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开始,齐泽克基于对《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的广泛解释,试图重新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并从黑格尔出发,承担了对新唯物主义的重新定义。
他尝试将黑格尔的绝对反冲概念(Absolute Counterstroke)提升为一般本体论原理,这正是他的尝试:某个前因产生了后果——可是,在特定的时刻,前因仅仅是后果的回溯性的结果。
Q:
1914-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正酣之际,列宁正在伏尔泰小酒馆(达达主义的诞生地)全神贯注地读《逻辑学》。您觉得,这样的姿态,在今天还有效吗?
A:
当然,遇到政治危机,不光是列宁,各种政治家往往求助于黑格尔,并且他们特别喜欢求助于《逻辑学》,1850年的马克思也一样。当欧洲的革命浪潮退去,当一切恢复正常,他就开始读《逻辑学》了。要是不熟悉黑格尔,你就读不懂《资本论》,或者别的手稿,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流通什么的,大多采用《逻辑学》的术语,列宁也是如此。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们还应该这样做。我刚刚写了一本书,关于“脑机接口”的前景。现在不光是数字化控制了我们(我们做的一切,都被电脑记录下来)这么简单。超出我们想象的最新科技都搭载在电脑、数字机器上,它们已经能搞懂我们的思维。你都不用说话,只要动动脑子,电脑就知道你的想法。我忍不住要想,黑格尔会怎么思考这种现象:“这是不是主体性的终结?”所以,我认为现在比以往更需要阅读黑格尔。假如你遇到麻烦,那就读黑格尔吧!不过别读《美学》和《历史哲学》,甚至《精神现象学》也别读,就读《逻辑学》。在我看来,关于纯粹的思考行动,《逻辑学》依然是最好的一本书。不了解黑格尔,就谈不上真正的思考。
Q:
就好像是“在黄昏的时候”拜访黑格尔?
A:
不光如此。而且我特别喜欢黑格尔的地方,也是他在当今更现实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彻底开放性。你知道的,开放性的意思是,和马克思不同,黑格尔对未来没有这样的愿景:认为我们处在关键时刻,一旦时候到了,就会发生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黑格尔从来不这么想。他总是持更开放而非悲观的态度。在黑格尔这里,我们能看到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一旦出现大的革命、解放的工程,事情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搞砸(注:即理性的诡计)。黑格尔肯定会感兴趣这个问题:“列宁主义怎么变成斯大林主义了?”在这一点上,他极其悲观;第二个前提是,黑格尔从不号称要预测未来。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只能对当前的事进行重构,而不能看透未来。对于黑格尔,未来是彻底开放的。这正是他在当今更现实的地方。
Q:
我想起另一个问题,和您说的有关。您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是“回溯性”。最近,您还表示,回溯性离不开您所谓的“绝对反冲”。
A:
你说的没错。不过,这两个词不一样。黑格尔说的“绝对反冲”(德语是Gegenstoß)是这样一个闭环:某个前因产生了后果,可是,在特定的时刻,前因仅仅是后果的回溯性的结果。我再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可以说(在极端情况下)共产主义思想鼓舞了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思想是前因,但与此同时,只有借助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共产主义思想才变得鲜活。你消灭所有共产主义者,就再也不会有共产主义思想了。所以,对黑格尔来说,主体的情况也一样。主体会表现自己(做某些事、说某些话),但在这种表现之前,不存在什么主体。只有通过表现,主体才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在激进的层面上)说这是“回溯性”。我再举一个回溯性的例子。当今,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搞不好会爆发世界大战。我们不清楚会发生什么,可是战争真的打起来了,又像是它注定会打起来,只是有所推迟而已。要是战争没打起来,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这明显是 “杞人忧天”,“仗打不起来”,“没有白痴会把文明毁掉”。在我眼里,黑格尔最深刻的见解就在于,事情只是回溯性地成为现在的样子。恋爱是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坠入爱河明明是偶然的,可一旦真的爱上了,你总感觉这一辈子都是为着这一刻来的。
Q:
您还用过马尔科姆·X的例子。
A:
他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从不堕入黑人认同的陷阱,什么黑人就要有黑人的文化之类的。所以他选择伊斯兰教。对他来说,伊斯兰是彻底普适的宗教;伊斯兰不是黑人的宗教。在他看来,在伊斯兰教里,肤色无关紧要。他不喜欢玩这些说辞,什么黑人要寻根,要认同自己的文化之类的。这也是我反对身份政治的原因。在我看来,当今掌权的人最喜欢玩身份政治。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要发展自己的文化认同,谁也不能摆脱全球市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沙特阿拉伯最契合今天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它自己有一套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彻底融入世界市场。
Q:
在保持自己的文化同时,又超出了本国的市场?
A:
不过,今天的现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全球资本主义和身份政治一点儿也不矛盾,甚至说——左派朋友们又要生气了——多元文化论最契合全球资本主义了,因为它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然后又不能摆脱全球市场。
Q:
我们回到“回溯性”的话题上来。您会不会觉得,回溯性逻辑(“指向前提”的逻辑)会导致某种深层的目的论,像阿尔都塞曾经说过的那样?会不会导致某种回溯性的目的论?
A:
这就是一种目的论,不过永远是回溯性的目的论,其实它不是真的目的论——在黑格尔那里,目的论始终是向后的、回溯的。只要事情发生了,它们就像是必然要发生的,可你又不能提前下定论,因为事情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他的意思不是人一定是猿演化而来的,他的意思要更激进:历史是开放的、偶然的,历史决定论是不完备的。在任何关头,历史都可以走向不一样的轨迹。无论历史走向何方,你都能讲出一个具有必然性的故事。比方说,苏联不一定会出现斯大林。如果他1922-1923年死了,也许苏联就是不一样的苏联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谨慎些,不要给事物强加某种必然性。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必然性,是因为我们总喜欢叙述各种故事;我们喜欢一个个连贯的故事,这样历史才说得通。再比方说纳粹,我觉得,纳粹在法国出现比在德国更有可能。你也知道,法一战之前法国的法西斯比德国强得多。所以,我们不该把希特勒当作必然;他只是各种偶然事件的结果——历史是开放的。Q:
这就关系到怎么看待历史的问题了。如果没记错的话,您多次强调,辩证法不是“合二为一”,而是某种“主体立场的转变”。
A:
所谓的“一分为二”,从一开始,“一”就是“分为二”的。“一”是借助分裂而出现的。起初是一团混杂的多样性,然后“一”借助分裂而出现。“一”的意思是:“我是甲,我不是乙”——它永远是分裂的。我不认为(许多欧洲民粹主义者认为),我们要忘记宏大意识形态,相信“老百姓”,聆听他们的心声(恐惧、欲望、利益)。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混乱时代,老百姓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看看生态问题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情况十分危急,可是“老百姓”给不出什么答案。其实我还要更悲观些。要是看看西欧,问一问“老百姓”,或者搞个公投,几乎所有国家的多数“老百姓”都会说“移民太多了,赶走他们。”看到了吧,所以我这么悲观。我不相信老百姓的智慧。当然不是说知识分子就懂得多,其实,没有谁真的知道怎么办。那么,生态问题到底怎么办?我很担心生态,可它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最近,亚马逊丛林发生4000起火灾,然后人们就听到这种论调:“我们杀死地球之肺,就是自杀。”这种说法太简单化了。我看到过一个分析,左派做的分析,他说现在地球上的森林比过去1万年任何时候都要多。我当然不是说生态不是重大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光说:“森林都烧完了,氧气就不够了。”人们就是这样,急急忙忙地讲述这些故事:“亚马逊的森林被烧了。”然后人们马上完善这个故事:“这样一来,不到30年氧气就不够了,简直是灾难。”根本不是这样的,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要谨慎的是,可怕的事要发生了,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Q:
我记得,您有一次说过,资本主义企业让这些事件和前因加剧了。
A:
肯定啊,我觉得资本主义早准备好拿生态危机牟利了。所以特朗普才会傻傻地说要买格陵兰岛,说明他肯定清楚全球在变暖。格陵兰岛的田地很多(多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步),可以种蔬菜来卖。而且,冰少了之后,格陵兰可以提供很多矿藏。大企业已经为全球变暖做好准备了。我不觉得,资本主义会傻到毁掉自然,然后把自己也毁了。它总能从灾难中获利。战争不就是这样吗?战争总是有利于资本主义。
Q:
您说辩证法是某种“主体立场的转变”,或“主体的立场转变”。会不会让人觉得这是某种(哪怕是不均衡发展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原则,仿佛不均衡发展是同一个根本原则或核心的不均衡发展?我不由得想起阿尔都塞,他批评黑格尔的哲学表达了某种单一的本质。
A:
这个问题要复杂些。可是,你别忘了,阿尔都塞晚年,哪怕还没精神失常之前,就很清楚自己的黑格尔解读有问题。最后的作品里,他开始改变他对黑格尔的立场。我认为,阿尔都塞没有很好地理解黑格尔,而且,认识他的人告诉我,他自己在晚年也承认了。阿尔都塞批评的黑格尔形象是特别简单化的,就是不断进步、理性的、“理性终将胜利”之类的。其实不是的,黑格尔的思想要更悲剧些。比如,你不能忘了他说“历史的终结”,这不是某种永久和平。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最后,他都指出战争的必然性。在他看来,只要有主权国家,就会有战争。他很清楚,今天的一切伦理学都是战争伦理学。就算在西方国家,一个典型的国家,是怎么运作的呢?你有权享受一定自由,可以追求你的生活、幸福、私利,但你真正的伦理义务是,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你准备好为国家献出生命吗”,这才是伦理的真理。所以,悖论之处在于,我们的伦理依然立足于这样的观念:至高的伦理行动即战争——准备为国献身的那种战争。但是,我认为,在今天的全球危机下,我们必须摆脱这种逻辑。 (本文有删节)
插图 / 盖井
排版 / 冷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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