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甦飞 | 三种一神教,还是从三到一

木棉浪潮 2023-01-2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木棉浪潮哲学部 Author 五月写作组





作者:斯拉沃热·齐泽克

译者:何啸风

校对:SC、盖井


本文为The Monstrosity of Christ: Paradox or Dialectic 一书中的Toward a Materialist Theology 一文的第一部分,pp.82-89,标题自拟。

为确保顺利理解本文主题,在阅读本文之前,请先阅读:甦飞 | 基督的怪物性



2006年9月,教皇本笃十六世在穆斯林圈子内引起轩然大波,起因是他引用了14世纪拜占庭皇帝一句臭名昭著的话:“看看穆罕默德带来除了邪恶和非人之外的什么新东西,比如他那用刀剑传播信仰的命令。”一些评论家为教皇的言论辩护,认为这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严肃神学对话的开始。

顺着这种思路,杰夫·伊斯雷利(Jeff Israely)称赞教皇“敏锐的智慧”,改变了当前由自命不凡、受害情结、相互仇恨所主导的争论。相反,教皇试图界定基督教的观点〔上帝与理性(亦即希腊的“逻各斯 ”概念)有内在联系〕与伊斯兰教的观点(上帝是绝对超越的)的根本差异。
本笃十六世说,伊斯兰教教导人们,“上帝的意志不涉及我们的任何范畴,甚至是理性范畴”。他认为,这种对神性的观点的风险是,在相信这是上帝意志的人看来,暴力的非理性似乎是合理的。他认为,本质的问题是,“非理性的行动违背上帝的本质,这种信念是否真的正确?”(Israely 2006:33)

以同样的方式,教皇还谴责了西方的“无神的世俗主义”。在世俗主义中,神赐予我们的理性,“被扭曲成一种绝对主义的学说”。结论是显而易见的:理性和信仰必须“以某种方式结合起来”,在神圣的逻各斯中发现它们的共同根据,“正是借助这种伟大的逻各斯、这种理性的宽广,我们邀请同伴参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Israely 2006:33)。

每当有人提出这种简化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避免两个极端的中间解决方案时,每个熟悉斯大林的党的路线概念(作为右派和左派之间的正确道路)的人都应该提出强烈质疑——我们至少还要加上两个附加条件。第一,教皇惹怒穆斯林的评论,应该同他一星期前对达尔文主义“非理性”的评论一起看待。当时,教皇解除了乔治·科恩神父的梵蒂冈天文台台长职务,因为这位美国耶稣会神父多次反对教皇对智慧设计论的推崇,这种理论本质上倒退回“亚当与夏娃”的创世理论。教皇推崇智慧设计论,认为指挥进化过程的是上帝,而不是达尔文的原创理论。达尔文认为,物种是通过随机的、无计划的基因突变、适者生存进化的。科恩神父是达尔文理论的公开支持者,认为它与基督教是相容的。教皇在《真理与宽容》(Truth and Tolerance )中说:

问题在于,现实是否来自偶然性和必然性,从而来自非理性的东西?理性作为非理性的偶然副产品,漂浮在非理性的海洋中,是否最终是无意义的?代表基督教信仰和基督教哲学的基本信念的原则(“太初有道”)是否仍然是真实的?无论是今天,还是过去,基督教信仰都支持理性的优先地位。

因此,我们的第一个附加条件是:在教皇所说的“理性”看来,达尔文的进化论(乃至于现代科学本身对宇宙偶然性的断言,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决裂,是一个构成公理)是“非理性的”。教皇所说的“理性”,是前现代的目的论理性,认为宇宙是一个和谐的整体(Whole),其中一切事物都服务于更高的目的。1第二个附加条件是:伊斯兰教是否真的如此“非理性”,是否真的把完全超越/非理性的上帝置于理性之上?在伊斯雷利称赞教皇的这一期《时代》杂志上,有一篇对伊朗总统内贾德的有趣采访。内贾德恰恰推崇同样的理性(逻辑)与精神性的统一。记者问内贾德想在公开辩论中问 小布什 什么问题,他回答道:
我会问小布什,理性主义、精神性、人道主义、逻辑——它们对人类来说是坏事吗?为什么要搞更多冲突?为什么要搞敌对?什么要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每个人都可以爱彼此……我已经说过,我们可以用逻辑来统治世界……麻烦不能用炸弹来解决。炸弹在今天没有什么用。我们需要逻辑。
[作者注1]自相矛盾的是,这就是为何教皇的言论混淆了基督教神学在现代科学诞生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为现代科学铺路的正是司各脱(Duns Scotus)和笛卡尔的“唯意志论”观点,即上帝不受任何永恒理性的真理束缚。这意味着当科学话语的虚幻感知是对真实性的纯粹描述,而悖论则存在于裸露真实性下的偶然,以及激进的唯意志论:唯有它被当作一种独断的神圣意志的神秘维持的时候真实性可以毫无意义,就像有些“正义就是它自身”(just is as it is)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笛卡尔正是现代科学的鼻祖,即使是最基本的数学事实,例如2+2=4也依赖于任意的神的意志:2与2的结合就是4,背后不存在隐藏着的模糊原因,这是上帝意志使然。即便在数学中,这并不成立,唯意志论在其公理性质是可以分辨的:从任意假设的一系列公理,其他一切都理应跟随推演出来。

而且,实际上,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作为爱的宗教的基督教才是不够“理性的”:基督教对爱的关注,使得上帝太人性、太片面,采取基督的形象,作为一个参与性、战斗性的形象,允许他的激情压倒宇宙的创造者和主人的逻辑。与此相反,穆斯林的上帝是真正的理性之神。他是完全超越的——这不是轻佻的非理性,而是至高的创造者,他知晓并指挥一切,不需要以片面的激情参与尘世的偶然事件。杀害荷兰纪录片导演提奥·梵高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穆罕默德·布耶里,在写给哈希·阿里的信中说:

你,作为一个不信仰的原教旨主义者,当然不相信有一个统摄世界的更高力量。在你的内心,你否定了真理,你不相信自己必须跪下,祈求这个更高力量的允许。你不相信,你那否定更高力量之引导的嘴舌,也服从他的法。你不相信,这个更高力量赐予生命和死亡。

布耶里认为,我们反对上帝的行为是由上帝指挥的。这种观点,在基督教中是无法想象的。因此,难怪伊斯兰教更容易接受现代物理学(对我们的常识来说)的矛盾结果:违背我们常识的包罗万象的理性秩序。难怪伊斯兰教对西方宗教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难题——既然基督教已经终结了一切宗教,为什么伊斯兰教会出现?伊斯兰教的地理位置,掩盖了东方主义的陈词滥调:伊斯兰教不仅仅属于东方,它的位置使它成为东西方真正结合的致命障碍。列维·斯特劳斯很好地表达了这一观点:

现在我能越过伊斯兰,看见印度,不过,是佛陀的印度,穆罕默德之前的印度。我作为一个欧洲人,而且因为我是欧洲人,穆罕默德的干预显得非常粗糙笨拙,横阻于我们的思想和与之很接近的印度教条之间,以致东西方无法携手……

如果西方将其内部张力追溯到原始根源的话,就会发现,伊斯兰教出现于佛教和基督教之间,使大家都伊斯兰化了,而其发生的时代,又正好是西方世界由于加入圣战行列来反对伊斯兰,却变得越来越接近伊斯兰。如果伊斯兰没有出现的话,西方世界有可能与佛教世界进行一项缓慢的互相渗透影响,会使我们的基督教化程度更为深化,使我们能够越过基督教本身而变得更加基督教化。丧失这样的机会,也就使西方世界丧失保持其女性性的机会。

(Lévi-Strauss 1955:472)

《忧郁的热带》最后几页的这段话,表达了西方和东方、基督教和佛教、男性和女性原则之间直接沟通与和解的梦想。就像和谐的性关系一样,这种直接接触,是一次欧洲获得女性性的机会。伊斯兰教作为屏风拦在两者之间,阻碍了一个和谐的、雌雄同体的世界文明的兴起——由于伊斯兰教的干预,西方丧失了保持其女性性的机会(这种观点没有注意到,伊斯兰教本身是基于一种被否认的女性性,努力摆脱它与女性特质之间的脐带)。因此,伊斯兰教的功能是,作为“爱的干扰者”:和谐的性关系的干扰/阻碍。当然,这种和谐的关系是女性性主导下的关系:男性的西方与女性的东方结合起来,保持其女性性。

弗朗索瓦·勒尼奥把犹太人定义为“我们的对象a ”——但是,这种无性(asexual)的“部分对象”难道不是穆斯林吗?我们常常谈论犹太-基督文明——或许,现在是时候谈论犹太-穆斯林文明了,它对立于基督教(犹太-穆斯林的深层团结的一个惊人的证据是:弗洛伊德出版《摩西与一神教》之后,最激烈的反对来自埃及的穆斯林知识分子)。黑格尔考察了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思辨同一性,不就是一个证据?按照通常的观念,犹太教(如同伊斯兰教)是“纯粹的”一神教,而基督教包含三位一体学说,对多神教有所妥协。黑格尔甚至说,伊斯兰教是最纯粹的“崇高宗教”,是犹太一神教的普遍化:

在伊斯兰教里,犹太人的狭隘原则由于扩展为普遍性而被克服。在这里神不再像在远东人那里那样被看作以直接感性的方式实存着的,而是被理解为超越于世界的一切复多性之上的唯一的无限的力量。伊斯兰教因此是世上最严格意义上的崇高化的宗教。

(Hegel 1971:44)

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伊斯兰教有如此多的反犹主义:因为这两种宗教极为相近。用黑格尔的话说,伊斯兰教在犹太教中遭遇的,是以“对立规定 ”(oppositional determination)的样态、特殊性的样态出现的自身。因此,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差异最终不是实体性的,而纯粹是形式的:它们是处于不同样态的同一宗教(就像斯宾诺莎说的,真实的狗与理念的狗实质上是同一事物,只是处于不同样态)2——对此,我们应该看到,犹太教是对多神教的“抽象否定”,而且依然被多神教困扰着(许多线索都说明这一点:耶和华是一个复数实体;上帝禁止犹太人在他“面前”崇拜其他神)。而基督教是唯一真正的一神教,因为它自我分化为一——基督教的教诲是,为了真正拥有一,你需要三。

[作者注2]甚至黑格尔的三位一体逻辑再次陷入了僵局,不过黑格尔不能承认,当然了这是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观点:首先是直接的/抽象的一神论,作为它给予直接中介的代价,它必须体现为一个特定的族群(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放弃所有的改信异教的诱惑);然后是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最终是伊斯兰的真实普世的一神论。

因此,或许我们应该用黑格尔的方式,提出新的关于一神教的三段论:首先是犹太教,一神教的“直接”(特殊的、部落-世袭的)形式。接下来是伊斯兰教,作为对犹太教的直接抽象否定,对普遍性的直接肯定。如果说犹太教以一种特殊性展现出卓越的持久性,那么,伊斯兰教就是普遍性的,但它只能维持短暂的扩张,之后就会失去动力,自我崩溃,缺乏将动力变为永久形式的能量。因此,基督教是二者的辩证“综合”,是唯一真正的一神教,不同于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这两种抽象宗教。

伊斯兰教的基本逻辑是理性的逻辑。这种理性可以是怪异的,但不允许出现例外。而基督教的基本逻辑是支撑着我们理性的非理性的例外(不可思议的神圣秘密)——或者,用切斯特顿的话说,基督教的教义“不仅发现律法,还能预见例外 ”(Chesterton 1995:105)。只有例外才能让我们感知到普遍法则的奇迹之处。而且,在切斯特顿看来,我们对宇宙的理性理解,同样如此:

神秘主义的秘诀正是∶人能借着不认识的,认识一切。病态的逻辑学家务求事事清晰,结果反而弄得事事神秘。神秘主义者容许一事神秘,其他一切就变得清晰……透过那个我们看不透的受造之物,我们看到一切其他的事物。就像正午的太阳,神秘主义透过自己全面彻底的不可透视性所发的强光,解释了一切其他的事情。

(Chesterton 1995:33)

因此,切斯特顿的目的是,通过坚持奠基性的例外来拯救理性。没有这种例外,理性就退化成盲目的自我毁灭的怀疑主义:简单说,退化成完全的非理性主义。或者说,如果你不相信上帝,那么,你很快会愿意相信任何东西,哪怕是关于奇迹的最迷信的废话。切斯特顿的基本见解和信念是——19世纪末的非理性主义,是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对宗教的攻击的必然结果:

信条和十字军、登记制度和可怕的迫害不是为了(如无知者所说)压制理性;反之,它们都是为了捍卫理性这个艰辛的任务而架设起来的。凭着盲目的本能,人晓得任何事情一旦受到疯狂的质疑,第一样受到质疑的很可能是理性。神父赦罪的权力、主教诠释何为权力的权力,甚至是庭长恫吓犯人的权力;凡此种种不光彩的捍卫,全都是围绕着一种主要的权力而建立的;这种最是无法表明、不可思议的权力,就是人类思考的权力。

现在,我们知道事情是这样的,就没有借口推说不知道,因为我们一方面听见怀疑论正在猛撞固有权力的指环,另一方面又同时看见理性的宝座正在摇晃。宗教若然死掉,理性亦早晚离世,因为两者同是一种根本的权威,同是本身不能被论证的论证方法。

(Chesterton 1995:39)

但是,在这里,我们遭遇了切斯特顿致命的局限性。这个局限,在《约伯记导论》中得到了克服。在《约伯记导论》中,他说明为什么上帝要斥责他自己的辩护人,“约伯的机械和傲慢的安慰者”:

机械的乐观主义者努力证明宇宙的合理性,因为宇宙是一个理性的、连续的模式。他认为,世界的美好之处在于它可以被解释。这种观点,是上帝明确反对的。事实上,上帝说,如果世界有什么美好之处,那就是它无法被解释。上帝坚持万物的不可解释:“雨有父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约伯记》38:28)上帝更进一步,坚持事物的非理性:“使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吗?”(《约伯记》38:26)为了震慑人类,上帝在某个瞬间成了一个渎神者;我们几乎可以说,上帝在某个瞬间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上帝在约伯面前展开一幅受造物的全景图,包括马、鹰、乌鸦、驴、孔雀、鸵鸟、鳄鱼。上帝对这些受造物的描述,听上去仿佛是在阳光下行走的怪物。这幅全景图,就像是表现惊奇感的诗篇或狂想曲。这个万物的创造者,居然惊奇于他自己创造的事物。

在这里,上帝不再是保证宇宙常态的奇迹般的例外,不再是让我们能够解释万物的不可解释的X。相反,上帝对他创造的事物过于惊讶了。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我们的宇宙中没有任何常态的东西——所有事物、所有微小的事物,都是奇迹般的例外。从正确的视角看,所有常态的东西都是某种怪物性。例如,我们不应该认为马是常态,而独角兽是奇迹般的例外——哪怕是马,这个世界上最普通的事物,也是惊人的奇迹。这个渎神的上帝,就是现代科学的上帝,因为现代科学恰恰靠对最明显的事物的惊奇态度来维持。简单说,现代科学站在“相信一切事物”的立场上:相对论和量子物理的教导难道不是,现代科学打破了我们最基本的自然态度,迫使我们相信(接受)最“无意义”的事物?

为了阐明这个难题,拉康的“非-全”逻辑,又一次派上了用场。切斯特顿显然依靠普遍性的“男性”层面,以及普遍性的构成性例外:万物都遵循自然因果性——除了上帝这个例外。相反,现代科学的逻辑是“女性的”。首先,现代科学是唯物主义的,它接受这一公理:没有任何东西脱离(可以用理性解释的)自然因果性。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公理的另一面是,“不是所有事物都是理性的,遵循自然法则的”——这不是说“某些事物是非理性的,脱离理性的因果性”,而是说理性因果秩序的总体是不一致的、非理性的、非-全的。只有这种非-全,能够保证科学话语向着惊奇开放,向着“无法想象之物”开放:在19世纪,谁能想象相对论或量子物理这种事物?


插图 / 盖井
排版 がいじ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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