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 | 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主义

全球化时代的女性主义

译者：yukiism

校对：函数z

解释变化

面对女性主义的这些发展，比如人权话语更多的使用以及国家层面的更多的参与，需要多层次的解释。它涉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经济和政治资源的变化，女权议题的框架和女性主义认知共同体的发展等。这些多层次的解释是相互关联的，而不是相互竞争的。 

社会结构的变革

性别体制的重大变化影响了女性生活的多个维度，为女权政治创造了新的可能性（Walby 1990，1997）。在社会性别变化的过程中，“女性”这一范畴并不具有稳定性。随着性别关系的变化，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构成以及“女性”的利益和优先级也发生了变化。不同的女性群体在政治上的优先级可能会随着其经济和家庭状况的变化而改变。某些类型的物质状况变得越来越普遍，与这些状况相联系的政治优先级也变得越来越普遍。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某些女性群体可获得的经济和组织资源以及政治机会也发生了变化。下面是关于可能导致上述女性主义发展的具体变化及这些变化之间的联系的讨论。 

女权政治的兴起通常与工业化带来的宏观社会变革密切相关，尽管这种影响方式是通过截然不同的机制来理解的，从现代化（Chafet and Dworkin 1986）到后唯物主义价值观（Inglehart 1977；IngleHart and Norris 2000）和女性就业（Manza and Brooks，1998）。Chafetz和Dworkin（1986）发现，工业化、城市化和中产阶级的增长（通过教育）是解释女性主义运动强度变化的最重要因素。Inglehart（1977）和Inglehart and Norris（2000）认为，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与新型女权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发展壮大的结果。最认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人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这不仅仅是女性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发展，而且显示出了女性在其政治上向左偏移的趋势。Norris（1999b）发现，自1992年以来英国在投票中存在着性别与代际的差异，即30岁以下的女性比同龄男性或老年女性更愿意投票给左翼政党。Manza和Brooks（1998）将美国女性为左翼投票的增加归因于就业女性的比例增加，因为对就业女性来说优先关注的政策包括了对公共服务的提供。她们精密的统计模型表明，这种与平均水平相对的政治优先事项的变化，并非在所有女性中，而特别是在就业女性中被发现。就业女性人数的增加加剧了投票中的性别差异，越来越多的女性要求国家去干预那些被认为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的机构。通过对16个发达国家的社会民主治理和国家形态的分析，Huber和Stephens（2000）发现，女性的劳动参与与社会公共福利安全网与其他社会和政治因素的的增长有着重要的关联。 

因此，经济的发展可以部分解释女性主义的女性动员和左派政治运动的增加，这包括了对国家服务的更多要求。女性就业和受教育的增加也是这种转变发生的部分原因。这些变化是性别制度从更家庭的形式向更公共的形式转变的一部分（Walby 1990，1997）。但是，社会结构变化与女性政治变化之间联系的确切性仍然存在疑问。这些联系之一就是社会变革与对经济与组织资源的获取之间的关系。 

 经济与组织资源

经济与政治资源是政治动员的变化中关键的组成部分（McCarthy and Zald 1977）。女性就业和教育的增加以及女性在各种民间社会机构——从工会到女性主义倡导组织——中的在场，都增加了对女性主义来说可利用的资源。随着女性就业人数的增长，不仅增加了许多妇女的经济资源，而且女性在组织中更多的参与度使她们得以向政府和雇主提出要求（Ferree 1980；Gagnon and Ledwith 2000）。妇女在工会及其治理结构中的参与度显著增加（Hicks，2000年），在英国（Himmelweit，2000）以及在国际和跨国层面上(Keck and Sikkink 1998; Moghadam 2000），专家型女性主义倡导组织也在不断发展。 

 政治机会结构

采取政治行动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机会的基本形态（Eisinger 1973）。作为性别制度转变的结果，女性主义所面临的政治机会也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女性在国家层面的参与有了显著地增加，尽管仍然不平等。

国家对女性参与的部分开放给女性主义带来的影响是有争议的，主要是因为国家的概念和定位在女权政治中一直存在争论和发展。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对国家在性别政治中的重要性的拒绝（Millett 1977），以及国家在福柯主义女权分析（Smart 1989）以及微观层面的治理概念化（Haney 1996）中的消解，最近受到了批评。这种批评是来自:（1）对福利国家对于性别关系的重要性的分析（Orloff，1993）；（2）通过人权话语建构的新的女性主义实践形态（Peters and Wolper，1995）；（3）世界各地的议会与内阁中女性代表的增加（Githens et al.  1995 ; Walby 2000）；（4）对政府和代表的议题的复杂性的概念化理论兴趣的日渐增加（Squires 1999; Kymlicka 1991，1995; Phillips 1995; Young 1990，1997）。 

作为议会职位向女性的缓慢开放的结果，政治机会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政治机会结构的转变，与以下有关：女性主义政治的重点从激进的分离主义的自治形式的政治，转向更加主流的，侧重于通过国家主导的改革来改善女性地位的自由主义政治。1980年代的美国，英国和瑞典之间政治机会结构的对比使Gelb（1989）得出结论，政治机会结构是女权政治采取更加自治形式还是国家主导形式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地方层面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种倾向，几个历史上参与强奸危机行动（Rape Crisis Movement）的组织从激进自治转变为与国家增加互动（Matthews 1994）。

参加民选国民议会的女性比例有所增加（Walby 2000）。尽管不是全部国家，这种情况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中都发生了，特别是在西欧（Inter-Parliamentary Union 1995，2000）。议会中当选女性的增加代表了政治机会结构的转变。根据英国（Norris 1996a），美国（Thomas 1991），瑞典（Wängnerud 2000）和挪威（Skjeie 1991）的研究，议会中女性人数的增加与对女性参政态度改变和女性优先考量的政策的改变有关。就英国而言，1992年大选中议会的女性候选人比男性候选人更有可能支持女性在堕胎、反对婚内强奸和家庭暴力、支持女性的机会平等等方面的权利，以及在包括国有化/私有化、核武器和死刑在内的一系列其他问题上采取更典型的妇女立场（Norris 1996a）。在美国，女性比例最高的州立法机关中的女性，同时比该州立法机关的男性和女性比例更低的州立法机关中的女性，提出并通过了更多以女性，儿童和家庭问题优先的法案（Thomas 1991）。妇女通过两种方式传播她们的政策优先级：通过机关中高比例的女性任职或通过出席正式的妇女立法会议，无论在人数层面还是组织层面都有所改变（Thomas 1991）。

议会对女性的封锁的减少是政治机会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通过打开了可能的新的政治参与途径，助益了政治形式的变化。 当这些国家机构事实上不对女性开放时，女权政治参与了更为激进的分离主义的自治形式的政治。 随着这些机构逐渐接纳更多的女性，着重于国家层面的政治参与也有所增加。自由民主正在形成，但尚未持续发展。

争论和认知共同体

受哈贝马斯传统（1989，1991）启发的一些作者认为，权力和规范不足以解释政治进程的变化，而争论（Argumentation）的过程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很重要（Risse 1999）。政治变革的进程与权力有关，又不仅仅在于权力，争论也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人权准则在国际上传播，涉及到国家的社会化过程。人权已嵌入国际中各种政权和组织中，从而成为国际社会标准规范的一部分，进而界定什么构成“文明国家”而成为国际社会中具有“良好声誉”的一员（Risse 1999：529-30）。争论的过程则有可能扰乱已固定的身份和预期的利益，使这些受到广泛的挑战。因此，道德劝说（moral persuasion）可以导致对利益和身份的重新定义，进而可能导致争论性的“自我诱捕（self-entrapment）”和改变（Risse 1999：531）。在女性主义倡导组织与负责职业平等的权力议题和针对妇女暴力议题的国家当局的对接中，如上所述的进程被发现是行之有效的。认知共同体这个概念则根植于争论的重要性的概念(Haas 1992)。

认识共同体是基于专家组成的联系网络，这些专业人员在特定领域中具有公认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并拥有对该领域内与政策相关的知识的权威性解释……

他们有（1）一套共同的规范和原则理念……（2）共同的因果信念，来自于对导致或促成其领域内一系列核心问题的实践的分析。……（3）共同的合法性理念……（4）共同的政策规划……（Haas 1992：3）

对这个概念的使用是为了理解知识和信息所扮演的角色。由于在二十世纪科学知识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认识共同体也因此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上所述，当代女性主义越来越多地包含了认识共同体。当代女性主义对专业知识有越来越多的要求，并且越来越多地与机构权力的当权者争论。在争论的基础上，专家型女性主义组织也不断增加。然而，女性主义不仅是一个认识共同体，因为对正义的要求仍然是多种多样的。 

全球语境下的人权和差异

组织和联合的概念和实践（Ferree and Hess，1995）在女性主义中关于差异的讨论中变得重要。近年来，多样性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社会分析中的一个主要主题（Calhoun 1995；Mohanty 1991；Taylor et al. 1994；Young 1990）。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在处理女性之间差异性的同时兼顾共同性（Felski 1997）。我们需要把握社会差异的多样性和重叠性，即个人同时属于几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又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优先级。社会分层的复杂性、社会分层间的部分重叠性和交叉性才是女性主义政治的核心议题，而不是社会分层间的具体区别（Jakobsen 1998）。网络、结盟和联合（networks, alliances and coalitions）的概念比起共同性或差异性的概念对女性主义政治分析更有帮助，因为它们强调在实践中同时认识差异性和共同性。它们指出当跨越分歧去参与社会和政治事业时才能有所作为。它们暗示着随着时空的转变，支持同一政治方案的联合的偶然性，和这种联合潜在的脆弱性和弹性。为了把握如上的概念（社会差异的多样性和重叠性），全球化背景下的女权政治实践中会特意使用网络、结盟和联合的概念，而不是身份或社群的概念（Walby 2001a）。

作为（女性主义）传统的权利平等的问题之一是，它被认为过于个人主义和接近新自由主义而无法解决集体性与结构性弱势的问题（Young 2000）。批评者们认为，权利平等话语导出的战略是个人主义和分裂的，因此不能应对机构的和集体的障碍。然而，这种哲学上的担忧被错放在了实践中，因为通过平等权利的修辞来阐述这一主张，并不一定就决定了追求这一权利的政治形式。在改善妇女的有偿就业状况或阻止来自男性的暴力的实例中，通过权利平等的言论来实现这一目标，并不会排除以集体形式进行政治表达的可能性。从就业的平等权和对女性暴力的政治活动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在英国，虽然对个人来说很难通过一系列昂贵且耗时的法庭程序提起法律诉讼并寻求赔偿，但是许多人会集体地——而不是个人地——利用平等机会法案，因为集体具有支持作用（Gregory 1987）。许多对歧视性的雇主起诉成功的案例都有来自工会或平等机会委员会的参与，他们承担了法律费用，并在长期的法律纠纷和有争议的劳动关系中提供支持；也就是说，这些法律的实施至少部分依赖于集体行动者去推进解决个人的诉求。事实上，今天的工会经常会代表工人团体提出法律要求，这些工人都面对相似的歧视性雇主。因此，尽管在英国没有明确的正式法律途径可以集体提起诉讼（与美国使用集体诉讼相比），但实际上，由于存在可以代表其他人或其他群体提起诉讼的手段，它们实际上通常还是集体案件。（Willborn 1989；Gregory 1987，1999）。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了平等机会法案对男女间薪酬差距产生了影响。基于将薪酬差距的因素分解后——例如教育、工作经验和歧视——的计量经济学分析，显示英国1970年通过的同酬法案和性别歧视法案大大缩小了性别间的薪酬差距（ Harkness 1996；Joshi and Paci 1998；Zabalza and Tzannatos 1985）。

为了确保关于对女性暴力方面的的人权，有相似的事例选择了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同样的，从强调女性对男性从属的话语到忽视女性人权话语的转变，并没有导致个人主义政治策略的采用。仍然有集体的政治方案试图改变法律，拨款并提供安全的场所，以及改善警务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因此，重要的是不应该去假设，通过权利的语汇表述政治要求会导致这种要求的个体化。相反，“女性权利是人权”的概念是对女性主义政治策略的补充。它利用了一套在许多地方被认为合情合理而广泛接受的政治语汇，因而具有非常普遍的吸引力。

在新的全球语境下，将女性权利作为人权的论述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传统上，这种政治话语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联系在一起，过于从顺而无法有所作为，但在现在，这不再是一种合适的理解。不如说，在跨国政治机构发展强大的背景下，集体的有组织的女性在战略性地利用这一话语。全球化在被创造性地用作女权政治的新框架。把女性主义政治的视野仅仅限制在地方或国家层面是不可能的（Benhabib 1999）。尽管人们关注女性主义分析（Haraway 1988），但这种情况现在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性的（Walby 2003）。这仅仅是由于跨越国界的沟通能力增强导致的部分结果。重要的是，这是全球性的机构和平台新兴的结果，而这些机构和平台为女性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女性主义政治的活动家在建设新的全球化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Ramirez et al. 1997；Waylen 1996）。新种类的联盟，政治形式，政治策略和实质性领域已经介入（Marchand 1996；Peterson and Runyan 1999）改变性别的全球权力关系的语境中（Mies 1986；Mitter 1986）。世界范围内进行了知识的转移，并通过跨国联系网络传递经验（Keck and Sikkink 1998）。女性主义者越来越多地利用跨国联系网络向“国家”议会施加压力（Keck and Sikkink 1998）。国际层面新兴的组成部分，因为最近才制度化，所以更有助于阐明新的政治议程和产生新的支持者。在女性政治组织发展的后期才建立的政治机构通常会在实践中对女性更加友好。比如在威尔士，苏格兰议会和欧洲议会中当选的女性比例要比在下议院当选的女性比例要高。

在政治话语日益全球化的框架下，女性主义者已经善于利用平等人权的话语和宪法化实践，利用其普遍主义逻辑来合法化和具体化她们的主张（Peters and Wolper 1995）。尽管权利话语有许多已被充分论证的局限性，但它仍然通过对权利话语的表达为女性主义需求提供了合法化的有效来源（UNIFEM 2000a）。这种话语贯穿于差异在当代女性主义哲学中的特权中（Braidotti 1994；Felski 1997）。但是，许多人在践行女权政治时，也找到了一种在利用强大的普世人权话语的同时跨越差异的方法。

全球范围内，本地层面的机构和全球层面的机构通常会相互斡旋（Hettne et al. 1999）。就英国而言，对其重要的一个机构就是欧盟。理解英国政治需要对欧盟的理解，因为该机构对于调解英国与全球的关系至关重要。特别是，欧盟现在负责了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等经济政策的关键方面（Weiler 1997）。

竞选活动和外交手段越来越多在跨国层面上被运用。 民族国家一直在草根层面和跨国层面上成功钳制了女性主义者的组织。民族-国家作为国家机器的所在地，尤其是法律的执行者，仍然是重要的。 我的论点是，国家不再是政治活动的起源或主要中心，而是政治活动中途的目标或奖赏。关键的辩论，即战略性的政治联盟的形成，主要不在各国议会内部进行，而是在不同范围的级别上进行。政治活动者与国家的互动只是在更广泛的相关政治平台的联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

跨国性别实践的行动者之间存在着多种关系，从互惠互利到支配与被支配，其关系的结果也从加剧敌对到融合发展不等。联系网络可能是互惠互利的，它们之间具有相对公平的关系（Keck and Sikkink 1998）。或者它们也可能涉及强迫关系，例如欧盟在其职权范围内对成员国具有法律支配权（Hoskyns 1996）。此外，可能存在条件性的关系，例如将经济援助与满足某些条件（例如人权，或削减政府支出）联系在一起，否则接受者可能并不优先考虑达成这些条件（Moser 1993）。西方或国际机构的干预可能标榜其符合接受者的最大利益，但先前殖民主义的历史关系可能会使人产生怀疑（Mohanty 1991）。具体的国际女性主义政治关系的实际性质是一个需要实证分析的问题。交流增加的结果可能包括从文化群体之间的自我定义和敌对的增加，例如一些原教旨主义对西方的反应（Marty and Scott 1993；Moghadam 1994），到文化和政治形式的借用和混合化（Jayawardena 1986；Ramirez et al. 1997）。

结论

女性主义近年来已改变其形式。性别制度的变化涉及到经济和组织资源的增加，这是因为妇女的有偿就业和教育程度的增长，妇女的组织能力增强，包括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组织。这些变化改变了政治机会的结构，并促使女性在议会和政府等正式的政治领域中的任职人数增加。女性主义团体凭借普遍人权话语的强大合法性和对国家的政治诉求的重新定位，对关键的女性主义方案进行了重新的制定。全球化促进了女性主义跨国联系网络的发展，使其思想和政治实践得以传播。

当然，也会产生对立的影响，因为在一些地方，全球化的言论已被用来正当化一些民族国家对福利供给某些维度的侵蚀，因为它们自认为受到全球经济竞争的威胁。 但是，全球化不是一个仅仅涉及全球金融和资本市场发展的经济过程。相反，它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涉及到政治环境的重组，在跨国联系网络和机构的关联中重新定位民族国家。在这种新的背景下，女性主义者已经善于利用这些联系网络来推进她们的要求。

当前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理论框架太过狭窄，其范围无法涵盖借助人权话语提出的政治诉求，这其中不仅包括政府试图监管的尝试，还包括对其抵抗和反对的政治方案。相反，需要一个更加广泛的政治概念以及对决定政治参与的因素的多层次分析。女性主义政治的一些方面正在从自治的组织形式转变为与国家产生更多的联系。女性才刚刚开始进入自由民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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