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 | 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动荡联盟(下）
女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
动荡联盟（上）
|来源：英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women/index.htm
|译者：Adam
|校对：老同志
原文标题为：Feminism and Postmodernism: An Uneasy Alliance
3. 作为情景化批判的女性主义
对任何捍卫“情景化批判”的观点显而易见的回答是：文化、社会和传统不是某种铁板一块、单义和同质的意义场域。然而，一个人希望描述ta觉得有吸引力的相关情景的特征，例如“安格鲁-美利坚自由主义思想传统”、“进步和干预主义的法学传统”、“犹太-基督传统”、“西方文化”、“妇女参政权论的遗产”、“典雅之爱的传统”、“旧约正义观”、“民主福利国家的政治文化”等等，所有这些描述自身在一定的韦伯式含义上都是“理想型”。它们是构建自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世界视野的含义和解读之织锦。社会批判家并不认为文化中的自我批判和合法性的标准会像树上结的果或水族馆里的金鱼那么理所当然，她也如社会参与者一样，处在一个频繁解读、挪用、构建以及组成生活世界一部分的规范、原则和价值的位置。在描述复杂的社会实践的特征上并不存在单一的一组构成标准。复杂的社会实践，如同宪法传统、伦理和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科学机构，并不是棋类游戏。社会批判家不能觉得，当她转向对这些实践的一种内在的分析和表征，她会找到一组普遍共识性的标准，而一个人只要简单地把这些标准和实际对实践的践行进行对照，这个人就完成了内在的社会批判的任务。因此第一个情景化批判的缺陷是一种“意义的解释学一元论”，即是，一种关于我们文化的叙事是如此的单义和和谐，通过诉诸于它们我们可以免于评价、理想-类型重构的任务的错觉。社会批判需要哲学，正是因为我们文化的叙事是如此的矛盾和不可调和，以至于当一个人诉诸于它们时，一个人不可避免地需要以某种整理好的规范化优先事项和澄清过的那些原则的名义说话。
第二个“情景化批判”的缺陷是去假设一个给定的文化、社会和传统构成性常识足以使人能够以一个值得拥有的未来的名义进行批判实践。很多时候，当某人自身的文化、社会和传统那么固化、被那么残酷的势力所主导，讨论和对话的条件都枯萎了或只是被弄得不再可能，至此社会批判者变成社会流亡者。不仅仅是现代的社会批判家，从梭罗到法兰克福学派，从加缪到东欧的异议者们提供了这种姿态的例证。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也有流亡哲学家，千禧年主义团体，神秘主义兄弟会修女会，以及抛弃了他们的城市的先知。固然，社会批判家不需要成为社会流亡者；但是，只要批判在他自身和（种种）日常确实性之间预设了一个必要的距离，也许最终在更高层面的分析和辩护上回归和再次确认它们，在这种程度上，社会批判家更像是一个具有社会流亡和侨民性质的职业，而不是一种从不离开家乡、从不挑战自己生活常态的确实性的职业。离开家乡并不是意味着居无定所；而是去在侨居地、在不同的社会现实中占据城邦厚墙之外的一片空间。这不就是二十世纪典型的后现代状态吗？也许情景化批判的乡愁是一种对其家乡的乡愁，是一个人在一个没有互动、合作、对抗和交流就无法存在文化、传统和社会的世界里对其文化和传统确实性的乡愁。当文化和社会冲突时，作为女性主义者、社会批判家和政治活动家的我们位于何处呢？
这样一来我们离解答上一节末尾提出的没有哲学的女性主义社会批判是否可能的问题更近了吗？在考虑后现代主义者的“形而上学之死”的主题时，我曾说弱化版本的该主题是通过修辞把哲学史构建成“一个在场形而上学”进行的，而且证明强化版本会不仅消灭合法性的元叙事，更会一并消灭合法性和批判的实践。后现代主义者可以这样回答：这不全然如此，我们文化内部存在社会批判家可以依靠的合法性和批判的内在标准，不需要哲学社会批判也能成立。我现在要论述的是，内部的社会批判或者情景化的社会批判实践有两个缺陷：第一，转向内在或者内部的合法性标准似乎把人从哲学辩护的任务中豁免，仅仅是因为后现代主义者们设想，除其他外（inter alia），也有一组可诉诸的明晰标准。但是如果文化和传统更像是（相互）斗争着的叙事和（一块块）意义的不协调织锦，那么社会批判家必须基于这些冲突和不协调的说法建立她言说所依据的一整个标准。“意义的解释学一元论”不能豁免规范性辩护的责任。
第二点，我说过，社会批判的职业性质决定需要社会流放，因为很多时候一个文化内在的规范和价值是如此的僵硬、毫无生气或者麻木不仁，一个人不再能够以这些名义来论述。而流亡的社会批判家的观点并不是“无所从来”而是“自城邦厚墙之外而来”，不论这写城墙和界限所在何处。也许从希帕提娅，到迪奥蒂玛、奥兰普·德古热，到罗莎·卢森堡，以女性主义思想家和批判家为业者都会离开她们的家乡并不是巧合。
4. 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乌托邦撤退
在该文前面几节中，我对一些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理论和政治的盟友的观点陈述了不同的意见。一些后现代主义版本不仅不能和女性主义相调和，更会阻碍女性主义作为为女性解放奋斗的理论论述的可能性。这种阻碍会出现是因为，强化版的后现代主义投身于这三个主题：人之死 — 理解为能够依原则行事的自主的、自我反思主体之死；历史之死 — 理解为对抗争团体为重建他们过去叙事的认知旨趣的断裂；形而上学之死 — 理解为除了从内在诉诸于“小叙事”的自我合法化，批判或合法化机构、实践和传统是不可能的。因此，后现代主义阻碍了女性主义对女性的能动性和对自性的感知、对以解放的名义对女性自身的历史的再挪用、进而对以激进社会批判揭示性别“无穷多样而又极度相似的”（方方面面）的实践的投入。
我斗胆在这些结论性的思考中说明，后现代主义已经在女性主义内诞下了“乌托邦撤退”。“乌托邦”在这里并不是现代主义所理解的那种按照理性规划大规模重构社会政治空间的术语。这些启蒙主义的乌托邦已经不再令人信服，随着先前存在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从自身的白璧无瑕（state of grace）中自发退却，人类最伟大的理性主义乌托邦之一，一种朝向人类解放的理性计划经济乌托邦，也已然结束。这些社会工程的理性主义类型的终结并不会让人性的乌托邦的源泉枯竭。至于对尚未实现的“大他者（das Gans Andere）”的渴望，这种乌托邦式思维是实践道德命令（practical-moral imperative）。没有这样对希望的规制性原则，不仅道德，连激进的转变也不可想的。让乌托邦的反对者，如利奥塔，害怕的是，在这样的未来乌托邦的名义下，有着多样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的现在，会被还原成一个扁平的宏大叙事。我在担忧乌托邦式思考可能会变成当下一种最愚鲁的工具主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或乌托邦的到来将不民主的和集权的实践从批判中豁免——这些方面是认同利奥塔的。但是我们不能通过拒绝乌托邦的伦理冲动来解决这些政治顾虑，而应通过构述当下民主行动和组织的规范性原则。后现代主义者们会和我们一起加入这个任务呢？还是他们会满足于总体上的规范性思维的绝唱？
过去十年女性主义理论内部从乌托邦的撤退采取了一种揭露任何试图阐述一种女性主义伦理、女性主义政治、女性主义概念的自主性甚至女性主义审美的尝试为本质主义的形式。吉利根（Carol Gilligan）或乔多罗（Nancy Chodorow）或莎拉·鲁迪克（Sara Ruddick）（或者克莉斯蒂娃 Julia Kristeva）的看法构述的是白人、中产、富裕，第一世界、异性恋女性的感受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 （尽管我仍抱有经验层面的怀疑）。不过我们在她们的位置上又能做什么呢？作为一种在将来指导我们的伦理工程，我们能够提供比自主正义思考和共情的综合更好的模版吗？作为一种追求未来自主人格的图景，我们能构述一个比带着流动性自我边界的、不被他性所威胁的自主个体性模型更好的对自我的理解吗？出于一个女性主义政治视野，我们能够为未来阐述一个比同样可以推进生态、非军事主义以及人民团结等价值的激进民主政体更好的模型吗？后现代主义可以教导我们为何乌托邦和基础性思考会出错的理论和政治陷阱，但是它不应该带着我们从乌托邦中完全退离。我们作为女性，要是放弃大他者的乌托邦式希望，就失去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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