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宗首发｜上海图书馆东馆，城市里必要的公共性
经过两轮家具体验活动和三轮公测后，上海图书馆东馆终于迎来与市民相聚的时刻。建筑面积达11.5万m2的东馆成为目前国内最大的图书馆单体，从每轮公测名额开放后瞬间被约满不难看出市民对于它的好奇和热情。当被问到上海是否需要如此大体量的图书馆时、丹麦SHL建筑事务所（Schmidt Hammer Lassen Architects）资深助理董事，东馆的项目建筑师林婧毫不迟疑地给出肯定答案：“它会告诉大家好的图书馆是什么样子，去图书馆也可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作品遍布全球的SHL拥有15座图书馆的项目经验，位于奥胡斯的 Dokk1 更是被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评选为2016年度公共图书馆，SHL在该类建筑设计的专业性可见一斑。SHL还引入“与艺术家合作”的核心理念，城市建筑与公共艺术的碰撞成为东馆的一大亮点。项目参照国际通行的公共艺术品百分比原则——将公共建筑项目预算的一定比例用于公共艺术。曾经与SHL有过多次合作的全球艺术公司和艺术品制造商，同时也是奥斯卡小金人的制造者UAP以“中国文明发展中不断演变的文字载体”为策划脉络，委任Emily Floyd、谷文达、刘文瑄、马兴文、倪有鱼、Plummer&Smith、申凡、徐冰 、杨振中、郑重宾十组艺术家在场域内创作永久性艺术作品，让艺术介入室内外的公共空间。
目前国内最大的图书馆单体上海图书馆东馆由丹麦SHL建筑事务所设计，十组艺术家在场域内创作永久性艺术作品，于今日正式向公众开放。远处眺望如同悬浮在树冠之上，而从巨大的落地窗处可隐约看见悬挂的艺术家徐冰的作品《鸟飞了》。一楼中庭地面上则是艺术家申凡的《往来春秋》，以老旧报纸为灵感，隐藏起内容只表达段落与标点符号。
当下，建筑的公共性受到社会环境的挑战，现代建筑功能性被削弱，一座公共图书馆的诞生会唤醒城市生机并加固城市流失的交流感与附近性吗？在被“非必要”充斥的环境里，我们和建筑师Chris Hardie、林婧、艺术家徐冰、申凡、刘文瑄，UAP创意总监Dane Currey在图书馆开馆之际聊了聊。他们说，公共图书馆一定是城市里必要的公共性。
从上海图书馆本馆与东馆的对比中可以窥探图书馆作为城市公共建筑的迭代和发展。上海图书馆以约5700余万册（件）的馆藏量位居全球前列，然而本馆只有20%的空间开放给读者。在新馆，这一比例上升至80%，真正成为“为人设计的图书馆”。新馆的设计读者访问量约日均1万人，供读者阅览坐席近6000个，还拥有一个750座的报告厅、小型放映厅、演播厅、室内音乐厅、以及各层丰富的活动空间，鼓励知识的传递和分享。通过东馆的建设，上海图书馆发展成为具备复合功能的城市文化地标。
上图：建筑师Chris Hardie的手绘稿
下图：图书馆东南侧是上海最大的市内公园——世纪公园，向西北远眺可以看见上海的城市地标
此外，上海市中心图书馆系统实施全市“通借通还”，在任意图书馆借阅的书籍可以在就近的图书馆归还。截止到去年末，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服务体系包括市级、区级、街道及其他成员馆总计255家，服务网点数达394个。书籍的流动建立起文化生活和知识传递的网络，上海图书馆作为市级总馆无疑是整个系统的核心，与整个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建筑的地域性通常来自区域的自然环境、历史文化和建造传统。然而对于上海而言，尽可能地为市民提供安全、优质、便利，丰富的公共生活也许才是这座城市的公共建筑与众不同之处。无需付费，没有使用门槛的图书馆更是如此。
空间内极大限度地使用自然采光
初次现场踏勘时，项目优越的地理位置给设计团队留下深刻印象。场地东南侧是上海最大的市内公园——世纪公园；向西北远眺可以看见东方明珠塔、上海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和金茂大厦塑造的城市天际线；上海科技馆、Paul Andrew设计的东方艺术中心、GMP设计的浦东展览馆、同济大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操刀的上海博物馆东馆齐聚周边。基于得天独厚的场地条件，馆方提出“读者坐在图书馆的每一层，每个角落都可以看见外面的风景”的使用要求。
极度挑高的中庭将建筑内部空间尽可能地打开
设计团队力求在外观效果的整体性与让室内阅读空间获得更多采光之间取得平衡，透光的玻璃形成完整的条状采光带环绕立面，位置对应各楼层的使用高度，四个方向的边中庭成为建筑的双向窗口，既让读者可以最大程度地欣赏城市景观，又将图书馆的阅读场景毫无保留地展示出来。
林婧在接受采访时坦言立面材料及做法的推敲过程颇为波折，也是方案变化最大的部分。最初竞赛方案希望通过大理石和玻璃两种材料让建筑看起来宛如一块真正的玉石。但是由于造价高昂，外倾立面挂石材有坠落的安全隐患，以及上海本地酸雨对石材的腐蚀性等多方面限制，最终SHL选择全部使用玻璃。单一材质如何呈现出丰富的立面效果成为设计团队面临的又一个难题。
建筑外立面使用的玻璃材质依然呈现出一种玉石的纹理
“其实我们当时出过很多轮立面对比方案，比如白色的打印玻璃，不去模仿石头，或者打印别的图案，做过三个幕墙实体挂样。”为了保留原有方案营造的玉石意象，馆方更倾向打印大理石图案的做法。出于对材料自身特性的尊重，设计团队曾经考虑把大理石切成薄片，夹在两片玻璃之间，然而最终还是因为造价过高而放弃。出于安全考虑，该项目的幕墙顾问和甲幕墙设计选择比常规的PVB安全系数更高的SGP玻璃胶，并且每块玻璃上都有两层胶，保证玻璃哪怕在破碎的情况下依然不会掉落。
立面玻璃宽度为4200mm，高度有775mm和1550mm两个模数，兼顾视觉与使用需求。从楼板向上首先选择775mm，横向窗框可以直接用作栏杆，室内界面简洁统一；目光上移，1550mm高的整块玻璃尽可能保证人的视线高度上没有任何遮挡，窗外景色一览无余。此外，所有开启扇整合在775mm的尺度中，满足绿色建筑的自然通风要求。除南北中庭倾斜且弯折的窗户之外，所有窗户均安装电动遮阳卷帘，满足不同使用场景对光环境的不同需求。
室内空间立面语言依旧保持着几何的简洁感，木质隔栅的纹理回应着照射进室内的一缕缕阳光
跟随景观扶梯不断向上，建筑的中庭缓缓展开。三个立方体错动叠落，形成丰富的空间形态，每个立方体边角设计为圆角，状似树叶，温暖自然。室内柔和的弧线与外观锋利的折面形成鲜明对比。中庭格栅尺寸和间距经过挂样调整，最终确定4cm x 7cm的截面大小和8cm的间距。竹贴面的木色让空间氛围更加亲人。各层开放的阅读区和展览区环绕中庭布置，来访者视线交错，有更多互动的可能。自然光从屋顶倾泻而下，照亮整个空间。
市民在阅读时可以直接欣赏城市公园的景色，自然采光也减少了人工照明的需求，也展现了艺术与公共空间的紧密结合
图书馆的功能布局和体块关系十分清晰，三个矩形空间构成建筑基座，中间是中央大厅，通往悬浮其上的建筑主体部分；西北侧的体量容纳报告厅、演播厅等观演空间，东南侧是少儿阅览区，使用不同功能的人群在两个入口广场分流。走近图书馆，由上向下不断收束的体量将人流不着痕迹地引入场域内。观演空间和少儿阅览区通过规整的立面，单层的高度以及水平延伸的形态平衡建筑主体外观的险峻，消解来访者面对巨构的恐惧。
谷文达，《高山仰止》，2022
郑重宾，《飞石》，2022
艺术品成为图书馆入口的提示，艺术家谷文达将自创的简词“高山”和“仰止”采用“裹刻”的形式，取山东省内5亿4千万年前海底石床风化而成的石灰岩成作；北入口广场上的《天外飞石》出自艺术家郑重宾之手，金属材质的几何体块与建筑形态相呼应。
申凡，《往来春秋》，2022
人流在一层中央大厅汇聚后根据需要前往不同楼层，艺术家申凡的作品《往来春秋》成为几乎每个访客的必经之地。文字空白，句读留存。图书馆大约是世界上文字信息密度最高的地方，在这里，文字反而以不在场的方式得到强化。作品具备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却没有在人流最密集的区域对人的行动造成任何干扰，与空间完美融合。观众与作品之间的关系随着位置的上升不断变化，从置身其中，到观览全貌，从沉浸在抽象的图案当中，到发现其报纸的具象形式，人和知识之间的关系得到隐喻。
徐冰，《鸟飞了》，2022
这是艺术家徐冰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永久场域定制作品，文字犹如小鸟从书本间飞起，从室内望向公园与室外看向室内构成轻盈的两种状态
中央大厅的扶梯直达三层，也就是“悬浮”的建筑主体的起点。城市道路、行道树等近处的遮挡被距离地面15.25m的高度过滤，更大尺度的城市景观展现在眼前。艺术家徐冰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永久场域定制作品《鸟飞了》就位于三层的主阅读广场。这件作品脱胎于徐冰的“英文方块字”和“鸟飞了”，842只“鸟”脱离书本，绕过立柱，浪漫而自由的气息随着字型的变化飞扬而上，仿佛要冲出建筑。人的思绪也随着轻盈的“鸟”群飞起来，抵达无限的远方。窗外世纪公园的绿地成为艺术品在城市尺度中更加宏大的背景。城市、建筑、艺术品相映成趣。
上海图书馆东馆内部采用了
Kvadrat Acoustics声学解决方案，
并安装在几个楼层的不同空间，打造出
阅读空间、研讨室、会议室、音乐鉴赏空间等。
图书馆的其余各层均设有主题阅读区，每个阅览区均由借阅、展陈以及活动空间组成。设计团队使用颜色作为功能和方位的提示。每层的白色盒子整合自动扶梯、图书借还以及存包三项辅助功能。绿红黄蓝分别对应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用于各层功能空间的墙面。4层和5层分别设有极静阅览室，此外，研讨室、会议室、创作室、演奏室和影音体验空间等功能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
向左滑动查看：图书馆内丰富且灵活的空间，除了阅读之外，还能满足多种艺术文化功能需求
公共艺术百分比原则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芬兰在建设议会大厦时将其作为官方政策引入。随后，意大利、法国、爱尔兰，以及美国费城、旧金山和西雅图等地相继推行这一原则，1991年赫尔辛基市成为首个对所有建筑项目实施这一原则的城市，推动艺术文化的蓬勃发展。以此为参照，上海图书馆东馆将公共艺术作为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为上海世博会8个主要入口打造标志性艺术品的UAP成为东馆的合作伙伴。
倪有鱼，《求索之城》，2022
刘文瑄，《知识之塔》，2022
在东馆，艺术品除了丰富空间意涵，激发观众的想象之外，还起到强化老馆与新馆之间连接的作用。位于图书馆五层中庭的《求索之城》出自艺术家倪有鱼之手，使用石膏在八个解构与重建的老馆文献柜中凝固一段历史。而位于三层北边庭的《知识之塔》则将老馆的图书索引卡作为基础素材，艺术家刘文瑄以其标志性的创作手法，将卡片堆叠成为螺旋向上的形态。卡片的竖向纹理与阅览室的书籍以及建筑室内空间的竖向格栅完美融合。
Emily Floyd，《Knowledge is Power》，2022
Emily Floyd，《纸鸢乘风》，2022
公测时，来自艺术家Emily Floyd的作品《Knowledge is Power》大受儿童欢迎，同样由她设计的《纸鸢乘风》在儿童图书馆的中庭飞舞翩跹。此外，Plummer&Smith设计工作室为东馆打造的艺术家具融入工作人员的日常；一层报告厅入口的石雕《无限》来自艺术家杨振中，由机械臂与人工接力完成；艺术家马兴文的《陪伴》位于三层中庭，寓意“水滴石穿”。
Plummer&Smith设计的读者服务台与长凳
杨振中，《无限》，2022
马兴文，《陪伴》，2022
从2015年5月项目选址到2022年9月正式投入运营，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建设历时7年。曾经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上海正在努力实践当年的宣言。当下，这样一座80%的建筑面积向市民开放的公共建筑仿佛一针强心剂——城市、建筑、艺术和每个人都在此相遇。
卷宗对话Chris Hardie
丹麦SHL建筑事务所和Perkins&Will全球事务所
董事、设计总监
W＊：请问最初是因为怎样的契机来到上海，为什么会选择定居在这里？
Chris Hardie
2011年之前我一直在伦敦办公，在加拿大负责哈利法克斯中央图书馆项目，同时参与中国的项目，当时在这几个地方之间来回飞行。以SHL在上海设立工作室为契机，我选择来这里定居。十多年过去了，SHL上海办公室团队人数近100人，大部分中国地区的项目都由这里的同事完成。所以上海不仅成为我的家，对于SHL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W＊：疫情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影响变得尤为突出，随着全球气候变化的加剧，也许人类未来还需要面对更多未知的病毒和瘟疫，在后疫情时代，您认为图书馆，或者说公共建筑的意涵是否发生了变化？
Chris Hardie
感觉很漫长是因为我们现在身处这个事件当中，但我个人认为疫情带来的任何影响都将是短暂的，特别是放到人类更长远的历史和未来中看。20世纪20年代，当西班牙流感几乎结束戏剧和表演行业时，人类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对娱乐和艺术的渴望突然消失了？但显然它只会加深我们的渴望。
尽管世界各地的图书馆都在疫情期间关闭了——在台风或其他危及我们安全的重大事件中也会关闭——图书馆本身仍然活跃，各类项目和活动都在网上进行。然而，拥有与社会建立联系的实体空间比人们想象的更加重要。交流是人类的天性。作为社会性动物，我们依赖于身体和精神的陪伴，渴望肢体接触，建立社会关系。作为建筑师，我们的工作是创造将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建筑，鼓励人们探索并解放自我，结识新朋友，成为团队的一员；当然也提供安静独处的空间。你可以与他人，与所在的城市以及自己产生联系。
W＊：对于图书馆这一建筑类型而言，您认为最重要的空间品质或者说衡量其优劣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图书馆是哪一座？
Chris Hardie
首先是良好的自然光塑造安静的空间氛围，我们偏爱南向和北向的自然光线，可以观看日落，也可以从清晨太阳中获得能量。我们希望提供从大到小，从公共到私人等多种类型的空间，也会花很多时间制作物理模型，检视空间的比例以及它给我们的感觉。最后我们希望空间可以鼓励发现和探索，那么工作人员就可以不断尝试，不断发展，空间也可以适应服务对象需求的变化。
我们在2015年完成的Dokk1最接近我个人体验感最好的图书馆。它将办公空间与交通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很先进，使其成为城市中的重要节点，而且它的形式和规模将访客与城市和过去港口的历史联系起来。
SHL设计的位于丹麦奥胡斯的Dokk1
卷宗对话林婧
丹麦SHL建筑事务所和Perkins&Will全球事务所
资深助理董事、资深项目建筑师
W＊：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当中来的？
林婧
我从2016年年初竞赛的第一天开始，全程参与了上图东馆项目。实际上六年来我的工作内容一直在发生变化。在项目前期，我和同事们花了大量时间和业主沟通，梳理各个空间的使用需求，并把它们一一落实在设计中。因为11.5万平米的图书馆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面积。
W＊：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挑战？从结构封顶到竣工验收整整过去了3年，能否展开说一下这三年的项目过程？
林婧
从2019年秋天的建筑结构封顶，到2022年秋天的正式开馆，这三年的施工进度一直是紧锣密鼓紧张有序。主要的项目过程包括：外立面幕墙施工，室内精装修施工，图书分拣和智能化系统施工，展陈和艺术品的设计与施工，阅读家具的选样定样和进场，数百万册的书籍上架，所有设备的运营调试，读者试运营等等。对于那么大规模的图书馆建筑来讲，即便没有疫情影响，要在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上述工作其实都是非常紧张的。
对于建筑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则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进度和造价预算内，做出最好的选择，尽可能地提高建筑品质。
W＊：如何看待图书馆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林婧
对我来说，图书馆是城市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图书馆可以看书，看展，看洋眼（上海俚语，意思是没有目的地随便看看），听音乐，听讲座，或者干脆什么也不做，放个空。总之，图书馆是介于家和工作之间的城市“第三空间”，而且它完全免费，没有门槛地面向所有市民。
上海图书馆东馆悬浮在树冠之上，轻盈地介入城市与自然空间
卷宗对话Dane Currey
UAP创意总监
W＊：您认为公共艺术品对于市民的日常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在当下，公共性的必要因为社会环境被逐步削弱，您认为艺术介入公共空间还有必要吗？如果人无法来到这里，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Dane Currey
我坚信公共艺术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概念的整合、呈现和最终交付的质量。如果一件作品可以促使观者沉思、唤起灵感，甚至挑战他的思维方式，那它无疑对其目标受众具有意义。在这个项目中，置身于申凡或徐冰的作品中是一种前所未有且强有力的体验，它鼓励人们进一步研究这些作品，了解它们的创作过程和灵感来源。总之，只有置身于这些艺术品之中才能感受到这些细微的情感变化。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在线研究工具的出现和使用的便利会降低人们去图书馆的频率，或许也因此认为世界级公共艺术项目的重要性受到影响。然而UAP的近期项目表明情况并非如此。比如在宁波新图书馆，我们发现一个充满文化气息的文学机构在历经时代和信息的变迁后，甚至变得更富有意义和受人们欢迎。人类生来就渴望与他人共处。虽然我们的生活方式有时会受到现代环境的限制，但人类总是渴望共同探索和发现，体验全新事物，了解他人故事。
W＊：请问您如何理解公共艺术与大型城市公共建筑之间的关系？该项目与常规展览有何不同？
Dane Currey
对于UAP而言，我们希望能够激发市政艺术的更多可能。上海图书馆东馆在建馆时即决定将公共艺术项目纳入整体设计的一部分，对于中国的大型市政建筑而言堪称一个里程碑。正是基于此，UAP才能充分了解图书馆的建筑和景观所创造的空间，并在适当的位置进行公共艺术的介入。当项目涉及到这种大规模的建筑时，不仅要确定艺术家在哪里创作，更要确定哪里不需要画蛇添足。了解如何适时放弃一个作品和在恰当的位置如何推进艺术创作同样重要。
在该项目中，我们侧重于讲述中国文学文化与历史以及上海的故事。此外，策划叙事与图书馆——与文字相关的机构特点紧密结合，很多作品都与文字及其承载方式有关。
W＊：请问是怎样的契机促成了UAP这次和上海图书馆东馆的合作？您如何理解和评价上海这座城市的公共性？
Dane Currey
首先，UAP会与馆方沟通，了解他们的愿景与期望。在此过程中，我们会从建筑和景观设计团队了解图书馆的整体设计，以便更好地理解项目需求，接下来会为项目制定专属的公共艺术策略，把控公共艺术项目初期的方向。
我们的亚洲办公室在上海已成立超过10年，所以对上海和上海市民非常熟悉和了解。此外，UAP始终坚持对市民的需求进行调研，明确公共艺术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团队应该如何满足甚至超越公众的期许，为他们提供超乎想象的艺术作品。
卷宗对话艺术家徐冰、申凡、刘文瑄
W＊：请问您接受该项目邀约的原因是什么？
徐冰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件作品使普通读者和观众对当代艺术有一个新的认识。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当代艺术比较难以看懂或理解，作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如果我通过我的作品能用比较谦和又美的东西，邀请观者进入，让大家在离开时能带走一些新的启发。
比如这个Bird，到底是中文或是英文？我希望也为来图书馆的人就艺术判断的支撑点，提供一些新的理解角度。其实掌握知识的同时，最终还是要反省知识与自然和人之间的互相关系。在打乱旧的知识序列之后，才能有一点创造的契机出现。希望借此作品，能潜移默化地为读者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启示。
艺术家徐冰在图书馆调整装置
申凡
生在上海，长在上海，能参与这个项目是我的荣幸。
刘文瑄
在我过往的创作中，纸张一直都是很核心的一种材料。从学生时代在纽约古根海姆美术馆打工，开始利用美术馆的门票做创作，到近年来我昵称为“捲捲”的纸雕塑系列以及水墨对话系列等等，探索各种不同的纸材质的可能性也成为我创作前进的动力之一。所以这次一开始UAP提到馆方希望以旧的图书卡片作为主要创作媒材时，我的创作神经一下子被打开了，在对作品已经有想象的情况下，自然也答应了这项邀约。
以旧的图书索引卡作为主要创作媒介，刘文瑄创作出《知识之塔》
W＊：请问您如何看待图书馆对于城市的价值，以及其在市民公共生活中起到的作用？（也可以分享一个您与图书馆之间的故事）
徐冰
应该说在今天手机几乎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随身携带着几个图书馆。随时补充和流动的信息，为人们获取知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而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都在一个平衡调节的定律中演变。所以说，实体图书馆在触屏阅读的今天，却变得尤为重要，它承载着人们文化情感，特别是对书籍的寄托。同时，在嘈杂的城市生活中，有一个文化与精神追求的栖身之地非常重要。由于我母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和图书馆工作，我从小便在书的环境中长大。由于那时太小，读不懂这些书，所以说最早进入我视野的是它的外表、字体的形式。这些早年的经验大大的影响了我日后的有关书籍、文字方面的视觉艺术创作。文字和书籍，除了它的阅读功能性部分之外还有其尊严性的部分。
申凡
没有图书馆的城市能称之为城市吗？图书馆是一座城市必备的公共设施。
刘文瑄
图书馆传统上是书籍借阅的场所，它似乎有一种承载知识的神圣性，但如今这种神圣性似乎已逐渐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这个场所作为公共场域所能扮演的生活包容性。这也是现今的图书馆除了书籍之外，往往藉由更多的活动安排，让知识转而成为一种媒介，场所的核心变成促进人们的交流。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转变，但很宝贵的是在转变的过程中人们仍然意识到历史的重要，因此提出将淘汰的图书卡新生为公共艺术，我认为这是承先启后最好的示范。
W＊：您认为本次在城市公共建筑内创作永久性艺术品的经历与过往的艺术实践相比有何特别之处？如何理解自己的创作和图书馆之间的关系？
徐冰
我认为公共艺术其实不好做，因为它在公共空间和公众的关系之间又加了一层关系，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公共空间。另外一点是公共艺术的不变性，无论人们的心情好坏或天气的阴晴变化，公共艺术都是不变且不可忽视的存在着，这就产生了一种不平等。我想这就是公共艺术需要避免的地方。
这个作品很有意思，它放在了一个很适合并且也很需要它的一个地方。随着光线的变化， 这些鸟好似有生命，颜色与透明度之间的变化十分丰富。另外有意思一点是这同时结合了我的两件作品，一是源自我早期创作《鸟飞了》，二是结合了“英文方块字”，842只“鸟”以不同书写方式自书页的左上角飞升而起。让读书的年轻人去思考文字、东西文化、中国传统书法及文化相关问题，更主要的是为固有的思维习惯注入新视角的反思。
徐冰创作的《鸟飞了》装置艺术中提出对文字进行重新思考，希望让读者们也可以打破固有思维，注入新的反思视角。
申凡
有限制性，或者按照流行的概念，可以说是更具挑战性。同时，也拓展了我的创作方法与形式，成为获取全新经验的途径。
抽象艺术，是一个抽取和留存的过程。此次项目，也有这种倾向。退隐文字，留下标点，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个观念。在图书馆项目中，我觉得应该是把所谓的作品也退隐掉，“张扬”的是内部的书籍文字。作品只是整个空间的一小部分而已，而我们只是做了一点有意思也好玩的事情。
申凡的艺术作品融于图书馆的地面，
隐去文字，只留下标点符号，
表达出关于信息的新解读
刘文瑄
相较我平常的创作，这次我思考的除了我个人之外，更多的似乎是图书卡上那一个个作者。我觉得那些名字代表一个个作者，就像我一样。作为一个作者你总是认真过日子，作品则是认真过日子所留下的痕迹。所以我这次最后的创作呈现的是像银河般的点点星空，也借由观众参与部分成为一种涂画，想让所有相关的生命都捲进这件作品之中。
采访、撰文：李里
摄影：RAWVISION studio、田方方、Chris Hardie
编辑：hanxi
部分图片由SHL、UAP、Kvadrat与艺术家提供
特别感谢盛佳与Olivia对内容的支持