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向骏：美国从“霸权稳定”到“霸凌不稳定” | 国政学人

简  介

【作者】向骏，台湾致理科技大学教授兼拉美经贸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战略学会理事。乌拉圭陆军指挥参谋学院毕业、纽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硕士、美国克莱蒙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政治学博士，研究专长是政治经济学、国际关系、拉美研究。

【来源】作者投稿，国政学人原创稿件

【引用】向骏. 美国从“霸权稳定”到“霸凌不稳定”. 国政学人微信公众平台[EB/OL], 2019-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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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霸权稳定”到“霸凌不稳定”

From "Hegemonic Stability" to "Bullying Instability"

致理科大拉丁美洲经贸研究中心主任向骏

（中评社　黄文杰摄）

正 文

6月17日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Institution)与台湾政治大学共同举办“亚洲和平的风险：避免走向大国战争的道路”研讨会中，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认为过去40年是东亚125年以来最和平的时期，而这段“长期的东亚和平”(the long East Asian peace)会发生是因为”霸权稳定” (Hegemonic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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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权稳定”理论

国际关系上所谓“霸权稳定”的概念源自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P.Kindleberger)1973年的《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一书，他认为1929至1939 年全球经济萧条乃因各国都理性但自私地追求其本身的利益，没有国家肯出面领导国际社会共渡难关。“霸权稳定理论”正式的名称则由国际政治学者柯汉(Robert Keohane)于1980年“霸权稳定理论及国际经济建制之变革， 1967-1977”一文中提出。他认为“被单一霸权国家所掌控的权力结构最有利于国际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的发展，而此一建制的规则相对较精准地且较广泛地在国际间被遵循……霸权掌控权力结构的式微可被视为国际经济建制力量衰微的征兆。”

 该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之稳定有赖于霸权国家以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方式维系。公共产品具有以下两个特性：其一为“非冲突性”(non-rivalry)，即某人使用此一产品丝毫不减少可供其他人消费的数量，如灯塔之设立；另一为“非排他性”( non-exclusion)，即任何人均可公平消费、受益，如一国的国防设施。而国际关系上的公共产品则包括低关税的国际贸易体系、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基本秩序之维持等。

霸权国家除需具备足以维护国际政经稳定的军事力量外，在提供“公共产品”上更需心胸开阔、眼光远大才能成为“善霸”(benign hegemon)。如不以追求本身的绝对获益(absolute gains)为满足，而坚持在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s)上与主要对手国家斤斤计较，则可能成为具掠夺性的“恶霸”(predatory hegemon)。日本外交家小和田恒(Hisashi Owada)大使认为，二次大战后美国以提供安全、开放全球经济、援助经济发展和强化国际建制等公共产品的方式追求“单边全球主义”(unilateral globalism)，但是后来却演变成只追求其本国利益的“全球单边主义”(global unilateralism)。换言之，70年代世界能源危机发生的主因之一即在于美国从追求绝对利益的“善霸”演变成追求相对利益的“恶霸”。

 以下将从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两方面探讨美国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的力不从心或意愿不足，导致全球新秩序进入群雄崛起、诸侯割据的“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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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公共产品

2001年底阿根廷爆发经济危机后，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Paul O’Neill)毫不掩饰地表达他对纾困计划的嫌恶，国际货币基金首席副主任(First Deputy Managing Director)克鲁格(Anne Krueger)甚至认为阿根廷应宣布破产。美国对阿根廷的冷漠态度对拉美短期的影响是同属“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成员国(巴西、巴拉圭、乌拉圭)货币竞相贬值及投资环境恶化，长期的影响则是拉美国家开始怀疑近20年来一直奉行以“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导致美国积极推动的“美洲自由贸易协议”胎死腹中。

同年(2001)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开始学习适应国际经贸体系的规则。 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提出“负责任的利害关系人”( responsible stakeholder)重新定调对中国政策，显然是不堪国内外挑战负荷后希望从围堵抑制转为交往合作，说白了就是期待中国能分摊“公共产品”的支出。 2006年7月“世贸组织”主导的多哈回合(Doha Round) 谈判失败其影响不只是全球贸易板块的重新组合，更反映美国从追求“绝对获益”(absolute gains)的“善霸”转变为追求“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s)的“恶霸”付出的代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和法学教授巴格瓦第(Jagdish Bhagwati)曾露骨地直指“多哈谈判破裂，美国是祸首……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国会对别国指手画脚—先是巴西，接着是印度，再接着是中国—却从未想想自身的责任。

 奥巴马政府重新调整美国外交政策，继2011年11月宣布增派澳洲驻军后，又于2015年11月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但国际媒体的形容词以负面居多，如风中残烛、胎死腹中。相对而言，中国主导倡议的“一带一路”似乎已成国际经贸新的“公共产品”。难怪前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2016年10月会在《金融时报》承认“美国正变得不再受人尊重，其在二战后帮助创建的国际秩序也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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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金融公共产品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被纳入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储备货币，这不仅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权地位的象征，更是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里程碑。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圆及英镑一起纳入IMF的SDR货币篮子，成为自1999 年欧元发行后首度有新的货币加入。 IMF总裁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表示，尽管世界经济增长缓慢，但发展中经济体前景乐观，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力量，中国是其中典型代表。人民银行表示，“人民币纳入SDR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里程碑，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和金融业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 “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李稻葵认为，人民币加入SDR是“伟大航程上的新起点”，虽然SDR总额不大，人民币国际化的道路依然漫长，但“入篮”对人民币全球角色的一次重大确认。

 根据中国银行发布的《2017年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2017年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七大外汇储备货币，超过60 个国家与地区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存底，累积金额已经超过6千亿人民币。 2018年1月德国央行也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准备的货币。今年5月17日发布的2018年《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债券市场双向开放中的跨境人民币》调查发现，43%的受访境外金融机构考虑增加人民币资产配置，此一比重较2017年提升了5个百分点。

另一重大突破则是“石油人民币”的诞生，中国银监会宣布以人民币计价交易的石油期货合约，从2018年3月26 日起在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子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开始交易。此举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应用的重大突破，也更加凸显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原油买家的议价实力。

至2017年底中国央行已和与33个央行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有效额度达 3.3万亿元人民币，离岸人民币存款近2万亿元。2009年4月阿根廷成为拉美第一个和中国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国家，规模为700亿元人民币（380亿阿根廷比绍）。2013年3月及2015年5月，中国先后与巴西和智利签署规模1900亿元人民币（600亿巴西雷亚尔）及220亿元人民币（2.2万亿智利比绍）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5年9月17日，中国与阿根廷签署在阿根廷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次日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担任阿根廷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2017年5月中旬阿根廷总统马克里(Mauricio Macri)受邀成为北京“带路论坛”两位拉美总统之一，同年7月18日中国与阿根廷续签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700亿元人民币（1750亿阿根廷比绍），协议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201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更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协议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这些成果均发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反映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需要中国力量、中国贡献和中国智能。

中国提供的另一项金融公共产品是2015年领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AIIB，简称亚投行)，87个成员国包括英国、德国等大国，因此被认为是中国政经实力的延伸，可与世界银行和其他西方国家主导机构的抗衡。以拉美为例，已有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7国成为亚投行成员。此一发展印证了亚投行长金立群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接下来的七十年》(Bretton Woods: The Next 70 Years) 一书中的观点:“美国正冒着受困于内部的政治僵局、丧失国际地位的风险……就历史上来看，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帝国能永远统治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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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霸凌国际秩序

卜睿哲在上述研讨会中指出“在目前的行政团队里，很多人都能明白美国长期大战略的价值，但现任总统不是。退出TPP是个严重的错误。质疑我们盟友的价值、并对中国发动经济战争，开始让我们的区域朋友和盟友怀疑美国的领导地位。以上这些事件和发展，在在破坏霸权稳定。”举例说明特朗普“霸凌”国际秩序如下：

2017年12月在阿根廷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1次部长会议，但该组织两年一度的盛会似乎未引起太多关注。原因之一是部长会议之前，特朗普政府多次表达对WTO功能不彰的不满，中国也对这个国际组织的运作多有微词。会议期间美、中针锋相对，互相批评。在会议的间隙，美国、欧盟和日本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在贸易、补贴和知识产权问题上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此举不仅隐含中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巨大差异，更凸显美国霸凌WTO可能给全球造成的不稳定。

今年5月30日特朗普援引1977年生效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nternational Emergency Economic Powers Act)签署对墨西哥加征关税的行政命令:自6月10 日始将对从墨西哥进口近3600亿美元的货品加征关税5％，直到非法移民经由墨西哥涌入美国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如果墨西哥迟不解决问题，美国将逐月调升，至10月将关税提高到25％。

该法授权总统在“经济面临威胁情况下进行交易管制”，以前曾被用于制裁朝鲜、伊朗、俄罗斯等国，甚至是恐怖份子之间的资金来往。但特朗普却将其当作攻击亲密盟友的武器，把提升关税当作解决移民问题的谈判筹码。《纽约时报》认为墨西哥不像任何这样的国家。

由于尚未公开的条款仍待墨立法机构批准，6月10日特朗普又表示美墨边境非法移民问题达成的协议条款若未获通过，美国将恢复对墨输美商品加征关税。对于如此不断的加码威胁，墨西哥前驻美大使沙鲁坎(Arturo Sarukhán)精准的形容如下:“特朗普寻求的不是协议，他寻求的是奖杯。”(Trump was not seeking a deal; he was seeking a trophy)，他认为“墨西哥只是特朗普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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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巧的是，今年7/8月出版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双月刊中探讨的主题正是“美国世纪怎么了?”(What Happened to the American Century?)。该期“主编的话”以“美国全球领导过去数十年的验尸”(An Autopsy of the Last Decades of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为题，过去数十年指的是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以来的30年。期刊主编Gideon Rose的“验尸报告”指出，由于上世纪末华府陶醉于“美国善霸”(benign U.S. hegemon)的“狂热梦想”中，因此邀请重量级学者探讨30年间美国菁英如何挥霍二战以来留下的遗产(U.S. elites squandered the inheritance)。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题为《美国实力的自我毁灭》(The Self-Destruction of American Power)文章的第一句就指出“在过去两年的某个时候，美国的霸权已亡”。“主编的话”结语如下：“1990年初期，美国二战后霸权地位的年代顺利转换为美国后冷战霸权地位的年代。这个年代会转换为何尚未可知”，最后一句拉丁文有点伤感，“今生荣耀就此消逝”(Sic transit gloria mu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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