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我过年不回家了，看哭无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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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约4700字，阅读约7.8分钟

原文刊发于2月8日《法治周末》第18版

《他们过年不回家》

《“心安处，即吾乡”》

法治周末记者 管依萌

春节

“过年不回家了。”陆晓晨(化名)只向父母撂下如此冰冷的一句话，即便她知道她的父母心里难受。而她的父母，也早已习惯了没有孩子的春节。

 “今年是我在外独自过年的第4个年头。”陆晓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这4年和父母的沟通越来越少，对家乡的归属感也日渐微弱。甚至老家的邻居，一度都在村子里传播陆晓晨已经去世的消息。

年关临近，然而春节回家，对很多人来说，已然明显地成为了一个不愿越过的门槛。

“蚂蝗盼插田，小孩盼过年。”这是湖南的一句俚语。其实，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代表，春节不仅是小孩子们的盛日，更是大人们每年都期盼的团圆节。即便如此，仍有一群人却选择“躲年”，即不回家过年。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这些躲年的群体或是因为手头拮据；或是因为大龄单身被逼婚而被逼无奈；抑或觉得年味太淡。总而言之，因为对春节的恐惧，他们最终决定留在他乡过年。这些人被网友称之为“躲年族”或“恐归族”。

据了解，有网友甚至把“躲年族”归结为以下几个群体：大龄未婚青年、拼搏不易的打工者、失业中年人，还有的和家庭有心结难解等。所谓是“年关难过”，种种原因导致这些人不得已而选择了躲年的路。

大龄青年：

回家怕父母逼婚   

4年前，当大年夜的爆竹响彻天空时，陆晓晨以及她的父母都未曾想到，这会是他们近几年来最后的团圆年夜饭。而后，父母与陆晓晨之间的点滴，成为了阻碍她回家过春节的大山。

陆晓晨属于80后，出生于1985年的她早已步入了“不三不四”的年纪。而作为这个年纪的女生，最怕听见的词无疑是“婚姻”二字。“甚至连恋爱都不想听到。”陆晓晨无奈地说道。

“我很挑。”陆晓晨从小学就一直在做着白雪公主的梦，加之自己本身就很优秀，人也漂亮，终身大事却一误再误。

陆晓晨只有过一段恋爱经历，由于经验不足，两人最终未能走到一起。消沉半年后，她蓦然回首，发现自己早已过了25岁的黄金年龄。在父母的强烈要求下，陆晓晨开始迈入了相亲大军。

这几年来，陆晓晨独自行走在相亲的道路上。只不过，相识容易相知难，相知简单相守难。对于经常参加相亲的陆晓晨来说，能与一知己相守，这犹如镜花水月。

“起初，父母只是以为我受伤太深，经常鼓励我。”陆晓晨回想当初的经历依然无法表达自己心里的难受。但是，当各式男青年一一离她而去时，陆晓晨的父母着急了。“他们对我失去了耐心，也不再鼓励，甚至开始逼婚。”随着时间一年又一年地流逝，陆晓晨父母在着急的同时，也“逼疯”了她。

眼看着又“老”了一岁，眼看着春节又要回家。陆晓晨内心并没有喜悦，反之心中充满了恐惧。“回家怕父母逼婚，不回家又担心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陌生的城市。”陆晓晨也实在受够了自己独自过春节的日子，她只想有个时间遥控器，可以一按跨过年底，“我惹不起，可总躲得起。”

在陆晓晨看来，她躲年，其实躲的是父母的唠叨、逼迫和期待。“我无法坦然面对，只能逃避，交给时间来解决。”陆晓晨说道。

陆晓晨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年味变了，团圆与欢乐变得痛苦、害怕而又忐忑不安。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过年从拜年、放鞭炮变成了相亲、逼婚等新活动。“我们开始害怕过年、害怕回家，因害怕而躲年。”

伴随躲年族的兴起，甚至出现了各种衍生品。淘宝搜索“别问成绩、没有对象”，便会出现4页商品链接，其中，除了衣服还有手机壳。衣服上清晰地印着“别问成绩了吧”“没有对象”“工资保密”等字样。

销量最高的一家商铺显示，月销量高达710件。法治周末记者就此咨询了客服，据客服透露，通过会话，他了解到买这件衣服的多为年轻人，有的人是为了恶搞，有的则是受够了家里亲戚的“逼问”，“直接穿上这件衣服省事儿。”

“其实，过年团聚最重要。”这是陆晓晨父母的心声。他们表示，虽说对于女儿的婚事很着急，可是，对于常年离家的女儿，他们更多的还是想念。尤其是春节的日子，“我们也知道在外打拼很难，所以希望有个人能陪伴她。但是相对于春节期间一家人坐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其他的都不是那么重要。”

拼搏不易的打工者：

不想被红包掏空钱包   

躲年族里还有这样一群人：不像大龄青年，可能有自己的丈夫、妻子以及儿女，可唯独缺少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经济基础。

尹浩来自河南，作为家中的独生子已经在外工作了4年。早在今年以往的每一个春节，尹浩都会回家与亲友团聚。可今年春节，尹浩决定找个借口躲过去。其中的原因无疑离不开一个“钱”字。

“毕业之后，有了自己的工资固然是好事，可花销反而更大了。”尹浩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尽管自己的工资不高，但春节里给老人小孩的红包可是一个都不能少。这两年，同辈的兄弟姐妹逐渐都有了孩子，因而春节的红包几乎掏空了尹浩的钱包。“红包太少，自己和父母都没面子，红包太多，自己这一年来的辛苦算是白费了。”尹浩不甘心地说道。

尽管尹浩心中对于过年有种种抱怨和恐惧，但为了说服自己的父母同意他不回家过年的想法，尹浩可谓是用心良苦。“春节加班，工资4倍。”这就是尹浩给父母的理由，即便父母的传统观念再重，当他们听到工资4倍的字眼，难免动心了。因此，尹浩躲年成功。

其实，早在今年元旦，尹浩就计算了春节的花销。父母、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每人500元，这就是3000元；伯父、叔叔以及舅舅和姨可以不给钱，但是买礼物仍需要3000元的开销；还有孩子们的红包，家中8个孩子，每人至少500元，这就是小4000元。

“如此算来，短短的一个春节就已经花费上万元。”粗略地一算，已经令尹浩惊讶于数字之大。

尹浩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不少人躲年几乎都与自己的经济条件有关。经济窘困者躲年是为了躲避人情；欠人钱财者躲年无非是为了躲债。

尹浩的父母就曾为了躲债而躲年。“苦不堪言。”这是尹浩记忆里的躲债年。

既非情愿，难免心生思念。就像杨白劳躲年、躲债、躲黄世仁，可到了年三十还是想家、想女儿，扯上了三尺红头绳回家和女儿过个年。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成了我的愿望。”尹浩觉得自己很失败，儿时陪父母躲债，如今骗父母躲年。然而，罪魁祸首都是因为钱，“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过个有钱的年。”尹浩说道。

心结难解者：

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令人心寒

纵使躲得了时间、空间的年，有时也难躲心结。

穆鹏(化名)过了农历新年就29岁了，他的老家在山东南部，父母都是农民，目前只身一人在外打拼，他不愿意回老家发展，然而这几年来，他也曾在城市遇到自己心仪的女孩，但都因为自己没有房子而失败。可这并不是他躲年的主要理由。

“我5年没有回家过年了。”穆鹏透露道，自己职高毕业后，在哈尔滨开了一个小吃店。在店里有一名打工的单亲妈妈，这位单亲妈妈因为从小是孤儿而无家可归，再加上丈夫又坐牢了。这几年，两人便一起在店里过春节。“或许这就是同病相怜。”穆鹏感叹道。

在穆鹏的印象里，自己的父亲是位“大话王”。在穆鹏上职高后，他的父亲三番五次欺骗他。比如，银行催穆鹏交还上学期间的贷款，而父亲却信誓旦旦地告诉他，大学贷款已经替他还上，银行还给了收据，收据还在家里。却不料，银行在法院起诉了穆鹏，而法院在执行时，差点抓走贷款担保人，也就是穆鹏的姐姐。这是骗穆鹏最狠的一次。

类似的事情多的实在数不过来。前几年，每次回家，父亲都会告诉穆鹏家里有很多钱。但是，每当穆鹏需要家里给钱帮忙时，父亲却指责其不努力，甚至是啃老；“这一点让我非常生气，他太会撒谎，四处说谎。”穆鹏愤怒地说道。实际上，目前家里确实有条件帮助他凑个在城里买房的首付，而由于生意失败，穆鹏现在没有什么积蓄。

在穆鹏上职高时，他的父母既没有给过他生活费，也没有给过他学费，都是穆鹏贷款，甚至在工地上打工挣钱。但是，穆鹏当时一点也没有埋怨父母，觉得家里难，不向家里要钱。不仅如此，穆鹏还用自己打工挣下的钱，给家里买了电视机，洗衣机。但穆鹏不解的时，现在家里已经很宽裕了，为了不帮助他，他都快30岁了，父母为何不操心给他娶媳妇。

“因此，我不愿见父母。”穆鹏说得很直接，他对于父亲的所作所为深感不适，因而也难怪穆鹏已经在外躲了整整5个年。

对于父母，穆鹏非常不满，他们甚至没有任何联系。在他看来。父母帮不帮孩子无所谓，但是不能欺骗孩子。更何况，每当穆鹏不回家过年时，他连家里的关心都无法感受到，这着实令他心寒。

“不懂事，不孝顺。”这是父母对穆鹏评价最多的一句话，但是，当时间久了，穆鹏根本不在乎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令他人如何看待。

“春节对我来说无所谓。”穆鹏态度冷漠，他认为，春节无非就是一年当中的一天，无论如何总会过去。但是，如果父母从不反省，他就不会回家度过这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天。

“我们迟迟不结婚，父母就会给我们扣上不肖子孙的帽子，因为不结婚，我们逐渐成为了那些被教育别人的反面教材。”在陆晓晨看来，她与父母之间沟通存在问题。

但是，穆鹏却认为父母对30岁的孩子终生大事不操心、不管不问，作为儿女，为何却一定要事事令父母觉得称心如意？

在尹浩看来，躲年，其实很难。窝在家里肯定不行，也躲不过去。但是，仍然有一种特殊的躲年，那就是旅行。虽说也算是背井离乡，但悠闲的时光总会令躲年的人少了很多心结。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学心理老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中国，很多父母很难接受孩子的成长、独立甚至是挑战，“长大意味着孩子成为具备独立情感、喜好、人性弱点、愿望的个体，意味着父母失去对孩子的主控感，就好比躲年，即便大多父母强烈反对，但是这既是孩子们的选择、也是他们的需求。父母和孩子之间需要相互理解，相互妥协。”

“心安处，即吾乡”

家庭矛盾只是“躲年族”春节不归的一个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混的不好、父母逼婚、风俗习惯、交通费太贵等原因。就“躲年族”这一话题，法治周末记者对话了曾有过类似经历的媒体人、知名评论员于立生。

法治周末：为什么会出现“躲年“这种情况？

于立生：秦末西楚霸王项羽说过：富贵而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而在混的不好的情况下，唐诗人宋之问则有另一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在我们这个有着悠久祖先崇拜文化传统的国度，在外打拼久，过年回乡团圆时，不说图个光宗耀祖，至少也是讲究个光耀门楣，人前体面。这就给一些没在外打拼出什么名堂的人带来了心理压力。这是来自文化传统的。

当然，回家后，在外混的好不好，则会直观体现在带给亲友的红包、礼物等方面。此外，长辈亲友也会过问、关心有没女朋友(男朋友)等问题。这又会给在外打拼的年轻人带来现实的经济等方面的压力。两方面因素结合作用下，也就催生了躲年这种现象。对一部分人来说，年关难过。

法治周末：躲年这种行为主要集中在哪些人群？

于立生：应该主要发生在在外没混好、或者是经济压力大的这部分人群吧。只是合理推测，没有进行调查，姑妄言之。也不排除还有一部分“躲年”人群，是家庭关系尴尬，觉得回不回去无所谓的。

法治周末：躲年和当今传统节日的没落是否有直接的关系？

于立生：春节等传统节日是农耕社会的产物，二者相匹配。但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工商业、服务业渐居主流，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农业则退后，释放出大量劳动力。年轻人在城市就业、安身立命，也就拉远了和乡土的距离，无论是物理上的，还是心理上的。所以，传统节日没落和躲年现象，都是现代化推进、社会转型的产物。二者有关联，是一因之果，但不是直接因果关系。

法治周末：躲年与现在社会进步是否有关系？

于立生：现在社会形态变了，不再是“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的传统乡土社会，随着现代化、城市化推进，人口流动速率加快，社会由传统乡土“熟人社会”向城市“陌生人社会”转变，如今已是现代城市“陌生人社会”居于主导位置了。“心安处，即吾乡”。

法治周末：互联网的发展、通讯方式的进步，是否会成为一些年轻人躲年的借口？

于立生：通讯技术变革进步，变“地球”为“村”，方便了亲友间即时联系，当然是好事一桩。但这不构成过年不回家的主要原因。也许，只对一小部分人的过年不回家起了助推作用。同时，这方便了一些因某些客观因素实在回不了家的人，过年时与家人联系。

法治周末：躲年现象是否和个人或者是家庭的经济因素有关？

于立生：有关系的。过年回家，人情往来多，经济压力大。除了要给老人、长辈红包、礼物；还有，亲友家的小孩，要给红包；趁着长假办喜事的，要随礼；走亲访友，不能空手。要是此经济压力太大，难以负荷，那自然不回家过年，比较符合经济理性。

法治周末：家长给孩子带来的压力导致孩子不能理解，这种不理解是否会导致躲年现象的发生？

于立生：会。孩子是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有自己的意志、思想、生活。家长关心子女的私人生活问题，不奇怪；但是过度干预的话，会制造紧张关系，影响相互感情。家长强加自己意志于子女，会招来反感。情况严重的话，会导致躲年现象的发生。

法治周末：父母与孩子之间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于立生：尽量换位思考，通过沟通、交流，取得相互谅解。如果哪一方实在是油盐不进，那就只好适度保持距离。这就好比车跟车，靠太近，难免车祸——发生过激事态；那就只好拉开距离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人与人，情感的事儿，那是相互的，包括亲情问题，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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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姜冰 王硕

图片丨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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