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良夜？| 海浪 Vol.12

▍主播按

纳博科夫在《说吧，记忆》中写下这样一句话：“生命是两个永恒黑暗之间的短暂火花。”这两个永恒黑暗是完全相同的，但奇怪的是——我们看待他们的方式却全然不同。

人类最大的恐惧来自于未知，死后的黑暗让我们恐惧和战栗。当我们谈论死亡的时候，对这团黑暗的恐惧来自两个部分：一是对死亡过程的躯体痛苦和被大量负性情绪淹没的痛苦，譬如失控感、未知恐慌、空虚感、被抛弃感、无价值感、无力感、空虚感等等。二是来自存在焦虑。我们无法接受自我彻底灭亡、消失以及被遗忘的命运。但关于死亡的焦虑不仅会在我们与其直接接触时被激发，且在日常生活中各个方面都有体现。在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将结合生活经历、影视作品，还有在聊天中迸发的灵感，一起来解读围绕着死亡的种种迷思和意义。让我们一起透过一些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认识死亡和死亡焦虑，以及它们在生活中是如何存在，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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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播

Ivy

心理学/社会学专业，希望有业的游民

吉清

社会学专业，预备跑路，日常扫街

▍本期嘉宾

三七

心声公益项目官员，泛性恋者，心理咨询师，曾任醒来死亡体验馆馆长，TEDx演讲嘉宾，临终关怀志愿者，主要关注生死教育、性别议题、精神健康相关社会服务

▍内容精选

第一部分：生存竞争和死亡焦虑

Ivy | Hello 大家好，我是Ivy，欢迎大家收听海浪的第12期节目。好久不见。本期节目我们将会围绕死亡这个宏大的议题进行讨论。

三七 |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七，是心声Choose Psychiatry项目的负责人。我有很长一段跟死亡教育和临终关怀相关的工作经历。在2016到2019年间，我在上海“醒来死亡体验馆”做主持人和馆长，之后也参与了很多相关的公益项目和对公众的推广活动。对于我来说，所有的事情都与死亡有关。从学理上讲，死亡也分不同的层面，它至少包括在临终关怀上提到的“身心社灵”，也就是生理、心理、社会以及灵性四个层面。

吉清 | 大家好，我是海浪的老朋友吉清，之前我一直在海浪做后期剪辑和文案的工作。今天很高兴可以参与到节目的录制，跟大家一起聊聊关于死亡的话题。

三七 |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醒来死亡体验馆”。我们把这个项目定位为一个心理学产品。当大家想到死亡时，都会想到呼吸的暂停和一个不可挽回的过程。但事实上，如果想让我们对死亡有所思考，对生命有所帮助、有所触动的话，应该要选择一个相对远离生命最后阶段的时刻来进行生死的教育。在“死亡体验馆”中，除了模拟死亡的空间化设置外，最重要的体验源于一个由十二人构成的社会游戏。在游戏中，我们推演了从一个人出生到去世过程中经历的两难问题，包括道德上的两难、情感的两难和利益上的两难。在做决定的过程中，我们要求玩家去重新审视自己选择背后的动机、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代表了什么样的生存价值。我们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游戏机制，让大家来反思自己人生的重大选择。

同样，这个游戏机制中也会有一些社会竞争的压力。你可能要遭到同伴的评判，或因同伴的选择而遭受死亡。这部分其实对应的是我们生活中的生存压力。我们也许不用面对你死我亡的人生抉择，我们在争夺生存资源时，面临了很多类似的冲突。例如，我们的学习资料是否要与同学分享，家里几个孩子之间的学费等支出是否平等。我们正是因为人生中时间的有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而产生了生存焦虑。我们对于自己死亡的惧怕，即是死亡焦虑。这两大焦虑贯穿了我们的生活，甚至从我们还是婴儿，还没有自我意识时，就开始影响着我们的人生。

供图：Ivy

吉清 | 三七的最后一个问题很有趣。当我们还是婴儿时，就开始焦虑了吗？

三七 | 这其实源于我自己看到的一篇科普文章，它讲的是为什么人类的婴儿在母亲肚子里要待上四十八周。我们知道像牛、羊这些小动物，他们在刚出生的时候就具备了行动能力，不太需要依赖父母。但对于人类的幼仔来讲，他需要非常精心和漫长的照顾，才能获得独立的行动能力。那为什么不让胎儿在母体里多成长一会，使他出生的时候更健全呢？这是因为人类的母亲也面临着一个选择。虽然母爱是伟大无私的，很多母亲在面临医疗决策时会选择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第二位。事实上，母亲的生物本能也是希望求存的。母亲和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形成了竞争：延长怀孕时间可以给胎儿更多成长的时间，但会占用母亲大量的资源，增加了分娩的困难；缩短怀孕时间可以减少对母亲的威胁，但又会给胎儿的健康带来风险。所以在婴儿生长健全且不威胁母亲的时刻，把母婴分离，是人类在进化中达成的平衡。母婴一体是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又有不一样的理解。因此，我们可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依赖的关系背后是不是也有生存竞争。

Ivy | 对于植物或动物来说，死亡是肉身的陨灭。比如一朵花枯萎了，一个果子腐烂了，一只动物被宰杀后摆上餐桌。对人类来说，死亡的第一层认识是肉体的死亡，比如病痛或意外，这些表层体验让我们遭受巨大的痛苦，从而体会到死亡。死亡的第二层含义是我们的精神层面或是意识层面。因为我们有社会属性，我们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一些连接和痕迹，所以我们的存在不只是单独的个体，我们有自己的朋友、老师、爱人。当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痕迹和与我们相关的东西都不再存在时，我们就会感觉到自己主体意识的消失。

第二部分：透过葬礼，我们认识死亡

Ivy | 从更接地气的层面讲，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是怎么理解死亡的呢？小时候，大多数孩子都不太清楚死亡究竟是什么。但年幼的我们总是会感到害怕，比如怕黑、怕迷路、怕离开父母独自生活、怕被坏人伤害等等。其实这也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一种恐惧。在青春期时，我们以一种叛逆的方式开始认识死亡。比如，我们口吐芬芳时，表现着我们对死亡的漫不经心、毫不在乎。但此时的我们对死亡依然没有确切的认识。到青年的阶段，比如现在的90后甚至是00后，很早就开始养生了。当我们拿着保温杯泡枸杞的时候，可能也不会意识到自己是在抵御死亡焦虑。但事实上，强身健体就是一种让自己在世界上以一个好的姿态存留更久的行为。

我对死亡的认识是从我家狗狗的去世开始的。我记得那天下午我回到家里，以往我的狗狗都会抓门、狂叫，但那天家里很安静，然后妈妈就告诉我，狗被车撞了。那段经历让我觉得死亡是一个又轻又重的感觉。你再也寻觅不到他的踪迹，他是留下了东西，但是你没有办法再感知他了。

三七｜很多家长给小朋友养宠物时，他们希望宠物的离去会是孩子死亡教育第一课。但有些家长没有这个意识，反而把第一课上得特别糟糕。

我对于死亡的初认识是小时候参加的一个葬礼，我不太理解我们地方习俗中祭祀的仪式，觉得很古怪，以至于当时没有忍住，笑了出来。虽然我那时年纪很小，但能从大家的反应中知道我做错了，所以我下意识地忍住笑，但身体还是忍不住在抖。我感觉大家看我的目光有点疑惑，但事后也没有人来找我说这件事。这件事情给我的影响是，我会从一个有些好奇甚至怀疑的态度去审视死亡：在接触死亡议题时，我既心存敬畏，也会发出天马行空的提问。

Ivy｜葬礼的仪式也是缓解活着的人死亡焦虑的一种方式。它好像在告诉活着的人，即使你离开了，也会有人用隆重的形式来纪念你。

供图：吉清

三七｜我采访过很多朋友，发现他们都是通过参考身边人的死和死后的遭遇来预测自己人生的结局。家庭情况比较复杂、或者身边人经历比较坎坷的人，他看到的死亡就是死于疾病或者是意外，所以他就会有很强的死亡焦虑。但有些人印象中的死亡是伟大领袖的死亡，或者是一位值得敬重的前辈的死亡。对这些人来说，他就会想要努力奋斗，成为一个体面的人，好让大家记住自己。所以我们对死亡和死亡仪式的学习，其实是在表达我们心中理想生命的样貌。

吉清｜葬礼涉及更多的是人社会属性上的死亡，和生物、心理意义上的脑死亡以及意识的消散又不太一样。葬礼的一整套仪式是在向你身边的人、向社会宣告你的死亡。人类学和宗教学会关注各个文化的葬礼习俗，还有人们在仪式上的动作和情绪表现。

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我最早接触到死亡也是在葬礼上。那时我大概在上小学，过世的那位亲人我并不太熟悉，我也没有参与到葬礼的筹备，因此我感到很不知所措。我身边很多人也有和我相似的经历——很多葬礼都是由他们的长辈一手操办，小辈只是在葬礼上出席一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会产生疑惑：我在葬礼上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我该怎么去帮助亲人和朋友缓解悲痛？我觉得这也是死亡教育中需要涉及的内容。所以我对三七提到的“死亡体验馆”很感兴趣，如果有一个游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死亡以及它涉及的人际关系、情感和冲突，那是非常好的。

三七｜吉清刚刚说到葬礼，我想到有一个关于死亡体验的形式是给你办一场生前的葬礼，让你躺在棺材里，写下遗书，并想象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但我认为这个体验会比较无效，因为它太依赖每个人不同的想象力，如果这个人恰好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动，比如他马上要拿到体检报告，告诉他有没有得癌症，我想这个体验是有效的。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来讲，这就是基于假想，让我们沉浸在自我感动中。我去办一场生前的葬礼，我的亲友也不会真的觉得他们要告别我了，他们表现出来的也未必是真情实感，反而会过分游戏化。我觉得对死亡的探讨应该还是有一些严肃的部分。如果我办一场葬礼只是为了看看说大家对我的真实想法，或者只是想让自己高兴一下，那么它完全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来承载。

当然，生前遗书是有教育意义的，且很有必要。它的意义在于帮助我们梳理现阶段自己的生活。万一我的人生中出现一些意外，至少我的亲人有渠道了解现在的我的想法。但是，我们的想法经常更新，甚至每天都不一样，这是我们必须要接受的无常和现实。

我觉得这个点也很有趣，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想办生前的葬礼吗？

Ivy｜我近一两年有跟爸妈讨论过这个话题，关于我生命最后阶段的安排。我之所以会想到这件事，是因为我看到很多人在生命的最终阶段，他没有能力做出决定，他的生命权和医疗权就移交给了家人，他也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选择。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位哲学家关于死亡本质的讨论。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存在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日常模式，一种是本体模式。我们刚刚讨论的大部分都是日常模式，包括我们是怎么样生活的，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怎么样产生联系的。而只有当我们触碰到某种边界体验时，比如一些紧急情况，包括一场车祸或是一位亲人的离世，它像一场地震或者海啸一样，突然引发我们自己的本体模式，去思考自己存在的本身。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会思考：我们自己存在意识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样去生活？

第三部分：我们对于死亡的避讳

三七｜跟所有话题一样，我们对死亡的认知也是螺旋形的。当整个社会都在回避死亡这个话题时，一定会有人出来说，我们应该公开讨论死亡和死后的安排。但当你对这个话题习以为常后，就会走向另一端：这些讨论真的有必要吗？如果人活得很通透的话，我还需要控制我的死亡吗？这样的一个循环有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要讨论，有很多细微的心情要体察，甚至有很多牵涉进来的人的情感、利益需要被照顾和看到。这些都影响我们如何讨论死亡，因此这个话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Ivy｜对，这个话题真的非常复杂。我们如果现在跟父母讨论，将来有一天你们希望自己的医疗计划怎么做，他的答案可能跟他真实情况下的答案又不一样。他现在也许会说我好怕痛，你到时候不要给我过度治疗，我们就好好出去玩。但是事实上真到了那一刻，他可能就会要求你去给他找最好的药、最好的医生。当然他也有可能会因为太害怕，反而完全不去看病。这些都有可能发生，都是未知的。所以现在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哪怕你们聊不下去，或者是聊出了一个很糟糕的结果，你也可以不用那么当真。因为等事情真的发生，它也许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吉清｜对死亡的避讳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现在很多年轻人提前立遗嘱，甚至会劝父母早点立遗嘱。很多社区也希望家中的年轻人可以带老年人到社区公证遗嘱。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帮助避免以后司法程序上的问题，但在这过程中，我们要学会尊重不同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在这里我想到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电影《别告诉她》。当全家都认为应该向癌症晚期的奶奶隐瞒她的病情时，女主却认为隐瞒病情是对奶奶的不尊重。她觉得人在去世前一定会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如果不告诉奶奶真相，她可能就会有留下未完成的遗憾。

电影《别告诉她》

另外一个例子来自医学家、人类学家凯博文的《疾痛的故事》。他在台湾做研究时，拜访了一位处于癌症晚期的医生。在交谈过程中，凯博文发现医生从不提起他的病情或者关于死亡的一些事项。在医生走后，凯博文询问了医生的家属，医生的家属说：尽管他很了解自己的情况，但他愿意把后事交给我们来完成，所以我们也充分尊重他的意愿。

在这两个故事中，我们发现对于死亡的避讳仍然广泛存在于中老年人中。当我们在跟他们交流观点时，也要考虑到给他们留一些缓冲的空间，而不是以一种很直白或者自以为正确的态度向他们灌输我们的观点。

Ivy | 是的，对死亡的避讳确实是一个文化现象，我们看待死亡的观点也是由社会和文化构建的。在《别告诉她》这部电影中，奶奶的大儿子告诉女主角说，不告诉奶奶她的病情是为了分担她的痛苦。在中国，很多人觉得把病情告诉濒死的人只会加速他的死亡。因为 “人不是病死的，是被吓死的”。

我们之所以回避死亡这个话题，是因为一旦触碰了它，那一份焦虑不再是对方的，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面对他人的死亡会想到自己的即将面临的情况，因此触发了自己的焦虑。做临终关怀、协助者、咨询师和医生的人在服务过程中也会经常触及到这点。

三七 | 我事实上经历过这么一个案例。当时我们的小组中有一位成员在分享自己的健康状况，他感到非常担忧和焦虑。大家都纷纷上前去慰问他，只有一位小组成员问他：你的健康问题到底是什么？这位分享的成员不太能说清自己的问题。解释一番后，现场一位有医学背景的朋友说，这是一个蛮常见的问题，用药物控制住后不会影响你的生活。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每个人对于死亡焦虑的不同防御机制。有的人的防御方式是避开他认为严重的话题来减少焦虑。但有些人面对焦虑的方式是了解病情，包括癌症的病因、治疗方式等。我们要根据个人的防御机制来采取不同的方式交流。这也涉及到我们自己的判断和所承担的责任。如果你和她是亲近且相互了解的家人，你可以采取一个很好的方法去告诉他，或者是隐瞒他。但如果你只是一个旁观者，那么你在给出建议时，可以先把问题和当事人的想法搞清楚。

其实我很怀疑的是，难道会有人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吗？首先大家都会用百度去查自己的病情，查到的往往都是非常严重的疾病，甚至他可能本身都没有那么严重的疾病，他都会觉得很可怕。对于一个住院很久，在不同科室做过几次手术的人来说，难道他会真的不了解自己的状态吗？他也许只是不愿意去相信而已。在这种情况下，他有考虑过自己的身后事吗？也许是有的，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去告诉别人。有的病人非常体贴，担心如果主动跟家属说自己的葬礼和后事会吓到他们。家人也会安慰病人，让病人不要多想，但这样其实阻挡了病人的自我表达。

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自己到底对于死亡的想法、对于死亡存在哪些焦虑，然后才能调试自己的防御机制，从而听到对方真正想表达的内容。

Ivy | 在中国社会，家庭成员的死亡往往会引发家庭内部的矛盾。譬如说谁去负担这些医疗费用，谁要牺牲自己的时间去照顾老人，这里面涉及的种种博弈，都可以被视为对生存资源的竞争。这种经济学的理性计算，又会与中国人传统的孝道形成冲突。

三七 | 其实很多家庭都有养儿防老的观念。比如父母给儿子买房，给儿子经济支持，但是对女儿就没有。同样，父母老去后，也默认儿子会负担养老等所有的工作，而女儿不需要。这是这些家庭长期达成的默契。可是，由于子女之间经济情况不一样，有可能女儿更有能力给父母养老，那这就推翻了之前达成的平衡。还有一个新的问题是子女们的时间。老人老去的时候，子女可能还没退休，或者退休了但需要照顾自己儿女。在这个情况下，到底谁来付出时间去照顾老人，又会变成一种新的博弈。

这里我想到了一个真实案例。这个老人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他基本上把自己的钱都给了大儿子，认为大儿子会为他养老，和其他的孩子基本上没有经济上甚至是情感上的连接。但是大儿子家境不好，自己的老婆也不是很支持赡养老人，所以老人被赶出来了，带着自己的退休金搬到了二儿子家。老人底气十足，认为二儿子可以用自己的退休金帮他养老，但事实上他的退休金无法承担他全部的医疗费。此时每一方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受伤。二儿子出于面子和孝敬，想要赡养好老人，但缺少来自长辈和兄弟姐妹们的经济支持；女儿们因没有获得老人的任何东西而觉得事不关己；老人觉得自己的钱都给了儿子，却得不到照顾、成了子女的负担。家庭中的每一方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从小的资源竞争为今后的矛盾和竞争埋下了种子，使得这些问题在这个家庭中逐步累积。到赡养老人这一步，子女们则会感到更加不公、紧迫、甚至是不甘愿。现在我们独生子女一辈会面临的新的养老问题，也是有时代性的。

Ivy | 在独生子女这一代，很多人小时候都会被问：你要不要再添一个小弟弟或者是小妹妹？不管是不是由于这个孩子当时还小，他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想让我妈妈只爱我一个人，但是这句话的背后也蕴含了一种博弈的思维。

说到独生子女，我们可以把三七分享的故事联系到今年4月份上映的电影《我的姐姐》。这部影片主要讲了在姐姐的亲生父母车祸死亡后，姐姐和领养家庭谁去赡养弟弟的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冲突和纠葛。

电影中，姐姐她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和未来去养活弟弟。但最大的矛盾点在于，姐姐对弟弟的出生完全没有话语权，她甚至和弟弟没有怎么接触过。在她离开去念大学后，弟弟才开始成长。所以，他们不光缺失日常接触中培养出来的兄弟姐妹之情，更加严肃的问题是在于姐姐失去了对于自己生活的掌控感。

吉清 | 这个让我想到关于母亲或者是家庭中的照料者的问题。一个母亲，她不管是在生育还是在抚养子女的过程中，都需要牺牲自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照顾一个小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母亲和她的子女也存在一种生存竞争。最近讨论很多的“丧偶式育儿”或是“鸡娃”，是指母亲为了能让子女有更多发展机会，她需要牺牲自己的享受，甚至是自己的职业发展。我们由此可以发现，生存的意义并不是我想要成为谁，或者是我想要做什么，这样看似简单的关于原子化个体的问题其实是嵌入在你的社会关系当中的。你生存的意义同样会牵扯到别人的意义，或者别人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一些患有慢性疾病，有强烈疼痛体验，或有心理和精神疾病的患者的照料者。他们的照料者不仅仅付出了金钱、时间、精力，还更多地付出了情感。有些照料者甚至经历了“浩劫”，这是指他们因照料患者而大量消耗了情绪，就像手机的电量一点点地被耗尽。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会思考：我要怎么看待我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或者我到底要承担多少责任，这个界限又在哪里？

第四部分：现代社会中的机会成本与生存竞争

三七 | 我们最开始说到，生存资源不充足是生存竞争的本质，并导致了我们的生存焦虑。我觉得有时代性的一点是，我们的机会成本在增加。比如说，回溯到一千年前，女性最大的成就也许就是母凭子贵。过去的女性靠自己没有办法取得成功，她们为抚养孩子失去的东西很少，因此机会成本小。而对现在女性来讲，她自己就可以获得巨大的成功，她完全不需要指望自己的丈夫或者是孩子为她带来荣耀。此时，如果她再花很多时间在家庭和子女上，就会失去了很多外面的机会，而这就是增加的机会成本。

有一部分焦虑其实是被父母或环境创造出来的。我们见到很多就是多子女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之间，也许是因为年龄差很大，或是家庭足够富裕可以提供充足的资源，他们不需要过分竞争，因此相处得很好。

兄弟姐妹间的竞争其实也在于父母到底是怎么看自己的孩子的。有些家庭不断地想要生出男孩，可能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女儿就是一个失败的产品、是没有生儿子成功的证明、是一个残次品。还有一些家庭会因为对于大孩子的不满意而生第二个孩子。在有些性少数家庭中，当性少数子女要出柜的时候，有的父母会做出这样的威胁说，如果你真的改不过来，我们就去再生一个。这种威胁非常可笑，虽然他的父母已经不能再生一个，但这可以反映出父母把子女当做一个作品的心态。

电影《我的姐姐》中的这个姐姐显然是被灌输了自己不够好的信息。父母生弟弟是因为我不够好，我是一个女孩子，我挡住了他们生儿子的路。但是，如果她接收到的信息是父母只是很想再要一个孩子，或者父母担心她将来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可能会很孤苦，所以想再生一个孩子来陪伴她的话，也许她看弟弟的眼光就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点也很有趣，到底我们那些焦虑是哪来的，它可能不来自于实际的一个生存的境况，就来自于我们感受到的爱和受到的认可是否充足。

电影《我的姐姐》

Ivy | 是的，死亡和存在具有时代性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的发展或成就的高低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像三七刚刚提到，如果我们单看女性的话，现在女性的境况的确跟几十年前是完全不一样了。正因为有了更多资源和机会，所以当我们无法到达以前可以达到的位置、无法成就自己的意义时，我们必定会感到更加焦虑、内疚、甚至有负罪感，认为我在达成成就前不能死。

联想到现代人精神心理疾病的高发，我觉得背后与生存意义的变化是有关系的。我们在什么程度上会去满足？我们又以什么样的手段去证明我们的存在？

吉清 | 我们也了解到，跟“死亡体验馆”相近的一个概念是“死亡咖啡馆”，就是一群人坐在这个地方，一边分享点心，一边分享自己对于死亡对于生命的看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亡教育还只是一个很陌生的概念，我们不知道从哪些途径可以获得关于死亡的知识，三七有什么建议吗？

三七 | 首先，“死亡咖啡馆”不是一个教育活动。我们没有意图让参与的人获得什么样的知识或者信息，我们只是很自然地分享自己对于生死的想法、故事、和背后的情感。我们希望这个空间是非常有承接性的，以轻松的下午茶的形式呈现、营造一个没有批评的环境。我服务的机构——“手牵手”生命关爱发展中心，就在全国做“死亡咖啡馆”的培训和推广。死亡教育前置化是我希望的方向，也是近几年国内出现的潮流。死亡话题的可见度在不断提高，也有更多人意识到这个话题的重要性，这是让我很欣喜的变化。还是回到那句话，对于死亡话题，没有人有标准答案。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们面临的境况也是不一样的，甚至过去回答了父母那一辈人的生命意义的答案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不适用的、并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同样，我的答案也许也给不到00后什么安慰，所以这是需要每个人穷尽一生去回答的。

寻找我们的答案首先要从不回避开始。在不回避、各抒己见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要对他人的回答做出任何指摘。你可以去了解他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害怕或渴望什么。但是，去质疑他的答案的正确性，或直接拿所谓的政治正确去压倒他，反而失去了讨论的意义。面对死亡和人生的有限性，我们要学会更慈悲。虽然我想成为一个诚恳、善良、愿意为他人付出的人，但我必然要面对的是：我的生命、我的选择、我能付出的东西是有限的。在面对这样的有限性并原谅自己的做不到时，我们会比较容易原谅他人的做不到，包括父母曾经无法提供给我们的或做错的事，以及我们没办提供给孩子的。

我对死亡这个话题的回答是从无可奈何开始的。我的答案就是我回答不下去了。也许有一天我会想要再往下探索一点，但那是我的选择，无法由他人强求。同样，如果我们把自以为正确的观点强加于他人，这也是一件残酷的事。因此，我们要以慈悲的心态去接受自己的做不到和别人的做不到。

最后，我想要解释一下，因为我有金融学的背景，所以在讨论死亡时，会用一些功利性的说法。但在生命面前，我们是诚实的、平等的。我们都可以被变成数字1234。当我们用一些看似功利的想法去思考生活时，我们才会更接近人性本质的自私。我们可以诚恳地面对自己不堪的一面、混乱的一面，亦或是压力重重的一面，并在接纳的基础上，做一些创造性的探索。

Ivy | 谢谢三七的分享。存在主义大师欧文 · 亚隆说过，就像我们没有办法直视那轮火辣辣的骄阳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直视死亡。但是如果我们以一种更平和、更不恐惧、更加包容和慈悲的心态去理解死亡，生命的旅程或许会变得更加舒服。死亡在未来社会中必定会成为一个更复杂的议题，除了充满道德争论的自杀话题外，还可能包括新科技、新药物对生死观的颠覆（如人体冷冻、克隆等技术的应用），虚拟或网络世界里的生死等崭新的话题。这些话题都让死亡这个议题变得更加复杂与丰富。

音频 | 吉清 泡馍

文字 | 吉清 Angie 雨真

  排版丨姚灏 Angie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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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阿瑟·克莱曼《疾痛的故事》

电影《别告诉她》《我的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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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路行走，企图甩掉这条黑狗丨海浪 vol.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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