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知治学｜韦路：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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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韦路院长于“浙江大学启真新论”平台发表《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文，全文如下。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的需要。

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这为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清晰的解答。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也是世界传播学知识生产平等发展的需要。

1983年，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版了一期特刊“Ferment in the Field（领域的发酵）”，其中有35篇文章讨论了西方传播学学科的发展现状，对于之后世界传播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8年，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又出版了“Ferments in the Field”专刊，重新探讨了传播学自身的发展定位问题。

两次专刊的出版，反映出世界传播学在全球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Communication So White”的问题。全球北方继续在全球传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经验被普遍化，并用来指导完全不同的社会实践。

其次是传播学“西方化”的问题。媒体与传播研究已经形成了西方和其他地区（west and the rest）的悬殊格局，但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路径并不能充分反映40年来全球化进程中的传播学研究。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更是中国传播学回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中国传播学发展的“十六字方针”——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基本概括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轨迹。

经过40年的发展，中国传播学在经历了译介、学习、消化、吸收的发展过程后，已经过渡到可以进行自主创新、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阶段。

此外，当前中国蓬勃发展的数字媒介技术、数字媒介产业以及相关的数字媒介实践，为中国传播学自主创新创造了肥沃的土壤，数字中国建设为中国传播学弯道超车提供了可能。

克雷格（Craig）将西方传播学理论分为七种传统：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传统；社会文化传统；批判传统。

虽然，迄今为止学者们提出了不少对传播理论的分类，但克雷格的分类无疑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同。

也有学者将这七种传统概括为三种研究范式：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

如果以此作为划分标准，控制论传统和社会心理传统属于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以及部分修辞学传统属于诠释研究范式；批判传统和另一部分修辞学传统属于批判研究范式。

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虽然不能够完全脱离这三大范式，但是身处数字时代和全球变局之中，如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传统和研究范式，是我们在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时必须要思考的根本问题。

基于这一问题，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应该围绕“概念—理论—理论传统—研究范式—思想体系”的框架展开。

首先是基于中国火热的传播实践形成原生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形成一系列的理论，再经由这些理论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论传统，进而将这些理论传统归纳成为不同的研究范式，最终形成中国传播学自主的思想体系。

循着这样的逻辑和框架，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会更加明确。

第一，要筑牢多元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是我们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础。

第二，要注重问题导向。我们要通过回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来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

第三，要坚守人民立场。要关心人民问题，维护人民利益，总结人民经验，服务人民生活。

第四，要把握实践标准。建构中国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源于中国实践，再反过来指导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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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介绍：

韦路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教授

本文根据“第十五届中国传播学大会暨中国传播学40周年纪念大会”学者发言整理。

转载自 | 启真新论

原文编辑 | 谭慧琳

原文责任编辑 | 江宁宁 金云云

排版｜周蕊

责任编辑｜姜盼盼 张可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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