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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乌托邦——自我再生产和瓦哈卡公社
作者：Barucha Peller
译者：Cigarra
校对：Shawn Chan
本文来自美国杂志咆哮（Roar），原标题为Self-Reproduction and the Oaxaca Commune
瓦哈卡2006年的反抗运动告诉我们，所有严肃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必须与社会再生产中的性别视角紧密联系起来。
2006年，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席卷了墨西哥的瓦哈卡州南部，激起了该地区成千上万的居民参与，并夺取了瓦哈卡州首府和其他几个市的政府权力。在近六个月的时间里，瓦哈卡城没有警察，甚至其城市景观一度变为三千多个街垒。在革命制度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 PRI）及州长尤利兹·鲁伊斯（Ulises Ruiz）多年的威权式的、镇压的残酷统治之下，在6月14日“第22节工会”（Section 22 union）一年一度的罢工上，教师们在一个中央广场上的营地遭到政府的暴力毁坏和驱赶，正是这一事件造成了这场群众运动。数以千计的瓦哈卡人涌入街道，从警察手中夺回了广场。自发的反抗逐渐增长，州政府人员撤走了，广场、政府大楼、媒体和城市的公交都被抗议者接管了。这场运动形成了一个平面化的中央组织机构，瓦哈卡人民大会（Assembly of the People of Oaxaca, APPO），并要求罢免州长尤利兹·鲁伊斯。七个月间，这一墨西哥最穷的州之一，开始试着去抛开政府权力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努力重组社会。当被占领的广播电台开始以“从瓦哈卡公社发出”这一口号发布消息时，这次行动可以与巴黎公社这一历史壮举对比：“巴黎公社持续了七十天，我们坚持了超过一百天！”瓦哈卡公社结束于2006年11月25日，政府支持的民兵和联邦警察对反抗者进行了残酷的围剿，反抗者们输掉了这场巷战。这一运动结束之时，数百人被捕，数十人被杀或失踪。公社的形成与其日常活动形成的社会组织密切相关。瓦哈卡公社不是靠着起义的方式——如街垒、占领运动——而产生的，而是依靠日常生活所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也使得起义得以延续。日常生活的再生产并未被还原到每个家庭单位中，而是被重组了，摒弃了性别社会分工的资本主义逻辑，取而代之的是公社模式的资源获取方式、分配方式和生活。虽然瓦哈卡人民大会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代替国家机构进行政治治理，但瓦哈卡起义运动历时之久、其对整个城市的接管，都意味着日常生活与非正规经济问题成为了其主张中的重点，也成为其政治想象中的表达。在瓦哈卡起义中，妇女运动直接提出了其中一些问题，并且如此表达：有意识地与社会分工对抗是建立公社的必要条件。这一公社实际上通过共有资源的非商品化和家务、育儿劳动的公有化来挑战国家权力。瓦哈卡公社的主要矛盾之一，基于男性试图维护性别分工、迫使妇女回家时产生的社会、政治和战略性问题。
构成瓦哈卡公社城市景观的街垒，不仅仅是抵抗军事袭击的物理防御场所，还是进行再生产活动的家园。在这些活动中，历史中被女性化的劳动力成为了新型社会关系的基础。街垒是瓦哈卡人们睡觉、做饭、共享食物、性交、分享新闻、并且最终汇聚到一起的地方。食物、水、汽油等资源被重新分配，同样的，再生产劳动被从家庭领域抽出来重新安排，并成为重塑社会生活和集体纽带的重要方式。瓦哈卡人不会晚上回家看电视，而是会返回街垒，听被占领的广播电台的广播，然后用纸板和毯子搭成的简易床铺睡觉。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人们都会在街垒里冲泡从家里或者从企业中带出来的咖啡，给大家分享。通过被占领的广播电台，在不同街垒上的反抗者们互相发送浪漫的消息和“呼叫”。在街垒中进行的各项活动——从在高速公路上截停的Doritos（零食）卡车里分发食物，到开展教育工作坊——这些都重建了一个群体的基础建设，而这一基础建设通常被自然而然地当作是女人在家中和社区中的工作。人们归属于公社，仅仅是因为他们参与到了日常生活的在生产中：如在街垒中烹饪、从家里或企业向街垒里带咖啡、在街垒里制作燃烧瓶、堆石头，或者只是互相分享故事。通过维持日常生活来维系街垒，这使得“家庭”和女性在家庭中所做的孤立的、不被承认的劳动从被隐藏掩埋的情况中被挖掘出来了。作为公开集体斗争的社会关系，这些劳动被重新生成了。街垒上再生产劳动的社会团体开始侵蚀资本主义的性别分工。在这种分工中，再生产劳动为资本主义的压榨创造价值或劳动力。再生产活动的集体化和普遍化使得运动越来越多地被“自我再生产”出来，也越来越形成对已有社会秩序的威胁。自我再生产，或者说这个运动直接在日常生活中自我复制的能力，不需要性别分工的调和，也不需要女性做着所有维持日常生活的、被忽视的工作来使运动得以延续。这些意味着，瓦哈卡的起义将其自身再生产成公社。这种自我再生产在街垒中生成了集体的主体性，这种集体主体性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共同经验。当人们开始用“街垒人”（barricadistas）来定义自己，并且进而用某些特定的街垒来定义自身（如：“我来自五个小伙伴街垒”，或者“我来自索诺拉街垒”），人们的主观自我认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抛弃了雇佣劳动所分配的角色（如“我是医生”或“我是学生”）或者其他资本主义所形成的主体性。这样一来，公社形成的主体不是由人们劳动的商品化形式定义的，而是由人们日常社会关系的集体化和街垒中自我在生产的手段定义的。我们知道，公社是从自我再生产中产生的，因此当我们发现街垒中大多数都是女性，或者许多街垒中全是女性这一情况时，也就不足为奇了。妇女们发现，正是在支撑社群团结的非正规关系中体现着斗争。在街区中和占领媒体的行动中，街垒同样是保护形成公社的前线战场。随着瓦哈卡起义进行了几个月，被暗杀、被消失的人数也在增加。妇女们通过晚上的巡逻和防卫来参与保卫街垒，对抗“死亡大篷车”（las caravanas de la muerte），即攻击街垒的民兵卡车。妇女们开始承担革命性的政治任务，而这些任务在历史上都被定义为男性所做的。瓦哈卡公社运动的导火索，也是一次妇女运动的兴起。2006年8月1日几千名女性勇敢地接管了州电视台和广播站——第九频道。妇女们对于这些媒体传播关于该运动的谣言十分愤怒。一个名为“锅碗瓢盆”的、全部是女性参加的游行聚集在广播站门前，要求十五分钟的播音时间。当妇女们被拒绝时，她们闯入了广播站、自发地接管了它。女性们很快就自学了如何使用广播站设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电视和广播放送。尽管到了八月，瓦哈卡人民大会已经从首府的两个广播站进行广播了，但该运动的潜力已经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瓦哈卡起义中的妇女们掌握了州电视台和广播站的高功率传输器。就这些妇女们所说的“真相”而言，集体化的通讯和创造作为一个公社手段的媒体是恢复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许多接管电视台和广播站的妇女屡次重复说，揭露“真相”是接管媒体的动机之一。一位妇女很恰当地这样说：“在这么多事实真相之中，我们要揭露其中一些。”妇女们要在广播和电视台上揭露的“这么多事实真相”，就是对这样一个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境况的描述。这个群体承受了太多——在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的社会毁灭性作用和革命制度党的种族主义和压迫性独裁之下，这一群体是最为脆弱的。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不仅仅对土著人（占瓦哈卡州百分之七十人口）产生了深刻的新殖民主义影响，而且资本主义对教育、医疗、社区基本的基础设施等资源和服务的垄断，给妇女们增加了极大的负担。因为这些领域都被深深地“女性化”了，并且也被神秘化为“女人的工作”。妇女们的广播因此团结了土著群体、城市贫民、家庭主妇，她们分析全国的日常现实生活，激励人们参与起义运动。群众们进行大规模交流的能力不仅揭示了集体性的痛苦，也揭示了集体性的继续斗争（la lucha）的意愿。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影像和声音、集体性的真相通过被占领的广播和电视台被放送出来，公社也许无法这样了解自身。瓦哈卡公社在斗争中实现集体性的自我认同的主要限制，是在关于是否坚持性别社会分工上的矛盾。这个矛盾产生于对“第九频道”的占领，也在街垒中广泛存在。女性们拒绝把自己的贡献限制在反对私人领域、家庭暴力和威胁的运动中，因为男性拒绝把家务劳动集体化，这使得整个公社的结构和妇女坚持在街垒中活动的能力都被伤害了。与此同时，妇女们也在为在街垒中、占领的广场上斗争以取得对社会再生产的控制权。伊塔（Ita），一个参与到占领第九频道运动的人这样解释道：“有同志抱怨说，自从8月1日，接管第九频道之后，我妻子就不照顾我了。很多妇女都因为参与了占领运动和游行而遭受了家庭暴力，有时甚至她们的丈夫想跟她们离婚或者分居。这些丈夫们并不怎么接受女人们抛弃家务、参与政治。他们不帮忙做家务，比如说照顾孩子、洗衣服来让女性能继续电视台和广播站的占领运动。”在第九频道占领运动中轮换的妇女们越来越少了，因为她们别无选择，只能回家照看孩子、做其他家务。在8月21日，占领第九频道三周以后，民兵们利用占领人数较少这一优势，炸毁了网络传输器，使它们都报废了。然而妇女们也不是逆来顺受的：第二天，她们再次上街，带领着运动参与者们接管占领了另外十个广播站。这其中的四个广播站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公社掌握。虽然家务劳动强迫着很多妇女返回家庭，从整体来看妇女并没有乖乖地屈从于父权制暴力和威胁。一位妇女的丈夫打断她一条胳膊来阻止她上街，但这之后她还是走上街垒去保卫它。就像艾娃（Eva），一位家庭妇女说：“没人把我们从家里拉出来，说什么‘去斗争吧’。正相反，他们说：‘别离开家了，冷静冷静’。他们阻碍我们斗争，但是我们敢于去做。”妇女们清醒地意识到，性别矛盾之所以会出现，就是因为她们参与了运动。在占领的电视台工作室放送的节目中，有一个横幅在屏幕上出现了：“当女人们前进了，没有一个男人被落在后面。”在这方面，妇女试图去唤起阶级归属感，表明妇女运动是整个阶级运动的进步。尽管如此，由于公社再更宏观层面上的策略和政治计划，对女性是否参与运动的矛盾一直没有被解决。就像爱娃简单表述的：“我们在两条战线上斗争：一个反对整个体制，一个反对我们自己运动中的男人。”再生产劳动既是妇女参与运动的限制，也是激励妇女进行自治和集体组织的力量。沟通和社会性的力量定义且塑造了集体斗争，这一力量不仅存在于占领媒体的广播中，也存在于占领第九频道的妇女的讨论中。这些妇女们在人生中第一次拥有了一个没有男人的自治空间，她们发现了，国家的威权主义体制和经济是怎样深入他们的社会分工和日常在家庭中的经历。就像伊塔说的：“运动中发生的最美好的事情是，我们所有女人在晚上都开始聊自己的生命故事，因此我们也感受到更深的愤怒支撑着我们继续斗争——不仅仅要推翻政府，而且要作为女性去组织起来，对抗那些我们大多数在生活中都会遇到的事情。”因此，对于女性来说，参与公社并不意味着女性和其他人一样都共同实现了其政治参与，而意味着她们意识到了，她们的参与更表现为反抗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商品化家庭中的再生产劳动力。针对是否坚持社会分工的矛盾表明，女性对抗政府和对抗再生产劳动成融合为同一场斗争。瓦哈卡公社的核心宗旨是，通过从商品化和私有化的形式上收回空间和资源，来实现日常生活的革命化。这使得运动的核心诉求从罢免州长、演变为阐释州长的政策是如何维持资本主义对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的蚕食。但真正能号召摆脱资本主义逻辑的日常生活的重新组织的，是女性对于家庭中剥削的阐述。就像再生产活动、没有工资的劳动总是非正规的，非正规的社会关系和公社中日常的团结互助活动建成了一个政治想象。这一政治想象超越了、有时甚至脱离了瓦哈卡人民大会的官方表述。在分析瓦哈卡运动的时候，左派们基本上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瓦哈卡人民大会上，以此来试图描述和解释这一持续七个月的反对资本主义和政府的反抗运动。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只关注运动中正式存在的组织结构，模仿了资本主义分工。在这里，价值只产生在正式领域，忽视了公共政治诉求和组织之外的组织活动的社会层面。瓦哈卡人民大会被表述为运动中的运动，并且瓦哈卡人民大会发出的政治诉求——主要是罢免执政党——表达了集体的政治诉求，但这一描述并没有包含集体化的非正规过程，这一过程是与再生产日常生活的问题相斗争的。瓦哈卡公社强调的集体认同感，并不只是对瓦哈卡人民大会的认同感。事实上，许多参与者——特别是家庭主妇和城市贫民——都自认为是起义中的参与者，而不是人民大会的一部分。也许需要一个完整独立的社会学研究来研究为什么反抗中的参与者并不认同人民大会，或者人民大会为什么没能够在其特定的组织和代表结构中，囊括运动中人类学意义上的所有不同的社会群体。当然，妇女为了更平等地参与到人民大会中的斗争的失败，导致了运动的中另一个性别矛盾。直到十一月，即运动开始七个月之后，瓦哈卡人民大会才把性别代表问题纳入考虑范围，然后问题也没有解决。甚至在大规模的妇女运动后，大会也没有实现代表参与上的性别平等。最后，造就瓦哈卡公社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女性参与者关于公社的局限的表达，这些都帮助我们扩展对这一斗争的认识。这一斗争反抗资本主义把再生产劳动商品化、女性化。在我们的理解中，所有严肃的反资本主义的运动，必须与集体的社会再生产中的性别视角紧密联系起来。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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