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击 | 真相、真理、真凶：光州、韩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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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p Seol

译者：Noukeli、Kazimierz Marisa

校对：窝仔街炼金术师、盖井

编者按：

今天是光州起义四十一周年纪念日，本文的韩语人名皆为音译，若有不对之处敬请指正。

本文来自美国杂志雅各宾（Jacobin），原标题为 the US didn’t bring freedom to South Korea--its people did，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即可跳转原网页。

《五月又到来了吗》为当年斗争歌曲（有若干传唱版本，又名《五月之歌》），来自工人诗歌，如〔韩国工人歌曲〕五月之歌（518）。

美国自诩为韩国民主而战，然而，它为一系列的独裁政权撑腰。

事实上，正是韩国人民在战后的几十年间，通过诸如1980年光州起义那样，与美国支持的军事强人的勇敢斗争，才赢来了他们的自由。

对韩国来说，1980年震动东南十天之久的光州市人民起义，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男子组合防弹少年团（BTS）的和奉俊昊导演的电影《寄生虫》，向世人展示了他们怎样存在于接连由强人掌权的国度。到1992年前，韩国的政权更迭方式只有大规模的叛乱和军事政变。光州起义标志着韩国的威权统治的终结，具备活力的一股青年民主政治潮流不仅在投票箱，也在街头上活跃了起来。

韩国现代史的三次政变中，两次是朴正熙少将通过不流血手段掌权的，第一次是1961年推翻李承晚当局，第二次则是在1972年谋求连任的政变。朴正熙通过关押起成千上万的活动家和严厉的新闻管制来遏制示威运动。全斗焕，一名经受过美国军事培训的军官，在1980年5月发起了第三次也是最后的一次政变，并且充分发挥了他从美国军队当中学到的技巧。

尽管全国其他的地方都悄无声息地屈服了，但光州却为此反抗了近十天。当地市民勇敢地与当时全国最精锐、并通过军事戒严法对他们采取致命行动的空输部队斗争，民主运动在这个城市持续了五天，直到一场大屠杀将其扑灭。

起义是具有充分民意的。尽管大学生们经常是这个国家民主运动的核心群体，是斗争的前锋。但当其他普通的市民也加入到街头运动的壁垒当中去的时候，他们没有带头。平民伤亡的统计一直是不完全的。韩国官方统计是196人，但却同意了288个受难者的赔偿，其中至少有81人失踪。不管怎样，由于工人在起义中扮演关键角色，工人的伤亡一定比学生群体多。

1.

维新年代

在60年代初期掌权后，朴正熙开启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这是一种通过统筹全国的经济资源来创造出口服务的统制经济的资本主义形式。在朴正熙统治的1969-1972年间，经济增长是显著的。年均GNP和出口增长率分别为9.3%和33%。人均收入从1962年的87美元飞跃到了1979年的几乎是二十倍的1744美元。

政权声明政治自由和劳工权利是不爱国的甚至是背叛的。虽然有政府资助和支持的工会，但当局对试图争取自主的工会进行严厉压制。既廉价又丰富的劳动力只是朴正熙出口导向型资本主义的财富源泉。

朴正熙在1972年10月第二次政变巩固了政权，他称之为“第四共和国”或者维新政权，这是他从日本明治维新借用过来的称呼，那个时代的日本武士阶级在1868年发动政变，以确保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并且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朴正熙曾经在30-40年代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内当过将领，他仿效了武士精英阶级。朴以国家目标优先的名义，一边驱动着重工业的发展，一边镇压着反抗者，强调对抗朝鲜所需要的经济发展和团结的必要性。这位四共的独裁者会粉碎法令统治下的一切东西。

在这种高压统治下，国内完全成熟的资产阶级浮现了，就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在他的《发展的驱动》（the Rush to Development）中说明的那样，他们攫取国家财富的最大份额。相对的贫穷人口比例——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收入的1/3水平的人从1970年的5%涨到了1978年的14%。

终于在1979年，韩国的经济遭受石油危机、出口导向的单一、重工业领域的偏狭投资以及增长的债务打击，终于陷入了停滞。在接下来的几年内，GNP自1962年以来，首次发生了缩减2%的现象。朴正熙政权再也无法倚仗经济增长来统治了，因为它需要深入更严峻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高压等问题。

2.

朴氏垮台

年轻的女工们在步履蹒跚的朴正熙政权面前身先士卒。1979年8月，172名在韩国YH假发贸易公司工作的女工们首先在汉城的反对派总部申请庇护。警察首先将她们赶出工厂，这家工厂的老板是个韩裔美国人，他不但不发工资，而且出售工厂后立马飞到美国，工人持续几个月分文未得。在之前她们日薪只有220韩元，现在折合1.67美元。结果就在两天后，大批防暴警察突袭了楼房，打死了其中的一名女工，弄伤了大部分人。

朴正熙政权的瓦解脚步从那时刻起便加快了。10月，大学生群体示威演变为蔓延釜山和马山的骚乱，受维新经济政策影响，两座东南省份庆尚道的城市成为工业发展重镇。当局迅速调遣了空输部队残忍对待两地人民，仿佛是几个月后光州事件的序章。

在维新政权腹地的此次骚乱加速了维新政权的灭亡。同月，朴正熙的情报局心腹金载圭刺杀了他。金载圭说刺杀这个独裁者是有必要的，这是为了阻止他与他的同僚们策划对两地的大屠杀。

朴正熙之死给了身为军事情报部门首脑的全斗焕机会。他紧随其后，通过12月的政变将军事高层领导控制了起来，并逮捕和迫害了大量的下级军官。

但是，这也同时是个机会，对于政治反对派、自由派和工人而言，他们能发布不同政见、呼吁新宪法和改革，以及改善恶劣的工作条件待遇。根据当时政府的解密，在1980年春季就发生了720起劳资纠纷，相比之下，整个1979年才发生105起。4月，舍北邑的一处煤矿爆发了为期3天的暴动，最后警察吉普车冲过纠察线，大部分煤矿工人被拘禁逮捕。工会领头人们听说特殊部队镇压暴动的传言后，不得不躲藏了一阵子。

在朴正熙被暗杀前四个月的解密文件中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指出，韩国的反对派选举活动的参与者还没有超出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范围。在光州起义前的后朴正熙时期，这一评估是准确的。劳工斗争的浪潮在这之前，国家始终缺乏明面上的关注。5月初，大学生因顽强地抵抗当局的威权而被人们赞誉为“国家良心”，他们开始涌入汉城街头，要求制定明确的民主改革时间表，但这时大多数的公民仍处于观望状态。

在5月15日街头游行示威加剧之后，学生们决定暂停抗议活动，有一些原因是他们担心自己无法赢得民众的支持，部分原因是他们担心军事镇压。两天后，5月17日晚上，全斗焕的部队果然如期而至了。他们围捕了两千多的学生和活动人士，其中包括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人，反对派活动的核心人物金大中。当局关闭了大学，直到风波过去。在5月18日，韩国全国接到军事戒严令的通知，这摆明是另一次政变。

3.

光州状况

光州是全罗南道的首府，那里是学生运动唯一获得了广泛支持的地方，示威持续到了5月16日。在当晚，全市73万人口中有3万当地市民参加了当地的游行。他们占据了全罗南道道厅广场，公然违抗全国的戒严令。在5月17日这天，当空输部队占领各地大学时，只有光州这一处的大学生与士兵们围绕学校封闭而爆发冲突。

光州与全罗南道代表了韩国资本主义最糟糕的地方。曾经作为农业大省的全罗南道在朴正熙时代见证了自己的财富被剥夺。政府严厉压低农产品的售价来维持城市生活成本，制造了大量从贫困乡村地区涌入城市化工业区的廉价劳动生产大军。正当无数从全罗南道的男女们将他们自己以廉价劳动力出售给大城市中那急速扩张的工业区和红灯区时，庆尚道跃升为制造业中心，受到国家级的本地精英的资金支持。来自光州和全罗南道的人们则寄希望于年轻的自由主义者金大中，如果驻韩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不操纵选举，他会在1971年的选举中击败朴正熙。在维新政权时期，金大中躲过了朴正熙下属的几次暗杀，最终身陷囹圄。为了进一步遏制金的大众影响力，维新政权针对全罗南道地区实行了进一步的制度化压迫，并剥夺了该省的选举权。直到1990年代早期，三星一直拒绝聘用全罗南道的高校毕业生。

光州的工人的工资水准一直维持在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尽管它一直是全国的卡车交通运输和军用产品的组装线基地，但雇佣超过一万名工人的工厂只有六座。其就业人员的近三分之二受雇于不稳定的服务业部门。虽然如此，光州仍然是全罗南道的省级教育中心，拥有大量大学和高校，且人口的近五分之一是学生。

4.

兵临城下

5月18日上午，光州的局势终于达到沸点，空输部队在当地突击了全南大学门口前的抗议封校的学生群体，该校是学生运动的中心。仅有不到一百名的学生从冲突中逃出，去了市中心，而在那里仍有很多人不知应该怎么表达他们对此次政变和深得人心的金大中被逮捕的愤怒。

到了下午，本来较为和平的街头示威转变为了一系列规模更为广大的街头战斗，很快空输部队的行为也趋于暴力。在起义的最初五天，在市民们接管城市前，空输部队已经殴打、刺伤、射杀了很多受害者。士兵们把扒光受害者衣服，不分男女，以达到羞辱示威者和震慑旁观者的目的。在镇压起义的几周后，美国国防情报局（the US 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认为特种部队最初的野蛮行径部分借鉴于美军的“越南经验”，其中一名匿名的美国目击者将现状比作“美莱村大屠杀”。韩国在1966-1973年向越南派遣了由美国资助的部队，此事在韩国之外并不广为人知。在高峰期时，有超过五万名的韩国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士兵在越南战场上，一度超过了北越正规军，他们的恶行更是臭名昭著。

空输部队向抗议者们喷洒了CS毒性气体。他们曾经用来驱除藏匿在地下掩体的越共游击队。他们的全金属批甲弹也曾用在越南，当它们破碎成碎片并穿过人的肌肤和骨骼时，会造成永久性甚至致命伤害。一名中士还在向一名俘虏挥舞着刺刀示威：“我用过这把刀给40个越共女人开膛。”

5.

冲突升级

残酷的军事镇压使得光州市民们充分认识到，和平示威毫无用处。他们开始反抗，并且用破碎的鹅卵石、钢管和厨刀等一切手头上的东西来抵抗。不久，他们就开始制作莫洛托夫鸡尾酒和设置路障。为了应对无差别的军事攻击，市民们不得不采用像防爆气球那样的阵型方法，时而聚在一起，时而又快速分散开来，一次又一次地调整队形。

在5月20日的晚上，大约有20万人走上街头。光州市区除去一些关键的战略和后勤意义上的要点，比如由部队形成的临时镇压指挥小组占据的车站、铁路和道厅外，大部分都由市民们控制了。冲突会继续升级，但战斗并不是单方面的了，有些士兵也开始担心自身安全。

在当天晚上，城市的出租车司机转变为支持示威者们的立场，因为他们经常在前线运送被士兵打伤的伤员，因此也经常受到士兵的欺凌。在这一天稍微早些的时候，在体育场的某处广场上，出租车司机们形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组讨论会议，会议上决定他们要用自己的车撞开军方在省厅设立的路障。示威者们分为了乘坐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的两部分，有超过二百多辆汽车沿着兴南街道朝着道厅驶去。

士兵们的CS气体笼罩了整条街道，试图打乱车队的阵型。紧接着他们砸碎了挡风玻璃，俘获司机并狠狠地殴打。由于国家管制的媒体选择性报道，遮掩实情，被激怒的抗议者们接着放火烧毁了税务局和两个广播电台的建筑，坚称应将税款用于他们的需求，而非充当这些政变组织者杀死无辜平民的武器。

司机的队伍鼓舞了更多的示威者，因此他们决定抢夺一些政府停车场的交通工具来突破士兵设立的军事障碍。在车站这个十分关键的战略要点，经历过一番激烈肉搏后，示威者们驱逐了士兵。最初一个前来增援并负载实弹的连队赶来朝人群开火，造成了5名人员的死亡和多人受伤后才重新夺回了车站，这是军队在光州事件中首次使用实弹。

6.

武装起义

冲突在5月21日仍在持续，然而这一次却是示威者们全副武装的起义。早晨，在该市的高速公路边检站，来自附近工业区的抗议者与即将进入该市的步兵师发生冲突。在上午10点，守卫道厅的士兵开始无差别地用实弹步枪射击一切试图突破军事路障的车辆。示威者从当地的亚洲汽车公司（现为KIA集团）没收了上百辆吉普和带有武器的军用装甲运兵车。

下午1点左右，士兵在没有警告的情况下向示威者开火。1995年，韩国政府将这次枪击事件中的直接死亡人数定为54人和500多人受伤。尽管这事情让人恐惧，但是群情汹涌，群众规模上涨到难以驱散的地步。

朴正熙使得韩国成为了一个军事化的国家，但它也不经意间提供给了韩国人反击国家压迫的方法。当他们完成三年的义务兵役后，国家会把那些健全的人通过安置到生产单位中，转入预备役。武器库是很常见的安置处。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中，抗议者缴获了数千支步枪和数百枚手榴弹以及几挺机枪。当他们参加起义时，附近煤矿的矿工们还负责提供炸药补给。

他们把缴获来的武器全部堆积到了道厅边的公园中，即使是青年人也可以拿取一支步枪。其中的一名青年人叫韩相均（Hang Sang Gyun），他在三年后将被选为韩国工会联合会的主席。一些在预备役的指挥官，通常是一些退役的士官，将拿取武器的人们编制成了一个单位，命名为“市民军”（Shimingun)。即使有了一支民兵武装，可光州市民们仍然难以击败装备精良的空输旅，后者本就可以轻松击败一个常规师。许多人仍被击杀受伤，已经超负荷的医院当天发现他们血库已经空了。然而，这群大杂烩的武装的表现比国家训练的精锐部队更为克制。一些叛军在医院的屋顶上架起了机枪会朝向了道厅，他们本就可以将道厅扫射成稀巴烂，但却仅仅想用机枪的潜在的火力威慑。在起义间被击杀的二十三名士兵中，只有八名是在与市民军的交火中死亡的，剩余的都是来自于“友军”的误伤。

7.

光州公社

在5月21号的早些时候，军队撤退了，城市在市民们的控制中。人民的力量并非来自缴获的枪支，而是来自团结，坚韧和绝对人数。在这五天内，光州市民用他们的血泪驱赶了戒严军。

军方开始封锁光州，抓捕所有参与叛乱和试图逃离光州的车辆，并且不留任何俘虏。这些致命的埋伏因为少数幸存者才被广为告知。由于政府势力撤出了市区，光州城内的暴力行为短暂停止了。市民们发现他们生活在了一个公社中，这是在他们驱逐戒严军的过程中诞生的。在接下来的五天内，尽管充斥着另一次军事镇压的威胁和恐惧，光州仍然保持着冷静。

没有恐慌购买和抢劫。一些小贩积极地与造反者们合作，买卖城中储备的米粮。在道厅大规模的枪击过后，人们开始自发地为伤员们献血，很快就超出了血库的容量。性工作者也积极地聚集到红十字医院去献血，虽然最初由于她们的职业而遭到了些许婉拒，但她们还是声泪俱下地恳请：“我们的血也是干净的。”

这些性工作者最多可能十来岁或二十几岁，却是最早参加运动的非学生群体。她们中的一些人自愿留在柔道馆里清洗尸体，这里被当作放置军队受害者的停尸房，以便受害者的家人们来认领，尸体上时常有子弹和短棍打伤的痕迹。但是，社会上的污名化使得她们的贡献很快就被淡忘了。

8.

四支力量

公社主要由四大社会群体结成的，第一支力量是将传统的城市网络用交通工具联结起来组织反抗的光州市民们。例如，一些供应商们创立的公开市场，其中的许多中年妇女本是街市的小贩，但他们使用传统的收集资源的方式gye（类似于筹款互助会）来组织公用厨房。为民兵和抗议者们提供食物。在公社的日常运行中，大学生还扮演着多种角色，例如食物分配，控制交通和组织葬礼等工作。这些学生自称为学生与居民委员会（Student Settlement Committee），还有许多工会成员和普通市民也加入了他们的组织。

第二支力量是该市的政治和宗教领袖，他们希望迅速和平地结束起义。他们在道厅成立了一个居民委员会，希望能够与军方进行谈判。第三支力量就是民兵，一支是由自由卡车司机朴南善（Park Nam Sun）控制，另一支是临时工尹锡流（Yune Seok Ryu）组织的民兵快速反应部队，以支援其在城市边缘的单位。这两个人的民兵组织各占领了道厅的一部分。

最后，有尹祥源（Yune Sang Won）的一个专门为夜校工人聚集的名为“野火”的工人组织。尹祥源放弃了在汉城的银行工作的前途，他专门来到光州组织工人，是位学生行动者。他在这座城市的工业中心举办夜校。在5月21号大规模的枪击过后，在他身边的同志们一个个武装起来时，尹祥源与他的学生和工人们一起创办了《民兵通告》的杂志，并且决定要至少发行十期。

很快，尹祥源的杂志由于清晰的反对投降缴械清晰政见和一系列可行建议而受到了广大市民好评。例如，5月22日时的第二期杂志敦促人们聚集在自己的地区并准备向道厅进发。然而居民委员会却呼吁青少年们将步枪交还给成年民兵，并要求当今政府辞职。然而尹祥源的小组每天都会组织群众集会，以向居民委员会施压，使得公众的士气保持高昂。

9.

持续施压

居民委员会只希望政府特赦造反者及其在起义期间被拘留的人。为了达成谈判，其支持者开始收缴民兵的枪支。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名军方的特工拆除了埋在道厅之下的炸药。哪怕造反者不打算会考虑引爆炸药，此举还是剥夺了他们与军方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

尹祥源小组希望继续造反，直到其他城镇反抗全斗焕为止。他们在民兵组织和学生与居民委员会中受到普遍支持。5月26日，居民委员会与军方的谈判落空。尹祥源的团体，民兵组织的两位领头人朴南善和尹祥源，以及一些学生居民委员会成员夺取了道厅。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理由或借口放下武器，并拒绝听信居民委员会的撤离道厅建议。他们认为任何退却的举动都是奇耻大辱，是对起义烈士的背叛。

尹祥源通过两天前抵达光州的《纽约时报》记者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向美国大使格莱斯廷传达了希望与全斗焕达成“休战协议”的讯息。格莱斯廷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韩国政府告知他，军方将于5月27日前夺回这座城市。

大约一万五千人参加了最后的集会。组织者告诉与会人员，要想活命，赶快离开广场。尹祥源和他的同志们说服大多数妇女离开道厅。一小群民兵留下来保卫他们最后的据点，还有更多民兵分散在市中心。

黎明前的突袭由一支步兵师团和三支空输特战旅团打头阵。部队打死了不知道多少民兵，其中包括尹祥源，他半身烧焦，右手拿着手枪，衬衫口袋里放着斯托克斯的纽约时报名片——就好似这位29岁的领头人被夹在两个不可调和的目标之间：继续战斗到最后，或者选择媾和，避免无辜的群众流血。

10.

华府反应

起义和屠杀是在吉米·卡特总统眼皮子下发生的，可卡特是以人权为外交纲领而当选的。1980年，美国在韩国驻扎了近四万地面部队，并控制了韩国军队大部——除了攻占光州所动用的特种部队。

事实上，美国对全斗焕政权的支持才刚刚起步。1979年12月14日，就在全斗焕夺取军队大权的两天后，格莱斯廷在美国驻韩大使馆官邸会见了这位新统治者。中情局站长罗伯特·G·布鲁斯特应格莱斯廷要求安排了这次会议。

大使会见一位刚刚犯下谋逆之罪的将军，不管怎么说都完全不符合外交规范，而这也与金大中首次访问美国大使馆的情况截然不同。直到1987年7月，即金大中于1971年第一次竞选总统的16年后，金大中，这位韩国为数不多的政治家之一，也是一位终身异议者，才正式走进韩国铁杆盟友的大使馆。

对全斗焕来说，格莱斯廷很快与他会面的事实可能比他们讨论的内容更重要，因为这暗示美国认可他作乱犯上。会后，格莱斯廷给国务院发了电报，收回了他先前“粗心大意”的描述，称全斗焕掌权不过是“名义上的政变”。他建议国务院官员不要公开使用这个词：“无论事件的确切情况如何，他们并不等同于以往的政变，因为现有的政府结构跟原先相比别无二致。”格莱斯廷认为，为了防止韩国陷入“全面动乱”，美国有必要批准应急方案动用驻韩美军。

据当时担任驻韩美军总司令的约翰·A·小威克姆回忆，全斗焕曾告诉部属，他会利用与中情局站长布鲁斯特的关系，让美国大使站在他们这边。全斗焕夺取政权后，布鲁斯特告诉约翰·威克姆，全斗焕是“唯一能管事的人”，一个美国必须与之合作的人，“即使要保持一定距离。”

美国的支持最终导致5月21日在光州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白宫紧急召开政策审查会议。12名高级官员和3名陆军将领同意“韩国当局优先恢复光州秩序”。约翰·威克姆将军将其指挥的两支步兵师移交韩国军方，以平息起义。美国政府还将珊瑚海号航空母舰从印度洋部署至韩国海域，以防范朝鲜做出挑衅行为。

1996年，调查记者蒂姆·肖洛克（Tim Shorrock）透露，美国已经知道全斗焕动用空输部队镇压平民的计划。直到今天，华盛顿何时了解光州大屠杀并了解多少，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参加5月21日会议的人肯定被告知，光州在前一天发生了一场导致大约60人死亡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两天后，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米克尔·奥森伯格在一份备忘录中承认，在韩国军队调动以及“地区叛乱”问题上，华府一直身居幕后。

这些都没有改变美国对全斗焕立场的基本事实。从中央情报局到白宫决策层，美国不仅包庇，而且帮助这只镇压本国百姓的虫豸。

11.

人生皆墨

1980年9月，即大屠杀发生的四个月后，在橡皮图章选举团的一致同意后，全斗焕宣布自己为实际上的总统。他继续统治国家，直到1987年。持续了一个月的全国性抗议迫使政府允许自由选举。然而，由于反对党步调不一，全斗焕精心挑选的继任者赢得了总统宝座。

光州群众的英勇就义清楚表明，当权者今后任何使用武力的企图都会刮起一阵腥风血雨。起义也催生了一批新的积极分子，他们不断反抗军事独裁。一种类似于幸存者不该活着的罪恶感驱使他们采取更大胆的行动。在《少年来了》（Human Acts）一书中，韩国作家韩江（Han Kang，她自己也是光州人）简述了当时的心情：“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下葬，导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场葬礼。”

韩国仍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民主国家。2017年，在和平抗议和弹劾程序的合力围攻下，强人朴正熙的女儿朴槿惠被赶下总统宝座，韩国也借此证明了本国民主传统的活力。朴槿惠的统治充斥着腐败与无能，此次导致其垮台的运动也因为夜间抗议时无数束熠熠生辉的火烛而被称为烛光革命。

然而，这种活力不过是抵消了韩国民主制度的缺陷，却从未实现更彻底的变革。对该国草率建立的政坛而言，温和的自由主义和强硬的保守主义之间的权衡仍是其摇摇欲坠的基础。

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全斗焕在民主制度下苟存。这位前独裁者在1996年受到审判并被判处叛国罪和腐败罪，成为各大新闻的头条。然而，叛国罪的定罪只涵盖了他在镇压负隅顽抗的道厅时所起的作用。没有关于政变本身的指控，也没有关于全斗焕在光州的九天里所犯暴行的指控。

一年后，应时任总统金大中的请求，他被赦免。金大中想讨好那些仍把他视为左派的保守派。现年89岁的全斗焕仍然在首尔花天酒地。

12.

起义遗产

执政集团内部达成的共识扼杀了劳工运动，并使韩国政坛愈发左倾。不公正的选举法剥夺了左翼少数党的选举权，并有助于维持国民力量党和共同民主党的两党垄断，这与美国的政治制度如出一辙。各国媒体可能会称赞韩国成功遏制了新冠疫情，然而，2019年，该国的工作场所死亡率在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三，仅次于墨西哥和土耳其。

来之不易的民主权利，包括言论自由，为《寄生虫》的诞生创造了氛围，该影片因讽刺韩国的不平等现象而赢得了四项奥斯卡奖项。但毋庸置疑的是，这部电影的成功对于解决它所描述的不平等问题几乎毫无帮助。韩国工人的每年人均工时超过2000小时，在OECD中排名第二。

作为前人权律师和学生维权人士的文在寅，在烛光革命期间被推上总统宝座，不过其自由主义议程在社会不公面前闪烁其词。2017年7月，政府不顾财团反对，将法定最低工资上调16.4%，至每小时7530韩元（6.50美元）。然而，它也让季度奖金和某些现金津贴作为工资的一部分，削弱了改革的影响。

虽然文在寅调动了所有资源遏制新冠，但他在疫情过后发布的经济刺激计划（被各界错误地称为“韩国新政”），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光州起义40年后，造反分子的许多要求仍然得不到满足，逼迫他们走上街头的不平等现象依旧非常严重。对韩国许多左翼人士来说，人生仍然是一场葬礼；像尹祥源和他倒下的战友一样，道厅还需他们捍卫。

插图 / 홍성담、盖井

排版 / 圣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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