feminist Review, No. 4, 1980, p. 87
37. Delphy, The Main Enemy, p. 15.
38. Michèle Barrett and Mary McIntosh, The Anti-social Family, Verso, London, 1982.
39. Ibid., p. 99.
40. Ibid., p. 103.
41.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70, pp. 205–6.
42. See, for example, Martha E. Gimenez, ʻMarxism and Feminismʼ, 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vol. 1, no. 1, Fall 1975, pp. 61–80; ʻStructuralist Marxism and the “Woman Question”ʼ, Science and Society, vol.
XLII, no. 3, Fall 1978, pp. 301–23.
43. Engels,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44. Barbara Epstein, ʻWhy Poststructuralism is a Dead End for Progressive Thoughtʼ, Socialist Review, vol. 5, no. 2, 1995, pp. 83–119.
45. Ibid., p. 83.
46. Teresa Ebert, ʻ(Untimely) Critiques for a Red Feminismʼ, in Masʼud Zavarzadeh, Teresa L. Ebert and Donald Morton, eds, Post-ality: 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 Maisonneuve Press, Washington DC, 1995, pp. 113–49.
47. Ibid., pp. 119–21.
48. Frederick Engels, Dialectics of Natur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40, pp. 322–3.
49. Ebert, ʻ(Untimely) Critiquesʼ, p. 117.
50. Terry Eagleton, The Illusions of Postmodernism, Blackwell, Oxford, 1996, p. 72.
51. Max Weber, ʻ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 Religionsʼ, in Hans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58, p. 284.
52. Marx and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cited in Ebert, ʻ(Untimely) Critiquesʼ, p. 125.
53.Their archived discussions can be found in their homepages. MATFEM:http://csf.colorado.edu/matfem/M-Fem:http://csf.colorado.edu/m-fem/.
54. 美国的马克思女权主义者在理论上往往没有欧洲的同行严格，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表现出兼收并蓄和务实的态度，这可能促使欧洲人将自己的努力充其量只说成是自由主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尽管我原则上同意对M-Fem中的某些帖子进行这样的评价，但并不是所有信息都可以如此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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