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 | 被“拯救”的工厂女孩
被“拯救”的工厂女孩
作者：Maria Hengeveld
翻译：下野十鹤子
校对：侯锐
本文来自美国杂志雅各宾（Jacobin）第三十期杂志，
原文标题为：
Girls to the Rescue人们需要的不是合作的受赞助的NGO，而是强大的独立工会，并以此来和老板作斗争，维持他们的家庭。
时尚向来和年轻人有着爱恨情仇。作为消费者的孩子好得很，甚至他们影响了潮流大势——然而作为在纺织厂里头劳动力的孩子，他们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凯西·李·吉福（注1）会在国家电视台为他们落泪。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当一堆坏媒体喋喋不休，还有学生联合会之类的团体反对血汗工厂（注2），并且给主流世界带来了无血汗工厂（注3）的概念，品牌执行官面临着两个选项，放弃他们在全球化中积累的超强权力，或者改变消费者对他们权力的理解。
1. 凯西·李·吉福（Kathie Lee Gifford）是美国知名主持人，也是非营利组织Childhelp的名人大使。她经常在防止虐待儿童的组织的筹款活动和活动中露面。同时也是一名血汗工厂反对者，但是他被美国国家劳工委员会（National Labour Committee）的成员查尔斯·科纳汉（Charles Kernaghan）指责参与了血汗工厂代言活动，后来她被迫澄清。
2.血汗工厂（Sweatshop），泛指条件恶劣，工人难以接受的工作场所。工人在危险环境下工作，包括与有害物质、高热、低温、辐射为伍，还有超长工时、低工资、高强度劳动等。现代的血汗工厂大多出现在东亚及第三世界国家及地区 ，如印度、大陆、非洲、中南美洲等，这些地方缺乏法律支持和工会保障，完全任由老板和利润掌控。
3.反血汗工厂运动是指一改善血汗工厂中工人状况为目的的运动，它始于19世纪，发源于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等工业化国家，以改善这些国家的劳动条件。
他们走了公关路线，将自己重新包装为商圈的道德君子——文过饰非，使自己俨然是站在血汗工厂的工人一边的人——这意味着必须将反血汗工厂的行动者的冲突和问责语言取代，替之以双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尽责任的商业伦理、团体的挑战、还有“终身学习之旅”。
他们把血汗工厂的问题踢出工会和校园行动者的控制区，搬到了商学院、NGO还有联合国的神坛。在新的环境中，责备转向跨国公司的商务伙伴以及工厂老板。对于签约的工厂，自从品牌变成了工厂唯一的真正议价者，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有独特地位来指导他们的伙伴，给工人们来点人道主义装潢。企业的权力应该被视作一种NGO的协作式的自我监管，而不让监督局和工会遏制他们。
今时今日，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注4）制度已经演变为由各品牌组成的全球网络——塔马布热（Tumbrel）赞助了血汗工厂侦察兵、供应链管理公司、NGO、基金会、联合国的机关，他们都在监视、认证并且给各品牌的供应链表现打分，例如他们的关乎创新想法的“名声与荣誉”，又和“领导力奖项”相关，还邀请他们去参加在线研讨会，主题是“为何终结基于性别的暴力有利于商业。”除此之外，他们还搞了点慈善计划，训练贫困的东非青少年，让他们找到自己的社会事务。
在慈善方面，给年轻女孩赋权（那些自我尊严思考俱乐部，摇滚乐队的模板，学习软件，还有敢作敢为的态度）变成了品牌慈善事业的基石。过去几年，我们业已看到古驰（Gucci）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碧昂丝（Beyoncé）合作，用“社会信息工具”和“意识”来照亮坦桑尼亚女孩的未来。我们见证了玛利亚·艾特尔（Maria Eitel） 的成功，这人是耐克首席公关和首席企业社会责任官之一，将企业社会责任预算和官方发展援助，引导至粗略的女孩影响计划，而且，欧盟委员会接纳了这些事务，在最近的女性和发展运动中，视之为合法的女性权益主张。然后就是意大利品牌贝纳通（Benetton），与联合国对他们的支持，这俩都是企业社会责任世界中最糟的，却狼狈为奸了，他们通过培训孟加拉的服装工人来“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还信心满满地推行下去。
4.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的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要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的关注，强调对环境、消费者、对社会的贡献。但是在本文中却被揭穿，只是些掩盖垄断资本增值和压迫现状的把戏。
耐克或者贝纳通等公司的高管扬言，企业家精神——最理想的社会形式——还有工厂里给发展中国家的女孩们以及她们未来的小孩提供工作，这是条脱贫的好路子。事实是，倘若没有最低生活工资、强大的工会还有激进的品牌供应链的利润再分配，工人们丧失权力、贫困和剥削依然是常态。
企业社会责任的矛盾在于，他们将时尚品牌及其全球采购模式当做解决血汗工厂工人痛苦的办法，而不是根源，并且在修辞上改换门庭，把同一个血汗工厂的工人，变成了“女孩主导”，“可持续发展”的慈善良机。
公平劳工协会（FLA）是一个监察工厂计划，而它的大部分资金，却来自受它监视的企业，包括耐克，阿迪达斯，还有雨果博斯（Hugo Boss）。在TED演讲那里，美国公平劳工协会的前首席执行官说道，他们认为如果能扩大“安全空间”，企业和NGO的伙伴就可以“一起来，坐下来，不用害怕被审判，歧视什么的全走开”，一块协作，建立信任并且“付诸行动”，血汗工厂的问题就能很好地解决。他坚称，血汗工厂的工人最想要的不是“更多的钱”，而是致力于让工厂老板“像人一样”对待他们。
但是，金钱和尊严密不可分。2016年，我在越南访问了十八名血汗工厂工人，年龄在23岁至55岁之间。这些工人受雇于五家不同的工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她们都是妇女，而且法律禁止他们成了独立工会，她们给耐克打工，还有些人受骚扰、侮辱、虐待、强迫加班、克扣工资以及高强度工作，这都是家常便饭。金钱最大程度地代表了她们的尊严和安全感，她们说，为了给家里基本的经济保障，还得赚三四倍的钱。
微薄的薪水和克扣工资使他们无法确保孩子的安全。我采访的十位母亲的孩子还很小，她们都把孩子送到了无牌经营的幼儿园，她们觉得这些地方无资质，充满危险。不这样的话唯有把他们留在乡下的家里，而那意味着她们只能一年见一两回孩子们。
谁为这种挤兑负责？两个女人受雇于两家不同的工厂，告诉我她们的经理层向她们抱怨耐克的采购价格。她们说，耐克的定价一直跟不上工厂不断上涨的材料费用和工资，耐克的利润也没法提高。
事实上，公劳协（FLA）前老总所欢呼的安全空间，就是为了逃避这些难题。他们通常开个会，在高档酒店或者商务中心举办。2017年11月，我在伦敦参加过类似的会议，是由颇具影响力的社会责任公司举办，很多NGO的发言人、大品牌、还有主要的企业社会责任团体，他们在一块交流，通过演示文档呈现，进行小组讨论——关于供应链管理体系如何运作，里面有何挑战的新点子和经验。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技术人员恳求观众拥抱“工人声音技术”，这是“组合工人声音”的创新工具，是供应链管理体系的典型贡献。
我估摸着，工厂老板们本该被形容为野蛮，腐化和无情的人。可是在这里，这些人物却如此失智，低效，固执笨拙，小孩子气的工厂老板形象看上去更受欢迎。当一个专家展示了一张印有书籍封面的幻灯片时，书名叫《你不能强迫我（但我能被说服）：充分发挥你的意志力强的孩子的潜能》：这好像是要进入平行世界，而观众还兴趣盎然，似乎毫不吃惊。
在某些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挺滑稽的。有个关于NGO的笑话：他们声言要鼓励“管理者和工人越过现存权力机制，制定创新方法”来共同解决工厂的健康和安全“挑战”，或者是一些商业说客在上午为工资造成的贫困辩护，下午就号召政府负起自个儿的责任，吃完晚饭又在发关于女孩企业潜能的推特。话虽如此，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的影响是实打实的，而且也很严峻。企业社会责任隐藏了成千上万的服装工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追求更高的工资和基本劳工权利，这些清谈家和精英却在嘲笑贸易协定里的强力社会措施以及为品牌制定有约束力的义务的努力。
2013年4月24日，孟加拉国的拉拿广场大厦 (Rana Plaza building)轰然倒下，这是一座八层高的商业大厦，坐落着多家工厂。此事故使1134个服装工人丧生，2000余人受伤。这是历史上最为致命的服装厂意外，但这个灾难至少是可以部分避免的：尽管基金会看到了裂痕，工人们仍然被要求第二天上班。
孟加拉国拉纳广场的纺织厂倒塌，超过1127人丧生
事发前曾出现裂缝
现在，绝大部分服装工人仍然依赖同样神秘的企业社会责任来监察，大厦倒塌的几个月前，他们就参观了拉拿广场大厦，并认为这是坐“施工质量好”的“仍然状况良好”的安全设施。
回到伦敦，在问答环节，我问一个讲者是否认为品牌的采购策略——例如给工厂老板的价格和下订单的截止时间——助长了他们供应链的违规行为。我得到了会议副主席的回答，这人立刻在问答环节结束后走过来，指责我在误导性提问。
通过质询品牌的责任，他说，我实际上是帮助工厂主隐藏“低价”的借口。当然，他说道，价格压力是存在的，但是利润很低——削减成本所导致的剥削——这是低效管理的后果。他像个小孩一样解释，工厂老板们被别人抓到违规的时候，常常对别人指指点点。可是一旦价格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低得很不合理，他们要么“摆数据”来证明这一点，要么停止接受他们明知无利可图的订单。
在越南，我访谈过很多工人，然而，她们都不是在小工厂干活，也不是受不专业的“当地人”管控，而是由高效的纺织集团管理。高强度工作、微薄的薪水、克扣工钱、强迫加班、还有侮辱，相比于小厂的工人的磨难，在大厂工作的人并未被更温柔对待。恰恰相反，在宝成集团（Pou Chen Group）——一家台湾的跨国企业的运作之下工厂却得到了公劳协的认可和褒扬，因为他们透明度高，有投诉机制，管理层也很专业，把扣除工资的惩罚条例都打印在企业手册——手册上规定了将处罚：坐下、操作错误乃至“编造虚假故事和传谣，损害公司的秩序与名声。”
宝成绝非例外。我在越南的时候，工人权利联合会（the Worker Rights Consortium）发现韩国的韩世公司的越南工厂有相似的虐待性条件和规定——包括了禁止打哈欠，这还是耐克的一家公劳协进驻的企业。韩世工人表明，厂内温度过高、管理作风恶劣，还强迫加班加点，这使得很多人在工作中周期性崩溃，却只被告知要清醒之后回到工位。
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伦敦的夸夸其谈和事实完全相反，我们应当把矛头指向大品牌。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在2017年公布的大型供应链调查，给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证据。调查表明，服装采购商给供应商施加的极端价格压力比其他行业多。接受调查的一半以上商家表示，年中他们生产的订单比起成本还要少。一项来自宾州大学的马克·安内的关于孟加拉的研究发现，自从拉拿广场事件以后，零售商和大品牌向供应商工厂支付的价格下降了13%，筹备时间也缩短了。结果是：真实工资下降，必须加班连轴转，工会也难以维继。
有些人给企业社会责任辩护，认为“聊胜于无”，企业社会责任最终会与工会、学生还有其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批评者殊途同归。但是，任何将公司的权力作为解决方案而不是问题，并假装公司的阴险牟利与极低工资和打压工会没有直接关系的倡议，最后都会破坏工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好的工作、生活和他们孩子的未来的能力。
企业社会责任的说辞热衷于“给予”工人权利，从“让人们恢复尊严”开始，公劳协负责人在TED谈话里面如是说道。我们“给予”女孩技能和机会是他们走上企业家般的自由之路，大品牌们如是说。
赞助慈善和虚假的个性化赋权并不会给工人带来有尊严的工作、安全的儿童保育和使儿童走出贫困。除非和占有者与剥削者集体斗争，否则就没法获得这些自由。
如果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通途——包括它的资本，权力，还有数十年的经验能够产生有意义的变化，那么它早就这么做了，血汗工厂工人需要的是权利而非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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