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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映:纪念碑式的精神已衰落

狗子 法治周末报 2023-05-15

▲ 《海边的曼彻斯特》海报。按照陈嘉映的理解,电影里的情景如同尼采的“末人社会”。

全文共2086字,阅读大约5.4分钟。

原文首发于法治周末,本文为部分摘选


首都师范大学哲学教授陈嘉映被认为是“中国最可能接近哲学家称呼的人”,因为他惯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哲学,冷静、严谨、随性、自在在他的身上毫不矛盾的并存。


我们围绕“何为良好生活”这样一个话题,与陈嘉映教授进行了一次对话。



Q

法治周末:你写过一本《何为良好生活》的书,你觉得自己这一生还算是过上了一种良好生活吗?另外,你的良好生活的思考是一个纯哲学意义的思考,还是说是一个世俗意义的良好生活?


陈嘉映:它有点世俗,但也不是完全的世俗。怎么说呢?良好生活肯定得包含点德性、灵性这些东西,这算不算不是彻底世俗呢?因为彻底世俗对我来说,不可能是良好生活。我不知道什么是彻底世俗,比如,我挣了点钱,甚至我养了一大家子,然后把孩子送到世界一流大学去读书了,别的啥也没追求过,啥也没感受过,如果这是你所谓的世俗生活,在我看来是挺没劲的生活。这不是我想象的良好生活。因为想象的良好生活毕竟还活得有个意思吧。它不可能完全是世俗的。

+


Q

法治周末:那你对自己的生活如何评价?


陈嘉映:照希腊人的想法,命运多舛,一个人在盖棺之前,不知道他的一生算不算良好生活,这是从别人的眼光来看你的生活是不是良好生活。从我自己来看呢,大概不会用一套指标来衡量,一些具体的事儿,哪里做得不够好,有很多遗憾等。依我的理解,良好生活不是一套静态的指标,你达到了,我没达到,他超额完成了。每个人,只要你还在生活,你总是动态地看待自己,用歌德的话说,一连串越来越纯净的努力,等你说,请停留一下,生活就结束了。

+


Q

法治周末:你曾经提到过有一些词现在已经失效了,比如说“永恒”,你认为这个词里面包含的精神已经失效了。为什么这些词会失效?还有一些什么类似的词吗?


陈嘉映:我曾经谈到过一个词是现在非常典型的一个失效的词或者是一个观念,就是“纪念碑”。以前它是人间最大的事,比如说金字塔,法老一辈子就是建金字塔,国王征服了哪儿,就在哪儿立一个方尖碑。那个时候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往上看的,下面的都不重要,生生死死,你爱了死了,没人在意这些。重要的是生着的时候建功立业,他也不是为人民谋福利,他有一个天人之际,他跟上天的某种东西连上了,建了那些纪念碑,供人仰望。


这个观念现在没有了,我们好像不再通过纪念碑式的方式来感受一个人的成就了。以前的人类含辛茹苦,像蝼蚁一样生活着,只要法老建起金字塔,他好像也分享了这份荣耀,跟咱们现在人不一样。那种纪念碑式的看待世界、历史和个人的方式没有了。

+


Q

法治周末:你还说过,虚无的可怕就在于它不是什么都没有了,而是没区别了。可是,它其实还客观存在呢,这个怎么理解?


陈嘉映: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有一个感受,我看了一部电影叫《海边的曼彻斯特》,当然我的理解可能是错误的,我理解的这部电影讲的就是那种状态,就是一切都make no difference(没有区别的),这里无法说太多细节,整个印象就是尼采所说的“末人社会”,不再有任何事情让我们感到有兴趣。在整个片子里头,没有一个镜头让你觉得:哇,真有意思,或者,这个人真有意思,这件事真有意思,这句话真有意思,没有。爱或不爱,无差别,死或不死,无差别。所有人都那样,没有一个人打起精神来。


这部电影里,没有什么社会批判,社会是个好社会,警察也不恶,惩罚也不重,里头没什么坏人,都挺好的,所有人都挺好的,一切都在那儿,但是跟刚才说的纪念碑是相反的,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叫平等社会或平民社会,我们都挺不接受阶层差异的。


我也不是说要重建等级社会,但是你知道这样的社会,其实才像是一个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就是阶层比较高的那些人,至少在比较好的历史时期,会对自己的身份有一种意识,所以他就会对自己有一种要求,不能落入低俗,不能作出低贱的事。比如说泰坦尼克沉船事件中,不能老弱妇孺还没下船,我就去坐救生艇,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些人,即使被拉到断头台上了,也得穿件像样的衣服体体面面地上去,因为“我是一个上等人”。


那么作为社会底层的人,如果这社会有阶层流动的话,我看到别人真不错,我得好好努力,成为这样的人。如果这个社会流动性差,可能就是纪念碑式的想法,我是一只蝼蚁,只要法老有金字塔,我们所有的埃及人也跟着荣耀。


我的意思是说,这至少是尼采所担心的“末人社会”的一种状况,当等级社会真的被取消了之后,你以为你看到的是一个平等的、大家都有权利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但尼采认为不是的,等你把差别都取消了,这就是一个“末人社会”,就是last man,末人。

+


Q

法治周末:在所谓“末人社会”里面,我们还有可能去寻求那种所谓的良好生活吗?


陈嘉映:如果我说的是对的话,当然就无所谓良好生活了,良好生活的存在是因为有人或者有相当一批人在追求良好生活,如果大家都那样的话,没有什么变化的欲求,也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


Q

法治周末:还有一个问题,你觉得在中国,从古典到现代,哲学家多吗?


陈嘉映:我讲哲学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只是西方哲学,我不把大众所说的“中国哲学”叫“哲学”,我就说中国思想家吧,他们跟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基本任务不太一样,西方思想家主要是去自由思想,因此他很可能会做扰乱社会秩序之类的事情,但中国思想家,特别在魏晋以后,基本上从开始就给自己设好了任务,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等,要维护这个社会秩序,中国的思想家跟西方的哲学家出发点就不太一样。

+


Q

法治周末:通观你的一些哲学工作或者哲学思考,你会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破坏者”吗?


陈嘉映:在相当程度上肯定是的了。但是这个要稍微具体一点说,我有时候会跟我的学生们说,当然是态度很温和地说,虽然我的观点可能是很极端吧,很多人相信的事情我是不相信的,我至少持怀疑态度和保留态度。但是这一点每个人又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我说的时候我还得看着这个听众是什么人,如果他是个孩子,可能有些话我就不会对他说。

+


Q

法治周末:有个言说的责任在里面。


陈嘉映:对,言说的责任,我是比较注重言说的责任的。

作者/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狗子

编辑/代秀辉 王硕

图片/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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